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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杰伊·瓦伊达

波兰，身份之惑

20世纪50年代中期，“波兰电影学派”开始在国际上崭露头角。波兰政治解冻和一系列政治题材、战争题材电影的出现，是重要的两个推动因素。其中，代表性的人物和电影作品有安杰伊·瓦伊达的《下水道》（1956）和《灰烬与钻石》（1958），安杰伊·蒙克的《英雄》（1957），斯坦奇斯瓦夫·罗泽维奇的《出生证明》（1961）等等。

波兰影评人安杰伊·魏内尔在《安杰伊与波兰电影》一文中写到：“如果要推举一位描述波兰20世纪后半叶文化生活的重要电影导演，答案只有一个：安杰伊·瓦伊达。”《一代人》《下水道》和《钻石与灰烬》被称为安杰伊·瓦伊达的“战争三部曲”，这是他在20世纪50年代代表作。战争三部曲奠定了他在当代波兰电影中的地位。安杰伊·瓦伊达的电影有多个棱面，有两个词最能精准地概括他的电影特征：灰烬与钻石。一方面，瓦伊达的电影里总会出现荒败、废墟与战争场景，是为“灰烬”；另一方面，他又以抒情主义来质疑和追问各种问题，这又为其电影增添了思想光辉，是为“钻石”。他的电影既像身体，又像灵魂；既描绘生活，又不轻视苦难。瓦伊达的电影有很多元素，国家理性与个人悲剧构造出其电影主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华沙起义、艺术流亡……这些元素掺杂在一起，加上波兰人与犹太人身份、波兰与德国和苏俄的政治纠葛，这些都为其电影增添了多重维度。

波兰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它毗连欧洲和亚洲，它的左邻德国和右舍俄罗斯，不时地为其制造麻烦。波兰历史与俄罗斯有着说不清的恩怨关系，1940年的卡廷惨案和1944年的华沙起义构成了几个历史瞬间，波兰的身份也一直在大国之间摇摆。波兰诗人密茨凯维奇用“狼与狗”来比喻这两个国家：狼在雪地里游荡，狗则毛皮油亮又密又长。

波兰的身份到底是怎样的？诗人米沃什感受到了苏俄、德国、波兰的身份间性，他身上有着来自亚洲和欧洲的文化分裂，也有着来自祖国和流亡者的身份分裂。他在诗歌里写到：“我感到自己是这样一个人，他有足够的自由活动空间，但身后仍然拖着一条长链，把他钉在一个地方。”波兰就是一根长长的拖链。波兰的这种身份也在不同的电影里有所展现。流亡与离散，身份与困惑，电影在政治与艺术间摇摆，也构成了电影的表达主题。瓦伊达在电影《灰烬与钻石》里，借助主人公之口表达了这种困惑：“在波兰战斗，带着你的历史你能去哪？这个国家所有的大门都向你紧闭了，除了一个，那就是监狱的门。”虽然故事背景是二战结束时，德国战败，但是波兰并没有获得真正和平：各方势力汹涌暗流，复仇与暗杀不时上演。电影开始，水泥厂的两个工人斯莫拉斯科和戈利克就被枪杀了。他俩都是不到20岁的小伙子，一周前从德国强迫劳动集中营回来，回来就迎接了自己的死亡。电影将这一段戏放在了最开头，被追杀者闯入教堂，马契克将其枪杀。死者倒在了教堂门口，杀人者看见了圣母玛利亚，然后恐慌地逃跑。马契克为杀害无辜者而感到深深内疚，他去酒吧找到克里斯蒂娜，克里斯蒂娜唱到：“你看到山顶上的废墟了吗？你的敌人像老鼠一样多且长，你必须抓住他，把他赶下悬崖，一旦他们逃走了，带着觉醒，永远为了自由而战……可是逝去的岁月会保留痕迹……因为波兰人的鲜血更红。”

《灰烬与钻石》电影海报

黑暗与勇气

“因为波兰人的鲜血更红。”《灰烬与钻石》里的这句歌词，成了瓦伊达电影里政治与浪漫主义最好的诠释。电影结束的时候，官员们继续歌舞升平，纸醉金迷。茫茫夜色里，马契克找到他曾经的上级斯祖卡，斯祖卡最终被马契克杀死。当初，斯祖卡像父亲一样，他就这样倒在马契克怀中。而马契克和克里斯蒂娜的命运，也听由战争的最后安排。酒吧里的舞蹈把记忆从废墟里捞出，梦境就堆在镜中。波兰的战场已经沉寂，马契克淌着鲜血，他蜷缩在垃圾地里，四肢痉挛，抱头哭泣。远处，火车的轨道划过。他心爱的克里斯蒂娜，此时脸上挂着泪滴，在舞场里不情愿地陪另一个人跳舞。马契克是英雄还是混混，这个问题瓦伊达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战争中人的身份含混，在波兰诗人密茨凯维奇的《他一半是犹太人》中已经点明了：“他一半是犹太人，一半是波兰人；一半是平民百姓，一半是军人。但他是个十足的坏小子。”男主人公马契克总是戴着一副墨镜，他的女友问他：你为什么老是戴一副深色墨镜？马契克回答：“一份我对祖国不求回报的纪念品——其实没什么，我在起义的时候，在下水道里待的时间太长了。”

瓦伊达对马契克的书写，是一种反英雄式的书写。导演打破了创作条规，没用标语和口号去描写英雄，而是将其视为有血有肉有私心的人，加上他的身上有着年轻人的冲动与理想，也有着法式青年的冒进与危险。很明显，安杰伊·瓦伊达不全从社会主义写实主义的需要出发，而是从新现实主义视角出发，打破了禁忌。马契克们的彷徨、忧郁以及动摇，挑战了传统英雄电影的正统观念。马契克的含混身份，在安杰伊·瓦伊达的“战争三部曲”的另一部电影《一代人》中也有呈现。《一代人》开始，三个在贫民窟长大的青年扒窃火车偷煤，其中一个被枪杀。电影主人公斯坦奇斯劳·马泽被枪打中了。这个时候，长辈们告诉他：“你会吞一颗子弹，不知道怎么吞或者为什么吞。”

评论家认为，《一代人》中男主角的行为很出格。男主角作为波兰共产党人，既和德国纳粹作斗争，又与自己内部派系斗争。斯坦奇是个带着法国新浪潮时代特征的青年。他做了木工，电影用这样的台词描述年轻工人的境遇：“一扇门12慈罗提（波兰货币单位），一天只得到6慈罗提。工作8个小时，实际得到一个小时工资。现在我们连这些也得不到了，只能偷。”工人想加入战斗和起义，但是又不想失去工作。电影借老人克朗之口，拷问斯坦奇：“告诉我，没有工作人们怎样生活？”多洛塔是一名勇敢的女斗士，她带领众人宣誓：“我，波兰人民反法西斯的儿子，在这里宣誓，用我全部的力量，为我们祖国的自由和我们的人民解放斗争。”年轻革命者之间的爱情颇为动人。电影里，男主角斯坦奇和多洛塔在谈恋爱。“多洛塔，她用小册子和枪供应我们。我对于她的致敬和我想抚摸她头发的想法发生碰撞。我逐渐不再把她当成我的政治导师，我头脑里越来越多是她的名字。”电影的魅力在于，在正义之外，进行情感的发问，同时拷问现实。电影在自由与恐惧之间发出了疑问。大街上到处是被吊死在电线杆上的无辜工人，这个时候要不要加入工人斗争成为问题。来自年轻人的回答也更加现实：“我不能让人把我老爸解雇了，如果加入，他就得饿死了。”电影中，犹太人起义了。男主角跟随众人上了一辆卡车，车上的鹅被一只只抛下来。加西奥站在一个圆形楼梯上，纵身跳下来。

安杰伊·瓦伊达的电影中，男性们作为朋友，总是在政治辩论的氛围中出现。对待主角，瓦伊达采取了双重处理方式：一方面，赞扬波兰青年的革命热血精神和骨子里的正义感，另一方面又不忘呈现人性的复杂幽微，不忘展现人的脆弱、动摇与困惑。所以，其电影中的人物更像是性情中人，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塔杜施先生》和《卡廷惨案》中亲俄派耶尔齐的自杀事件，都是此例。波兰学者安娜·梅斯阿克在《勿须东视：安杰伊·瓦伊达当代历史题材影片中的民族情节》一文中指出，瓦伊达用艺术和怀旧的方式，重新认识近代史上的波兰问题。战争、废墟、情感、流亡与离散，安杰伊·瓦伊达用“战争三部曲”重塑了常识认知范畴之外的社会主义者形象。其历史片也延续了波兰民众对于波兰历史的主流价值观，但是对其电影中弥漫着爱国主义情绪、对俄罗斯的刻板印象以及导演的荣耀历史观等问题，也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