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手中孙犁的《远道集》，是1984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的小开本。经过三十多年的辗转，到我的手中，还如新的一样。当时，它正挤在旧书店的角落里，因为开本的小，立在书架上，和其他的书比起来仿佛是营养不良。也正如此，让我在打量书架时，瞬间就“确认了眼神”。此时，正是午后，冬末春初的阳光在融化积雪，而这个以低矮平房为店铺的小书店，处在被城市忽略的角落，还未来得及拆迁。店中有一个用于取暖的火炉也多日未曾热过，门被帘子挡着，仅有的一扇小窗，不足以用来取光，灯也未开。书在架上，要凑近着才能看清。书脊上蓝色的“孙犁《远道集》百花文艺出版社”就是在暗淡中进入眼帘，并迅速伸手抽出。

十年前买了《孙犁全集》后，孙先生的单行本著作，除了《书衣文录》外，其他的基本就不再买了。但遇到百花社这套小开本“耕堂劫后十种”，免不了要破例。数年间，值得破例的缘分并不多，唯两三次而已。

书在手中，回去路上就随便翻翻，也翻出了一点感慨：以前书的设计，也是讲良心的，体现在方方面面。即以目录论，大标题下的小标题，也都一一列在目录中，以便查阅。然而放到现在，已是稀罕事；尤其在一些作家的文集、全集中，更是罕见。

拿到《远道集》后几日，接到通知，我被选派去驻村入户数日。这样的通知已经习以为常；收拾被褥，换洗衣服，带着《远道集》就出发了。过去一年，化用孙犁《住房的故事》中的句子来形容我在村中的生活，是贴切的：“我穿百巷住千家，每夜睡在别人家的炕上。我住过各式各样的房屋，交过各式各样的房东朋友。”于我，“穿百巷住千家”是夸张的，但穿十巷住百家，是有的，有住户记录为证。

以前看《远道集》时，没注意短短的一篇《火炉》。这回在村里重看，最先看的就是这一篇。无他因，看书时，我正围着火炉取暖，就着房东的昏黄灯光翻书。灯光映在三十多年前的纸页上，纸页愈发显得黄了，显得旧了。旧得如同孙犁用了三十多年的火炉，从“热情火炽的壮年”相伴着度过“衰年的严冬”。不论壮年还是衰年，不论是在大屋还是小屋，火炉都“放暖如故”，“小屋大暖，大屋小暖”。孙犁爱吃烤的食物，每天下午午睡起来，他就在上面烤两块馒头，然后慢慢咀嚼。火炉真是给了孙犁许多温暖。他在给贾平凹写信前，“先把炉子点着，然后给你写信”。

书中还有一篇《芸斋短简》，是一组书信，写信的对象多为基层作者，孙犁的写作不端架子，短简同样如此；信虽短，却都是经验之谈，饱含真心真情。他给江西都昌县文化馆王萍慧的信中写道：“写什么人物，首先是熟悉他，不能想当然，或者是首先确定应该如何写。”可能有人对此觉得仅仅只是正确的废话，不以为然，待走了弯路回头再看，可能又是另一番感悟了。我的经历，曾就是如此。

和《书衣文录》一样，晚年孙犁被人常提及的还有《芸斋小说》系列，《远道集》中仅收了五篇，我是翻来覆去地读。读得越多，想得也就越多。在作品的思想之外，越能感觉孙犁的用功之深，斟字酌句，对字句的锤炼，让我们看到了一位老作家对文字满怀敬畏的心。

在当年，近于足不出户的孙犁，就敏感地发现了文坛和创作中的种种弊病以及不良陋习，在《谈作家的修身之道》《文林谈屑》《小说杂谈》《芸斋琐谈》等文章中指了出来。孙犁谨小慎微，熟读史籍，对历代以文罹祸的教训更是心知肚明。他在《关于散文创作的答问》中就写及：文字是很敏感的东西，其涉及个人利害，他人利害，远远超过语言。作者执笔，不只考虑当前，而且考虑今后，不只考虑自己，而且考虑周围，困惑重重……即便如此，但对许多问题和看法，他依旧不吐不快。尤其是总题为《文林谈屑》的十一篇短文中提及的问题，在三十多年后看来，不仅依旧存在，部分甚有愈演愈烈之势。

写《远道集》中的文章时，孙犁七十岁，真是笔力苍劲。以前常见人以“冲淡为衣”来形容他的晚年文章。他的回忆、故乡、人生经历、梦里梦外……如元曲中的“枯藤老树”，在文字的春天里发新枝，吐新芽。

汪曾祺和王安忆

最近看王安忆的长篇新作《考工记》时，不知为什么会常想起汪曾祺。王安忆早在1987年就写过一篇《汪老讲故事》的，莫非就因为此？不仅因为此。

近五千字的《汪老讲故事》，是一个小说家在分析另一个小说家，从小说结构、故事、语言等一路展开。我在看王安忆有些作品时，也会出现王安忆读汪曾祺的那种感觉：“汪曾祺老的小说，可说是顶顶容易读的了。总是最最平凡的字眼，组成最最平凡的句子，说一件最最平凡的事情。轻轻松松带了读者走一条最最平坦顺利简直的道路，将人一径引入，人们立定了才发现：原来是这里。”

从王安忆分析汪曾祺作品来看，她是很懂汪曾祺的，在她看来，汪曾祺是“洞察秋毫便装了糊涂，风云激荡过后回复了平静，他已是世故到了天真的地步”。她在谈陆文夫、王蒙、莫言的时候，顺口就拿他们和汪曾祺做比较，汪曾祺如是参照。说明王安忆是常想到汪曾祺的，汪曾祺给她的印象也是很深的。在王安忆看来，汪曾祺是“比较民间”的，常“把最复杂的事物写得明白如话”。

王安忆从小就跟着保姆在家，保姆是扬州人，所以她“从小学会的不是普通话，不是上海话，是扬州话”。而汪曾祺是扬州高邮人。所以，王安忆读汪曾祺，尤其是汪曾祺写高邮的作品，其中的方言味儿肯定让王安忆倍感熟悉，肯定也很亲切。在多年后的一个谈话中，王安忆谈到了这个扬州保姆：我的那个保姆，她是扬州的乡下人，她却带给我一种地方色彩，就是扬州的风气，很浓烈的风气。

汪曾祺的许多作品，不就有着很浓烈的高邮风气吗？这个保姆，在王安忆家待过很多年，带王安忆，带王安忆弟弟，带王安忆姐姐的孩子……很难想象，王安忆在看汪曾祺带有浓郁高邮风气的作品时，会不会想到这个带她长大的保姆呢？汪曾祺小说里的一些人物的性格或形象，也许小时就曾听她的保姆聊天时讲起过？

汪曾祺的作品，王安忆基本都看过。所以，分析起汪曾祺的作品，尤其是小说，句句都说在点子上。她谈汪曾祺的小说结构：“汪曾祺貌似漫不经意，其实是很讲究以结构本身叙事的，不过却是不动声色，平易近人。”她也谈汪曾祺的小说语言：“汪曾祺讲故事的语言也颇为老实，他几乎从不概括，而尽是详详细细、认认真真地叙述过程，而且是很日常的过程。”“汪曾祺可将作者们不大看得起的字用得出神入化，这与他将字放在什么样的句子里，句子又放在什么样的段落里，段落再放在什么样的体裁里，大有关联。”当然，她也很注意汪曾祺讲过的故事：“汪曾祺老用最平凡的材料说一个不那么平凡甚至还相当要紧的故事，可谓大道不动干戈。真是大智若愚了。”王安忆的这些分析，一针见血，如白话，都能看得懂，或许会是让许多理论家汗颜。

十多年前，王安忆和张新颖有过几次谈话，并结集出版了《谈话录》，其中就汪曾祺专门谈了一节。谈话一开始，王安忆提到了汪曾祺给过她的三次教诲：第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初，他们一起领奖时，汪曾祺让王安忆要学习好的语言，一定要学习北方话；第二次是1987年在香港，汪曾祺说了“短篇最好，短篇就是把你必要说的话说出来，长篇是把你不必要说的话说出来”；第三次也是20世纪80年代，在金山国际会议上，汪曾祺听了王安忆发言稿里用了“聒噪”，便问王安忆“聒噪”的由来，追根溯源到了傅雷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

《谈话录》出版于2008年，也是在这一年十月，王安忆和爱人跑到高邮汪曾祺故居串门去了，回来后她写了一篇《去汪老家串门》，记录串门的过程。关于这次串门，时为高邮宣传部部长的张秋红在《一汪情深门庭暖》中也有比较详细的记录：2008年10月，作家王安忆夫妇也走进了高邮。不过他们是自由行，事先我们并不知道。但缘分就是这么巧，那天我正好在镇国寺接待上海《解放日报》的一行新闻界人士。在大殿里，上海的记者嘟囔了一句：刚才在山门见到的好像是王安忆。“怎么可能？她来会与我们联系的。”“好像不错哎。”于是我立即返回寻找，没找着，于是大家又都猜测可能是看错人了。哪知道，傍晚时分接到了汪老妹婿金家渝先生电话：“王安忆来了，你们见一下吧。”果真是王安忆，见面寒暄后，我说了下午的经历。王安忆说：“错过了，又来了，缘分。”关于这个细节，王安忆在她的随笔《去汪老家串门》里有描述。王安忆对高邮印象很好，她说原本打算在高邮逗留一天，但高邮的风土人情吸引人，花一元钱在“王氏纪念馆”里听说书，还免费提供茶水，感觉真是好。坐三轮车去汪老故居，三轮车夫一直送到故居门口，仿佛到自己的亲戚家，正如汪老作品中的人物，这座城有人情味，有温度。

王安忆有一篇小说《雨，沙沙沙》，算是她写作成人小说的开始，许多年后朱伟在《重读八十年代》一书中写王安忆，一开头就是：“王安忆第一篇给我印象深刻的小说是《雨，沙沙沙》，发表在1980年《北京文艺》上。”朱伟当时是《人民文学》的编辑，责编过汪曾祺的《故里三陈》等作品，他看到这篇作品后，马上就写信找王安忆约稿，王安忆寄去了《庸常之辈》。《雨，沙沙沙》不仅给朱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同样给汪曾祺的印象也很深。1992年3月，汪曾祺给上海作家姚育明寄来了“一张大信封”，里面有两张画，一张是给姚育明的，一张是请她转给王安忆的。在和张新颖的谈话中，王安忆提到过这幅画：“他就画了一窝小鸟，好像上面还有雨，就躲在树叶底下。”画的名字就叫《雨，沙沙沙》。

有一次，汪曾祺给王安忆寄一本书，却将签给他人的书错寄给王安忆了，然后汪曾祺就给王安忆“写了封信给我说你把你的书寄给某某人，第三人会把那本书再寄给你”——原来，三本书都寄错了。王安忆在和张新颖聊起这些时，汪先生已经走了十年了。

汪曾祺去世时，王安忆打了个唁电到汪先生的单位，内容中有“天上人间共此仙”。王安忆大概搞错了汪曾祺的单位是北京京剧院而不是中国京剧院，最终这封电报没有发到汪曾祺的家属手中。王安忆收到退回的电报时，忍不住感叹：“可是我觉得哪个京剧院都应该知道这个人啊……”

毕亮，1985年生，安徽桐城人。2004年到新疆至今。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发表作品多篇。获第四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散文奖。现居新疆伊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