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通常认为，文学作品的经典化分为以布鲁姆等为代表的本质主义和以佛克马等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前者以“何为经典”为中心，力图从文本内部提炼出具有普适性的艺术审美法则，从而赋予文学经典以跨国界、跨时空、跨文化的“美学共同体”的恒定性内涵，这些恒定内涵能够穿越时空或读者群的差异而被反复认知、感悟和共鸣，进而不断生成出新的意义，因此经典文学当仁不让的具有绝对而内在的通约性密码；后者以“经典为何”为焦点，坚定确信文学经典的指称并非天然的自赋，而是权力关系的他赋结果，这些他赋的权力机制更多包含的是文本的生成、传播和接受等在文学或文化场域当中的各种支配性话语主体及其意识化运作，从而赋予文学经典以“语境性”或“流动性”的结构性意义。彼此的理论主张都具有强大的阐释力，诸多文学作品的经典化现象和经典化路径，都能验证其理论系统的权威与可信。但与此同时，他们的理论自认也具有先天的局限，本质主义所坚信的恒定审美法则至今都大而化之或模棱两可，而建构主义的理论方法无法有效解释某些作品在相当长的接受史时段仍具有相当的可阐释性，而另一些红极一时的作品却迅速陨落的经典化现象。文学史的事实反复证明，文学经典化的确立是艺术普遍法则和语境场域生产的共同作用结果，也就是说，与其在文本内/文本外寻找唯一性的生成机制，不如将之进行“辩证性”的“融合”，从而赋予“经典”这一概念本身以开放性、丰富性和历史性，这是对既有经典之作的回望与致敬，也是对正在经典化之作的发现与体认，更是对未来新经典之作的规约与感召。

中国当代小说既承载着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前世遗韵，又具有新中国文学的社会主义文化属性，还兼备并未终结的新时代文学史发展的延展性，因此其经典化的构建至少关涉着“历时性”和“共时性”二重维度，它们分别构成当代小说经典化生成的纵、横坐标体系，当代小说就是承担着历史的传统、现代和未来等多重质素的结构性存在。在当代中国的历史语境当中，政治导向、历史发展、时代变迁和社会转型，催生着具有总体性的文化哲学观和政治实践观，并赋予一定历史时期的文学场域以某种“共名”。文本的生产、流通和接受，文学经典生产背后所存在的文本内或文本外的某一重甚至是几重叠加的话语权力争夺，与共名场域之间的顺应承接或突围反叛，不仅催化着文学经典的出场或解构，而且可能加速或阻碍着文学经典化的进程，也就是说，某种话语力量在特定历史化的文学场域当中的彰显或隐匿，正是文本得以被“经典化”或“去经典化”的内在理由，造就出不同语境、维度、意义和价值的“文学经典范式”，而这些话语力量集中体现于对诸如纵向的文学传统、横向的历史生活、深向的人文精神等领域的创造性的续接、表现、融合和超越。

当代小说与中国文学传统的“间性张力”，构成文学经典化的纵向审美能量。共和国文学的“当代化”勾连着“传统”与“现代”两个端点，它一方面以多元化的叙事形态探索与世界文学“现代化精神”的抵近方式，特别是在既有的强大文学惯性的叙事延续当中，当代小说的探索对统摄性文学的反叛、对人的多样存在本体的发现、对文学新的艺术表现的创建等，成为其完成自身经典化的文本审美内容。更重要的是，诸多当代小说的艺术探索努力所具备的高度原型意义，以及相对完善的文本实践结果，不仅开启了强大的衍生性的文学空间，而且它对现代精神和华夏中国的叙事表现，在一定文学史阶段成为难以逾越的引领性或支配性的叙事元形态，这正是文学的经典化所具备的艺术内在成因，同时，具有如此叙事元能量的小说，也是甄别风起云涌的文学思潮当中某部作品是否具备真正“经典性”潜质的文本审美依据。另一方面，当代小说同样青睐于对“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运用。文学传统不仅仅是一种文学质素的艺术或内容的历时积累，它更连接着审美接受的民族化、古典化、大众化和民间化，在政治性、现代性、先锋性乃至后现代主义盛行的“断裂”年代，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运用及其叙事实践和美学效果，往往是能够突破文学共名或陈规笼罩的尖锐审美力量，进而消解着外在的冰冷理念对小说叙事的严重干涉。当然，文学传统的深厚积累并不应该止步于形式化的运用、呈现，或强加、复制，而是应该以能有效传达历史生活、道德信仰、理念价值、总体精神或生命奇崛为指向，因为强大的文学传统博大芜杂，其创造性的步履往往沉重滞缓，但是历史生活与文学传统的热切拥抱，彼此恰恰构成一种充满挑战甚至难度的“创造”，即深刻的生活透视与潜隐的审美认同，所表征的正是现代性与民族性的深度融合，此时的文学传统或文学的民族性就充当了小说叙事的牢固文化根基，它过滤了文学传统当中的那些肤浅符号表象，而是充分提炼并汲取和化用了庞大而繁复的文学传统当中，最具有民族审美心理共同体的叙事体系，并介入到了历时生活的表述，而它的介入是一种无法被取代的、最行之有效的，具有唯其不可的发现功能、表现功能和建构功能的一种能力聚焦。因此，当代小说正是在对人类现代精神的抵近、对民族文学传统的改造的双线并置当中，建构起自身的经典化路径与范式，它链接着古典/现代、民间/精英、中国/西方、革命/人道、政治/人性种种叙事话语，展示出“断裂”中的“继承”、“续接”中的“挺进”的“经典当代性”。

其次，当代小说与中国历史生活的“深度嵌入”，构成文学经典化的横向叙事力量。较之于当代小说在文学的“传统—现代”领域的继承或突破的审美创造性实绩，其与共时的历史生活（宏观、中观和微观的生活）的“深度互动”以及叙事实践效果，显然在文学经典化的构建过程中占据更多的分量。这一方面源于中国化语境当中小说文体的接受美学特性——“叙述什么”往往比“怎样叙事”更被读者所首要关注（尽管两者之间是互为表里和相得益彰），而文化权威机构、文学评论家、大众读者和体制化教育对某部小说的推崇频度，也是将其叙事内容以及所包含的思想意义置顶，而它们则是当代小说经典化的重要话语力量；另一方面源于文学与时代之间的“文变染乎世情”的深刻关联，时代生活的日益更迭、波澜壮阔、丰富驳杂，赋予小说以捕捉、表现、穿透和审思的文类使命，一切先验的理念、鲜活的形象、抽象的抒情、驳杂的思想、博大的心灵等，在诞生于鲜活的时代历史生活之时，还要经受历史生活语境的考验，因此，小说与时代能否深度嵌入，即避免那种浮光掠影、碎片繁冗、表象滑行等的表现，而是让小说与时代内在生活保持一种紧张、理想而秩序的对话关系，这是小说构建自身经典化的基本原则和重要契机。当代小说在与社会主义国家变迁、与全球现代化思潮蔓延、与民族历史文化辩驳的文本生产过程当中，从多重维度建构和完成着自身经典化的叙事范式，成就出诸多具有超越性品质的小说形态。

第一是对重大历史转折期的总体表现。当代小说是与新中国的历史步伐相伴发展，从对新中国建立的历史合法性书写，包括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革命，再到“文革叙事”、“新时期文学”、“新世纪文学”，当代小说及时而深度地介入并表现着新中国历史转折的重要节点。一方面，作家总是力图通过小说叙事的方式，实现对社会、民族、时代、历史、人心的谱绘、透视与把握，这赋予其一种普遍性的“历史生活化”的内在精神；另一方面，当代小说的经典性，需要的不仅仅是文学的“历史化”的浮世绘式的触及，它需要作家借助于具体的历史语境或生活语境，以小说虚构的叙事方式，来展示历史生活的“真实性”“多棱性”“内倾性”，包括历史如何塑造或解构了个体乃至群体的道德体系、人生信仰和生命价值，个人或某个阶层群体在历史裹挟下的人生机遇、精神无奈和人生方向，转折中的历史如何收纳个人或群体的恒定性，个人或群体又是如何在蜕变中加剧或制约着历史的走向，等等，当代小说正是在对人的生活和共和国史的复杂纠葛的叙述中，力图实现对历史转型的总体叙事，并以呈现出历史真实、生活真实、人性真实、精神真实和生命真实的丰富面向和人文哲学为旨归。第二是对文明剧烈转型期的总体表达。与当代小说对历史转型的青睐相比，它对文明转型似乎有着超常的敏感，从革命阶级文化、社会主义文化、民族传统文化，到传统农耕文化、现代都市文化、资本消费文化、现代后现代文化、边疆少数民族文化，当代小说不仅热衷聚焦于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以及作为文化性存在体的审视，包括人的文化性的坚守、艰难乃至溃散，而且执著于人在特定文化生活中的身体、心灵和生命的丰富姿态。而经典的当代小说普遍具有强大的叙事企图和叙事能量，它们能将宏大的文明转型空间艺术性的转化到个体或群体的生活事件当中，构建出文明转型与人的分裂的双重镜像，由此，一切文明转型的标签包括进步性、前卫性或未来性，在人的分裂的“迷茫”“幸福”“痛楚”“苦难”“荒诞”“重生”的叙述中，彼此得到了互文式的验证，衍生出具有普遍性和跨时空的历史观感、生活发现和生命哲学。第三是对人文精神重建期的总体开掘。当代小说一方面秉持着“文学是人学”的总体文学精神，繁复的历史生活、纠葛的文明冲突、强力的命运抗争，都是以表现与描摹中国人的生存姿态和生命形态为中心；同时，当代小说更着力于对复杂生活情境中的人的“人文精神”以及“人性话语”的钩沉、凝望、捕捉与审视，特别是对人文精神或人性话语内涵的小说叙事性阐释，对其所可能附着的表达功能、启蒙功能和反思功能的有效激发或创新建构，是小说完成自身经典化的重要维度，而当代具有经典化品质的小说，往往能够借助于个体乃至群体的人文精神或人性内涵，作为观照外在一切世界、社会、生活、精神和命运的最有效叙事视阈，从而不断发现被遮蔽和被掩盖的中国人的真实本质，揭示出一种包含了人类共同性、历史进步性、社会正义性、生命至高性的精神走向，包括革命英雄精神、知识分子精神、民间传统精神、现代文明精神、后现代主义精神等，而这些精神不是一种被动型或空洞抽象的文学宣教，而是有着坚实的当代中国人的生活经验积累、文化命运抉择和生命体验哲学内容的充满复杂乃至悖论的文学寓言，它烛照并阐释着“何为人”和“人何为”的艺术难题，包括人性的深度透视、心灵的丰盈呈现、思想的宏厚深远、情感的广博悲悯、生命的高贵神圣等，同时也隐含着人与历史、人与生活、人与生命、人与存在之间内在“关系环境”的秩序性的审视，更包含着关于人的高贵的理想性、未来性和自由性的企慕，而当代小说已经抵达或正在抵达这一深邃而多维的叙事境界，正是其在当代性语境当中的一种“经典化”的品质标识。

【作者系山西财经大学新闻与艺术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