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有几年，因为生了场不小的病，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医院。开始是固定在一家专科医院。后来身体略恢复，有些精气神，可以跑得动了，又奋力自学了些就医就诊常识，其中有教病人若是拿不准治疗方案或是确诊不了病情又或是对医院某诊断有怀疑或困惑，病人不妨多跑几家医院，多听不同建议这一条。我觉得这个说法大体是对的，对于渴望全面了解自己的病情却又往往所获甚少的病人来说，将不同医生的不同说法互为参照，从中判断、寻找自己觉得最为靠谱、最为信任的治疗，还真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虽然这是比固定跑一家医院看一个医生要多花费一点体力、财力以及智力的。

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市内几家大医院我都去过，并随着一次次繁复看诊而对各医院渐渐熟稔起来。我熟悉它们回廊的旋转通向，每个楼层的功能，挂号处哪个收费员手脚最为麻利(这样我便每次都到她那个窗口排队以便迅速一些)，甚至清洁工的职责分工(医院清洁工与他处略有不同，有些司职打扫，有些则专门收集医疗垃圾)。一进医院大门，我便产生一种熟门熟路的感觉，连一个门墩也可快速绕过。我穿行在医院各处，挂号、候诊、看诊、缴费，以及取药。每个医院每个部门的规定都有细微的不同。初初进去的人往往要懵。他们慌手慌脚，四处找人打听这咨询那，身体本身就病得厉害，脑子还要为这些病之外的事情操心，也是没有办法。但是我因为去得多了，就几乎没有这些问题的困扰。这是成为医院常客的一个好处。

最为熟悉的，还是医院的候诊区。为了能进到医生看诊的那间小屋，有时得在候诊区待上一上午。逢到挂号稍晚或春节过后的看病高峰，在候诊区待的时间则更长。上午走一趟，下午再跑一趟的事也是有的。有一次早晨十一点半才轮到，我的号是89号，也就是说，这个医生一早上几乎要看一百个病人。如果她全天坐诊，她至少要看两百个病人，光是开化验单写方子也是要很紧凑啊。我被这庞大的数字与工作量吓着了。于是对于在候诊区坐得再久也并没有什么怨言——好歹我还是轮得上的。好歹我也无需像那些从县乡来看病的人，他们因为舍不得再花钱添置各种日常必需品而往往拖带着方便面、水桶、暖瓶等，坪里轰隆一大堆。我看惯了他们愁眉苦脸地在候诊区等待的样子，两相对比之下，觉得自己简直是幸运的。因此每次我几乎都是无怨无悔地在候诊区坐着，等再久也没有什么忧愁与不耐。

在契诃夫的作品或是另外一些古老小说里，总是出现“候诊室”的字眼，洁白的墙面，来苏水味弥漫，以及三两个静寂的为病所苦的人。然而我发现，在我所去的这些医院，“室”是不存在的。候诊的人太多了，一室一屋不可能盛得下。于是候诊处多为一个敞开的区域， 有大有小。大者颇壮观，有一次我从医院二楼俯瞰下面一个大的候诊区，乌泱泱几百号人头，乌泱泱一片嗡嗡嗡的声音翻上来，与自由市场没有两样。稍小的候诊区，则多设在专科病室外，神经科、骨科，或是中医科，几条经得起各种摔打的椅子前，是小小的LED屏，上面滚动着病人号码及要去的医室房间号。病人歪在椅子上，家属则都撑着脖子痴盯屏幕，生怕一个不留神就错过了。

椅子可称“一位难求”，永远不够坐。大约要到上午十一点或是下午四点半以后，才有空位像积雪化开一样渐渐露出。其他时间则往往是一堆人安静坐着，周围的地面则是另外一堆人坐着，上面铺了报纸、塑料纸，有的把只鞋脱下当垫子。还有一屁股坐地的，并不顾忌脏。有后来者偶然看见人缝里竟然有张空椅子，他心生暗喜，不带表情不惊动他人地悄悄走去，然后一屁股坐上。却听“哗”一声，他摔了个空，要不是手撑着椅边的扶杠还不知会摔成怎样呢。原来那是一张千锤百炼之后、已经被人坐塌了的坏椅子。不然哪里还能够空出来。周围人被惊动了，为他的摔姿暗暗发笑，心内却也理解，又庆幸自己早早得到一个位置。又有早到的女人会拿包或用腿为自己的家人占住一个位置，但当她看见病恹恹的人来到面前时，往往也会把包悄悄拿起，或是暗中缩回自己的腿——谁都会有不忍。在候诊区，恻隐之心就这样很容易生起。而“势利”这一种东西我见的比在外间见到的要少得多。

二

为了能够顺利坐到这样一个候诊区，前面其实要做许多事。准备头天就开始了。医保卡、就诊卡、病历、摄光片，还有足够的钱，都要事先装好，免得第二天慌手慌脚遗漏某样。闹铃是必需的，医院七点半开始挂号，实际上早晨五点就有人排队了。都是为了挂到一个专家号的人。出门时候天总是灰蒙的，拉开的士车门，油条包子的气味扑出来，还没有开始第一单生意，司机正在慢吞吞早点。“去一附院。”这样简短地说。司机迅速点一个头，把装着半拉包子的塑料袋放到一边。这么早打车的人，除了旅行，就只有去医院的。双方都无心多言。车内气氛寂寥。车窗外，路人寥落，白天大兴土木的那些城市改造处，现在左一坑洼右一篷布、前一水泥堆后一脚手架地袒露着，像正在做手术、却又被医生临时撂在手术台上的病人，看了令人沮丧。

到了医院，立即去往挂号。秩序倒是比别处都好，况且一些大医院还有穿制服、戴了袖章的保安在维持。一家若是来了两人，多半分站两个队列，这样谁先轮到，做个手势，另一个就撤——都是为了保证时间的有效和高效而想出来的办法。专家号往往很快就“售罄”，窗口扩音器便会有一个经放大之后已变得尖锐、犀利的声音来问，“副主任号要不要？还是要普通号？”给窗外的人思考选择的时间往往只不过两三秒，因为他再迟延，后面排队的人就会发出催促的声音。“专家号26元，副主任号15元，普通9元”。他瞥一眼窗口醒目贴着的价目表，“要副主任号吧。”迟疑却又快速地说出，把钱递进去。快速是受不了后面的催逼，迟疑则是把不准会分配给他怎样一个“副主任”。

一张薄滑的小纸片，随着就诊卡、医保卡及找零递了出来。三厘米见方，比水果糖也大不了多少。上面有患者名字与号码，又印着医生名字与房间，边走边看了又看，揣兜里怕弄破，捏手上怕丢，细心的人便会把它夹到钱包里，心里牢记着上面印的号码。号这样才算拿到了。

拿号是看诊关键的一环。要安心坐到候诊区，就得有号。号有着临时身份证的意味——疾病是种在大多数时候都秘而不宣的、特殊的身份。“我是一个演员”“我是一个作家”“我是教育局领导”……当人们在大庭广众之下如此宣称自己的身份，总是带着自豪甚至炫耀。身份自带光环。而“病者”这一身份，自带了消音、消色功能。病者忧心忡忡地隐于人群当中，几乎是小心地看护着、隔绝着自己的身份，无心或羞于示人。

只有在医院，在候诊区，你手捏一个小纸片，这个身份才得以堂而皇之地亮出来。你我都是疾病的子民，你我都是默契的同类。

三

候诊区这个地方，有点公交站台的意味。彼此目的都是同一方向，彼此又是陌生人。乱虽乱，却又按照某种看不见的流程在走。坐着的，看见有人捏了号去推医生的门，便羡慕地看几眼，心内推算还要多久方轮到自己。也不时有人不耐，起身去到医生紧闭的门扉前，轻到几乎没有地推开一条缝，多半是只瞥见到一件白大褂，为几个人所围。并没有什么进展。只得又匆匆退回来。

剩下可做的事，除了打盹，刷手机，想心思，便是陌生者之间的交谈。

除了车站与机场，医院应该是城市人口密度最大的地方之一。但是在机场与车站仿佛更容易偶遇熟人些。我就曾经在机场碰到过两次朋友。那样一种浅淡的惊喜与推着手推车各赶各路的匆忙，令人觉得意外且这意外透出种生活的丰富。而我去了无数次医院，长时间地坐在候诊区一动不动，却从来没有碰见过一个熟人。有时我对此感到奇怪，有时我甚至希望能够碰上一两个，跟他们打个招呼然后转身分手各看各的病也好啊。然而，从来没有过。难道熟人里只有我一人生病吗？这样想便有些异类的孤独。但在这个地方，陌生人这个概念似乎又是不存在的。不要三句话，大家就可以聊得非常开了。主题当然是病。较小的候诊区，大家得的几乎是同样的病。同个器官，同种治疗程序，服用同样的药，甚至聊着聊着会发现是同一个主治医师。这时简直就有点彼此是师兄弟、师姐妹的感觉。可聊的就太多了。多到非常专业非常琐细的程度。不要吃发物、不要骑车、不要熬夜……寻常看来极易忽视的东西，在这里彼此传授时却郑而重之。新得此病的人，只要不吝向身边的资深病友请教，他所获得的常识及禁忌，并不一定会比从医生那里得到的少。若是一个好学之人，在如此聊过之后，进到医生办公室，几乎就可以和医生对话而不是只听医生一人说道了。即使较大的候诊区，彼此病种、病态都不同，但只要认真听，依然可以快速了解到诸多医学常识及各样病理特征，又听到无数医学名词：并发症、交叉感染，又或是纤维瘤、缺血性血管病、尿流导引……这些名词，一方面令人深感疾病的高深莫测，我们寻常对于自己身体的那些了解简直就是盲人摸象一般；另一方面就更是令人感到了医院以及医生那种有如工兵之于地雷般的存在的不可或缺。

又有一个聊得多的话题是药价与治疗费用。县乡来的人会比较这里与县里的价格差异，住过院的则彼此打探，国家出多少，个人又要花多少。男性很容易就开始宏观，他们探讨医改成败、医风医德，女性之间则会问得更细致，诸如医院食堂贵否好吃否，若是找人护理护理费该怎样算。又有俭省惯了的老人，听了某药价或是某化验费的昂贵，表面不作声，心里先就想起了主意：若是医生也要给开同样的药或同样的化验，该如何辞拒或是尝试换便宜些的方。这类话题无一例外地用“真贵啊”“快要看不起病了”作结。然而也就是如此叹一回。更令人思虑的，还是疾病本身。

四

若是你在候诊区看见一个神情若有所思的人，那个人也许是别人，但也许就是我。我想我是病得太久，有些寂寞了。我竟然断断续续地写起多年未写的诗歌来。我感到“诗歌”这一体裁竟然与候诊区十分匹配。病令我触到生命某些平时隐而不显的深邃层面，亦知道为什么死与生只隔了层牛奶皮似的薄膜，用筷子一挑就可掀开。我见到许多病如猛虎来袭然而他们并不忌惮、总是乐观迎上的人，他们坚强的样子总是激励我；也见到不少为病所苦所忧、因而于自身疾病之外又添一样“抑郁症”或“躁狂症”的人，我眼见着他们一步步迈向深渊的命运却毫无作为。这些人如一面面镜子，每一面都令我内在的情感变得更为激荡或更为忧愁。因为病着，体力精力都还是欠缺，加之医生护士也有可能随时召唤，也就写不了太长的文字。然而所遇见的这一切对于我，又是那么富有冲击力，情感积攒的迅速、情感的力度都远比在寻常生活及舒适的家中来得要强大有力得多。我积郁太多，必得为自己寻找一个出口，于是随时写几行分行文字于我便非常合适。当然那也许并不能够算正宗的诗歌，我写得太急促，文字也不如平时那样讲究。但是这并不要紧。在那时，我写下不是为了给别人看。我只是需要写。

我在手机上下了一个叫“锤子便签”的app，类似于word，可以储存、修改文字，条纹的页面本身也很清爽。当人内在有一股“写”的动力时，写作工具的好坏，写作环境的优劣，甚至写好之后有没有人看了叫好之类的事情，都统统不存在了。“锤子便签”成了我心灵临时告解之所。即使它只是个虚拟的软件。

我采取的方法类似于“人物速写”。写的几乎都是在候诊区遇见的形形色色的人：瘦得像非洲难民的老人，因为无法忍耐因而看上去是在毫无禁忌地咳着；苍白到比纸还白的孩子，不过四五岁，蜷在父亲的怀里，安静只是因为他没有力气不安静；也有声如洪钟的生意人，趴在长椅上（大约是生了痔疮或是前列腺的病），还在令人难以置信地打着漫长的电话谈价格或品牌。又有蒙了头巾，显得眼睛更大，一望而知是化疗之后脱光了头发的女子，在她的眼眸深处你能看到昔日美丽留下的独属女性的矜持，以及未曾发出却分明存在的“又能怎样呢”的叹息。如果他们无意之中传达给我一些特别的、与生命或死亡有关的讯息，一些如塞林格所言“既有爱也有污秽凄苦”的细节，一些并不美丽，甚至称得上绝望的哀愁……所有这些又像气流一样在我胸腔的“太平洋”上空盘旋低飞，我便急急打开我的锤子便签。

有一首叫《风骤起》。是在候诊区，一个男人蜡黄的头搭了块破毛巾，枕在他媳妇的腿上，身旁是一个被子包袱与一些简单日用品，日用品上面两三只香蕉已经发黑了，流着黏液和糖丝，也没有扔掉，也许一会还要吃。他们两人占了张三人长椅，边上也没有谁有异议。显然正在等待一张ct片结果的他们，已经花了太多的钱，不想再花钱住旅社了。不知为何，他们两人组成的是很大一块体积，这体积却安静极了，静得像一种消音装置，可以把整个候诊区的声音涂抹一尽。在他们的对面，我凝视他们再三，确定这“静”是来自于他们面部的一种表情。在这异地他乡，在这神鬼莫测的病中，他们脸上有种已经抗争却有点无用、已经打算放弃却又心有不甘的表情，有种一生也许只此一次的表情，有种叫做“听天由命”的表情。

为那表情所惊心，在他们的对面，已经没有座位，我依着墙根，拿出手机写：

秋风起，他们没有任何交谈

没有感觉冷，没有感觉不冷

没有哀怨，没有不哀怨

窗外病恹恹的冬青树丛一动不动

他媳妇一动不动

他也一动不动

一切的雄心、一切的坚强

都吹走了

他们组成一尊有着漫长无边的沉思的雕塑

又有一首是《来自吉安县的小个子女人》。是我在中医科门前的候诊区遇到的。小个子，40岁左右，绝不会超过45岁。穿套花色睡衣，斜倚门框站着。她的头拿块毛巾包裹了，即使包了也看得出是没有头发的。一直看人，又似乎一直在寻找什么。看见有人捏了医生开的中药方子出来，她总要迎上去，大姐，我在打化疗。吃中药有没有用？大姐，你这方子治乳腺癌吗？抄给我行吗？她逢人就聊几句。聊几句又要返回门框好倚着歇息一会。显然是正住院，恰逢无治疗，便到候诊区来看看人透透气。

我看着她。她的眼睛是倦的，却又不甘；身上几乎没有肉，肉都供养给肿瘤细胞了。她的声音有点起伏不定，絮叨中流露出一种担心无人愿听的自卑。这使她看上去介于正常与癫狂之间。扫地的清洁工走过，她俩聊着天。“丈夫是小包工头，生意走不开，况且，可能已经麻木了。我32岁得这个病，又复发，现在都第三次手术了……”她有点掏心掏肺地把患病史与家世说给眼前这个握了笤帚、年龄差不太多的女人听。她自己也知道，她得的是乳癌中最凶险的一种。扫地女工则世故地看看四周又看看她，道，这样啊。你去庙里求求菩萨……

“我去求了！我怎么会不求？！”

她的声音高起来，又低下去

仿佛知道，这抵拒的声音，既不能被神听见

也不能被死听见…

仿佛知道，不过是旅程越来越短，越来越被收回

不过是如此。

“不过是如此。”我写道，无力再抬起头。我仿佛看见，一个叫做“苦难”的神，分出了万千化身，在人世间四处逡巡。在医院，在候诊区，它们积聚更多，甚至可说最多。肉身之痛，心灵之苦，以及经济、人情之拮据与紧张，精神在此多重高压下产生的变异与分裂……都是苦难们一言难尽的影子化身。这神也许只是恶狠狠踹了我一脚，对她却是以大棒击之头顶或心胸，令她了然此生或许已无多，令绝望同希望一样强烈地在她小个子身体里风狂雨骤，电闪雷鸣，却从来无人知晓。

神啊，我知道你从无恶意，那么你何不心生怜悯呢？你把这候诊区变成了一方名副其实的“苦地”。

五

然而，在见证太多肉身的苦痛与灵魂的不宁之后，我并不忌惮待在这里，我甚至有时在头一天就有种欣然前往的愿望。的确，苦难在“苦地”游荡，在一个个无名者身上，它们直观地显现自己的深度与威慑力。它们抓获大把人质，极尽凌虐与欺榨，并最终有可能还是不饶过他或她。但是，苦难却也同样锤炼勇士与禅者，苦在这些“人质”身上被绕指柔般转化，化为“没什么了不起”的内心宁静与淡然。化为令人欣悦、令人勇敢的人性微光。我所不忌惮、甚至所欣然向往于医院及候诊区的，正是缘于这一切带给我在它地不可能获得的力量。为这力量所加持，我虽为病缠缚日久，内心却并不被它伤害。《为一位江西东乡市老者而作》，正是我在“苦地”带一抹明亮之色的收获。

一个来自江西东乡的老人，在同一个候诊区，几乎同样的早晨八点光景，至少有四次，我遇见他。他需要搭乘早晨四点的火车来医院治疗，方可在下午返回家中而无需在南昌滞留一夜。他那样高瘦，腿长如鹤，他的外形就注定了他仿佛是要不歇奔波与流转的。在医生到达之前，他总是与我闲聊几句，音低低的，语调令人舒服的平和、谦逊——要知道，在医院这个地方，我听了多少语带焦虑与忧愁的声音啊。像冒火一样的声音。像呜咽一样的声音。像被劫匪威逼时不知所措的声音。有时候连我自己的声音也不知觉间就会变成这样。他却是恒定的。几乎不变的。是清早四点钟的晨露洗涤过了吗？还是心灵的质地天生纯净？后来我不再去那块候诊区，想必他也结束了六个礼拜的周期性化疗。我们无意互通姓名，无此心力亦无兴趣。列车上、旅馆大厅里，邂逅的人有可能互生好感，有可能优雅互留日后的交流方式。而在候诊区滞留的人，就像难民滞留某个中转地，骨子里是希望越早脱离此地越好，脱离时不带一丝痕迹越好。所有人，所有家属都想快速离开，永不再回来。

然而后来我有时会想念这个老者。对疾病的悲观，对未来的渺然，时时会纠缠一个病者。这也是苦地之苦之一。我用对这个老者的想念激励自己。就像用一首歌曲一首诗或是朋友的某次问候激励一样。这激励是极为短暂的，却告诉我另外一个事实：每人内心都有一座能量库在冷藏。每次激励有如每次唤醒或化冻。力量来自内心，只不过有时需要外来的媒介。

我将对他的了解、对他的情感，都写进了这首诗里。唯一一首写于家中而非医院那嘈杂候诊区的诗。

《为一位江西东乡老者而作》：

每周四早晨4:17分，你独自从江西东乡搭乘火车

5:41分到达南昌 那时天尚未明

你坐2路公交车，再在人民广场转10路

到达第一附属医院

这时天已经光了，天光照着

你手里简易的环保袋，里面装的鼓鼓囊囊

有干粮、雨伞、保温杯，以及药品

你做完化疗，搭乘下午13:39的车返回

“3点不到我就到东乡了。

老太婆瘫在床上，我还来得及照顾她……”

东乡的夕照是怎样的，能否照见你的环保袋

里面除了雨伞、保温杯，

还增加了东乡车站旁边菜市所购的一把菠菜

聊到这一切，你始终都挺满意

满意于完美的、仿佛为你设计的列车往返时刻

满意于总是第一个到达医院，第一个治疗

满意于回家有一个老太婆可以照应

满意于病，并没有继续恶化

满意于生活，就像列车，继续运行……

后来有一阵我没有遇到你

后来我总是想起你

—是这样的，命运让人偶然相遇，却必然留下寓意

我想为你，也是为我自己写下点什么

可我什么也写不下来

我能说的就是，当西西弗推着石头上下的时候

并不像他人所理解的，是在服漫长无边的苦役。

我想说的就是，

一位江西东乡的西西弗，他欣然于他命运的表情，

曾被我看见

在深广的生活面前，大段抄录、引用他人的语句来解释、证明正发生着的生活，是毫无必要的。生活本身比警句更震动人心；生活本身也比所谓金句要更闪闪发光。生活将“诗歌”与“诗意”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方式托到了我们面前——即使疾病，也有诗意的密度待挖掘。即使肿瘤细胞，也可以尽情领略其凹凸不平的丑陋以求与之和平共处。这一位江西东乡的老者，当他出现在候诊区，他与人平静交谈，谈他的病，谈他平凡之极而又惊心动魄的生活，都令我想起年轻起就热爱的加缪所描写的不朽的西西弗形象。这个老者，他对生活苦难的深重隐忍，他对癌疾的无所畏惧，以及他对妻子那微细到一把蔬菜的爱意，只有用“西西弗”这一形象来指代才是准确的。

我将我遇见了一个西西弗这件事记录进这首诗歌。这是我生命里苦中含甘的收获。而且，我知道，候诊区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一个穿不同衣服、怀不同心思、看似微小然而在他们的个人生活中以及在对他人可能产生的影响中都极为重要的西西弗。

我知道，西西弗是随处都可能有的。 

王晓莉，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协会员，中国评协会员。现居南昌。出版有个人散文集《双鱼》《红尘笔记》《笨拙的土豆》，合集《怀揣植物的人》《当代先锋散文十家》等。曾获华文最佳散文奖、谷雨文学奖等奖项。作品入选《21世纪散文典藏2000—2010》《21世纪2005年度散文选》《21世纪2006年度散文选》《2006中国散文年选》《新世纪散文选》《散文2014精选集》《散文2015精选集》等近百种国家级选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