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歌

二〇〇二年，我在韩国釜山大学做交换教授，常常进进出出学校边上的几家小书店。这有点奇怪，我不懂韩文，逛书店是不是装模作样？虽然不免心虚，还是去过不少次。大概是出于习惯，更因为上课之外的空闲时间很多，这也是一种消磨方式。一天傍晚，在角落里发现一本英文书，厚厚的《布罗茨基英语诗集》，眼睛一热：在一大堆看不懂的书籍中间，找到能够阅读的文字，像看见了亲人；不是母语也一点不减少亲切，因为是布罗茨基啊。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读大学的时候，宿舍隔壁一个同学，张口闭口布罗茨基，滔滔不绝，我们干脆送他一个绰号，就叫布罗茨基。也有人心生嫉妒，又不是他一个人喜欢布罗茨基，凭什么就他赢得了这个名字。

我看看书价，犹豫来犹豫去，忍心决定不买，又暗自检讨小气。站在书店里，翻到简单的一首，A Song，默记下来，然后赶紧走回研究室，拿张纸写出。那天晚上，我想把这首诗翻译出来，可是试过几次，都觉得不对。以后几天反复试译，读读译出来的中文，声音，语气，韵律，总是不对头。不得已，只好放弃。

二〇〇八年夏天，到圣彼得堡大学开会，东方系楼下有个小花园，会前会后，会议间歇，三四天时间里都会到这里放松一下，坐一会儿，抽支烟。小花园树木掩映，四周散落很多雕像，其中我感兴趣的是，诗人勃洛克，在一个角落，那么瘦瘦长长地立着；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的头像，竖在草地边上；阿赫玛托娃在树下，双臂交叉胸前，神情是忧郁，还是别的什么？说不清楚；而印象最强烈的，是布罗茨基的青铜雕像。

那是一颗头颅，放在一个破旧的旅行箱之上。

雕像就坐落在小花园一角，粗糙的水泥地，周围不是草、树和花。诗人的流亡生涯和颠簸命运一下子就凸现出来。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旧居也注意到一只旅行箱，但比起来，那只真实的旅行箱比这个青铜雕塑的破旧旅行箱，似乎要好一些。布罗茨基有一张照片，那是一九七二年六月四日他离开列宁格勒飞往维也纳，开始流亡生涯之时拍的，照片上他双腿分开，骑坐在旅行箱上。这座青铜雕像让我想起这张照片，但雕像去掉他的身体，旅行箱上只有一颗头颅，更有表现力。

而且这座雕像很小，又是直接放在平地上，你要蹲下身来，才能和它合影。

我拍照片的时候想起没有翻译出来的A Song。

二〇一五年秋天在波士顿市郊宋明炜家里，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送我，正是《布罗茨基英语诗集》（Joseph Brodsky, Collected Poems in English,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2），和我十多年前在韩国小书店见过的版本一样。多年来，明炜断断续续送过我不少英文书，埃德蒙•威尔逊的评论，波拉尼奥的小说，曾经在明炜任教的韦尔斯利学院教过几年书的纳博科夫的残稿——写在卡片上，编排影印成书。这些，我都喜欢；一下子触动我记忆的，却是《布罗茨基英语诗集》，曾经的眼睛一热，几乎重复了一遍。前几天，就是二〇一七年最后一天，在微信朋友圈不出意外的辞旧迎新应景图文中，意外看到梁永安老师写他的心情，其中引用了几句翻译的布罗茨基诗。我马上把原诗A Song拍照，发给梁老师。

发完之后，忽然想，也许今天我可以翻译出来？再一次尝试，似乎找到了声音和语气，很快写出译稿；又发给朋友，征询意见，这儿改一个词那儿变一个韵，与一首字面简单的诗度过岁末。

第二天，元旦，下午我去思南书局。这个只有三十平米的概念店，是个“快闪店”，只存在六十天，每天邀请一位作家驻店和读者交流。我被安排在新年第一天，却已经是倒计时的最后阶段，倒数第三天。当天活动的主持人充满好意，把重点放在我刚出的诗集《在词语中间》上，其中一个环节，要我朗诵新书中的诗。当众朗诵自己的诗，对于我这样一个此前从未有过这种经验的人来说，实在太尴尬了。我随便读了一首，窘迫中忽然闪念，说，我再读一首—布罗茨基的诗。读大诗人的诗，或许能掩饰尴尬吧。于是，我朗诵了昨天译出的A Song——

歌

我希望你在这里，亲爱的，

我希望你在这里。

我希望你坐在沙发上

我坐在近前。

手帕或许是你的，

泪水或许是我的，滑到了下巴边。

也或许，当然，

正好相反。

我希望你在这里，亲爱的，

我希望你在这里。

我希望我们在我的车里，

你转换车挡。

我们会在别处发现自己，

在未知的海岸上。

或者我们去往

我们以前的地方。

我希望你在这里，亲爱的，

我希望你在这里。

我希望我对天文无知

当星星出现，

当月亮擦过水面

叹息和改变在它的睡眠中间。

我希望还是一枚二十五美分硬币

拨一个电话给你。

我希望你在这里，亲爱的，

在这个半球，

当我坐在门廊，

饮一瓶啤酒。

傍晚了，太阳正在沉降；

男孩呼喊而海鸥哭叫。

遗忘有什么意义

如果跟在后面的就是死亡？

一九八九

诗后面标出年份，那一年布罗茨基四十九岁，七年后去世。写这首诗之前两年，他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最后写道：“写诗的人写诗，并不是因为他指望死后的荣光，虽然他也时常希冀一首诗能比他活得更长，哪怕是稍长一些。写诗的人写诗，是因为语言对他作出暗示或者干脆口授接下来的诗句。一首诗开了头，诗人通常并不知道这首诗会怎样结束，有时，写出的东西很叫人吃惊，因为写出来的东西往往超出他的预期，他的思想往往比他希求的走得更远。只有在语言的未来参与进诗人的现实的时刻，才有这样的情形。……有时，借助一个词，一个韵脚，写诗的人就能出现在在他之前谁也没到过的地方，也许，他会走得比他本人所希求的更远。写诗的人写诗，首先是因为，诗的写作是意识、思维和对世界的感受的巨大加速器。一个人若有一次体验到这种加速，他就不再会拒绝重复这种体验，他就会落入对这一过程的依赖，就像落进对麻醉剂或烈酒的依赖一样。一个处在对语言的这种依赖状态的人，我认为，就可以称之为诗人。”

二〇一八年一月五日

此时此地

一

坐在窗口，坐在比山巅还高出一截的地方。这额外的一截，就是楼房的高度。

万山之中，有这么几座，顶部推平，建起了楼，一幢挨着一幢，连成了楼群。开发商把这叫作生态度假居住区，老百姓就信了。避暑的人拖家带口，浩浩荡荡而来。堵起车来，绝不比北京上海逊色。进了小区，你以为会安静了，哪里啊，小区里面才是人集中的地方，熙熙攘攘，声响鼎沸，又热又闹。人是最喧嚣的动物。

邀我来的朋友似乎有点抱歉，说，前年来的时候，可没有这么多人，也没有这么多楼。

两年，足以改变很多了。

房地产和汽车，投资，旅游，休闲和养生，这些东西的力量，在这偏僻之地——“老虎喝水的地方”，老早土家族人这样命名——实打实地显形，强烈而突兀；不过从到此度夏的人说来，就很自然了：空气好，气温低，住在森林里面，生活方便，什么都有，林海云天，“唯独没有压力”——这一句是社区里随处可见的房产广告。

他们把城市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打包，像是整体打包，却也剔除了力图躲避的东西——说不出来的烦恼和压力，说得出来而且作为正当理由的高温酷暑——他们把生活搬进大山深处，老虎当然早就没有了，他们搬来宠物狗，甚至搬来了广场舞。晚饭后高音喇叭的声音，比在城市里更清亮，更理直气壮，山谷间的回声也更悠长。社会主义文艺是广场舞的基础和群众基因吧，伴着他们起舞的歌曲，像记忆、情感、身体的按钮，无比熟悉和亲切的魔力按钮，“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他们至少有一个夏季可以永远年轻，可以唯独没有压力。

夏季一过，犹如候鸟，他们返回到真正的有压力的城市日常生活里去。这里，返回到没有人烟的寂静。

二

窗口的桌子上放着一本书，我随手翻开，读到这一段：

“夏季是一段绿色的、紧迫的、很多爱丢失或找回的季节。这是一年中最紧张的时候，就北半球的自然界而言，几乎是一下子有数十亿动物从冬眠中苏醒，还有数十亿动物从热带地区迁徙而至。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上演着求爱、交配和喂养下一代的狂野派对。夏季的主要任务是繁殖，而机会窗口的打开是短暂的。表面看来，夏季是嬉戏的集会，但这掩盖了潜藏的竞争和斗争，因为对于任何一个物种的新生命而言，这个物种中都必须有平均相等数量的死亡。此外，对于大型动物而言，它们的生存需要成百上千的小型动物作为食物，这样它们才能繁衍出自己的后代。而那些小型动物也都进化出了降低被捕食概率的机制。”

这本书叫《夏日的世界》（Summer World: A Season of Bounty），是博物学家贝恩德•海因里希（Bernd Heinrich）对一块树林空地及周边生物的观察、记录，他特别关注不同的生命形式之间的相互作用。中文版（朱方、刘舒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二〇一三年）封面上，印着几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米勒（Roger Miller）的歌词：“夏季，当树木和叶子变绿，红色的鸟儿歌唱，我会是蓝色（忧郁）的，因为你不接受我的爱。”

三

暑假开始，我从生活和工作的江南都市回北方老家。父母的新家在一楼，有一个不小的院子，隔出一块，种了几棵秋葵，几棵茄子，一垄生菜，一架芸豆，一架菜豆，一架黄瓜。另一边靠墙种了一长排大葱。远方来人，指着大葱，惊喜地喊：“这么多芦荟，长得真好！”

外面的草地，对着院子，有三棵年轻的柿子树，枝头已经挂上了青绿色的果实。没想到柿子树被用来做景观。这是我从小就熟悉的树啊，柿子也是我从小就喜欢吃的。弟弟说，现在柿子不值钱，两三毛钱一斤，连摘的工钱都不够。柿子熟了，没人去摘。秋后，冬天，树叶落光了，红彤彤的柿子还挂在枝头，风一吹，掉下几个来，砸到地上，已经烂了。

张大千曾居巴西，他在圣保罗市郊外买了个农场，一九五四年开始造园，在此一直住到一九七〇年前后。他造园很有意思，把两千多本各色玫瑰拔除，种上梅花、芙蓉、秋海棠、牡丹、松树、竹子，有些特别的种类从日本等地运来。最特别的是，他加种了很多柿子树，柿子树有七德，他自己再加一德，所以这个园子就叫“八德园”。他没想到，后来城市人口增加，当地政府要筑水坝，建水库，供应城市用水，把这块地征收了回去。这个南美土地上的中国式园子，就慢慢拆毁了。

古久以来对柿子树的赞美，都落在那种很朴实的“德”上，所说的七德，一长寿，二多阴，三无鸟窠，四无虫，五霜叶可玩，六嘉实，七落叶肥大可供临书。短暂的回乡期间，我每天搬个小板凳，坐在院子前面的柿子树底下抽烟，是受它荫翳之德吧：夏天烈日当空，没个躲避处，抽烟更是找不到个像样的地方；树荫之下，有凉风，没有讨厌抽烟人的眼光，有丝瓜藤爬满院子的铁栅栏，大片的绿叶中间开着黄花，风大了你担心会摇落花瓣，其实一点事没有，安心抽烟好了。

四

从老家北方小城，提前一个晚上赶到机场酒店，乘第二天早班飞机，飞到一个很小的机场。这个航班十天才有一趟。走出机场打车，司机张口三百块。就这样，来到西南的群山之中，坐在山巅上的窗口。

每天看晚霞，看无穷变化的色彩和形状。这里天黑得晚，我看的时间也就很长。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曾经详细记录过日落景象，他说日落是一场完整的演出，开始、中间和结尾，全都具备；它好像把一个白天所发生的一切，战斗、胜利及失败，重演一遍，只是规模小了一点，速度放慢了一些。

楼下喧腾，生活气息浓烈。远山静默，只是存在，在那里，从远古到将来——将来，也不会所有的山顶都造起楼房吧。视野近处，楼顶上有凉亭，空阔，没有人，因而突出了框架，像在空的空间里画出的实线。暮色渐染，越来越趋浓时分，凉亭的框架柔和而肃穆。

忽然想起米沃什的诗《傍晚》，想不起全部，只是那描述傍晚景象之后，阅读者没有准备迎面撞上的一句：“谁在观赏？那怀疑自己生存的人。”

我为什么要到这里来？人为什么要跑来跑去？

巴西之后，张大千迁往美国，在加州卡米尔买了一处房子，命名“可以居”，多少有点将就的意思吧。所以栖身两年后，又重新购置新住所，名“环荜庵”，重操旧路，把院子里的橡树拔了，种上从日本、越南运来的梅花；还从“八德园”运来“笔冢”碑石，立在园中。真能折腾啊，是不是？但走到哪都总有舍不掉的东西，东方树种就这样运到巴西，又运到美国；巴西的碑石，又运到加州。

张大千晚年定居台湾，又造了一个园子，“摩耶精舍”。造这个园子不用跨洋过海东西方之间运东西了吧？不。他在加州的时候发现了一块大石头，形状似台湾岛，重达五吨，他不怕麻烦，固执地海运回来，立在后院。他说，等他死了，骨灰就埋在这块石头下面，石头就是墓碑。葬身之处，他叫作“梅丘”。

《夏日的世界》快要读完了。第十七章讲到纳米布沙漠中一种独特的植物，百岁兰，它有两片终生不脱落的叶子，常绿水嫩，寿命可达一千多年。海因里希想象，如果百岁兰能够开口，它会说：“上帝对我的仁慈和体贴超越了一切。他赋予我两片叶子，不多也不少，恰恰是我所需要的数量。他让这些叶子伴随我一生，又让我降临在这样一个适宜我的环境中，我不需要迁走，就生活在这里。他提供了我所需要的一切，让我无忧无虑地活上好几个世纪。这里的温度——比什么都了不起的极端夏季——非常完美。我从不中暑，大地和空气源源不断地提供食物。夜晚雾气沼沼的空气为我提供水分和二氧化碳。我简直身处天堂。他预见到每一件小事，让我的生命完整。因此，当他创造世界时，他一定把我特别记在心里。”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五日，苏马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