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当代文学作品自从开始进入文学史的那一刻起，就在持续进行着经典化的动作，经典意味着封神。从新时期的长篇小说来看，以《平凡的世界》《古船》《白鹿原》这类宏大叙事为例，他们几乎成了当代长篇小说的经典范式。我们会看到一种组织宏大、事件驳杂的文本世界，它们在微末起点达到历史真实的路径上，在家庭与宏大历史之间不停交换能量与符码的叙事方式之诞生。这种叙事方式几乎构筑了当代文学中长篇小说的基本形态，至少有两三次波折和事件的革命历史、改革的历史，有几个同一空间中不同的家庭组成叙事的起点，然后把他们抛掷到大时代的波澜中经历沉浮和淬炼。

此类叙事的终极目的往往与史相关，当代史、民族的心史、百年历史等等，从乡村世界切口，经由缓慢的建构和流动，抵达民族的寓言。此类长篇小说影响深远，纵观数十年来的长篇小说，几乎很难逃脱这种叙事的基本形构，也几乎成为一种思维的定式。所不同的不过是一些精心烹制的小点心，根据个人修养、趣味、地域、人设和爱好，装点起来的看似殊异的门面。文学是考察百年历史无与伦比的观象台，它承担着历史和社会学无法抵达的想象性复原，也带着作家的认识和思想，同样也承担着对未来理想社会和美好人性的想象。如果历史的叙事统摄并几乎规范了文学叙事的时候，也恰恰是文学（特别是长篇叙事文学）应该反思的时刻，这种长篇写作方式事实上可以宣布进入一种僵死状态了。它既无法提供对文学形式的刺激，也不能撼动既成的历史叙事，只会产生吞噬一切新意的铁屋子，像一张没有喜怒哀乐的国民脸。它的价值不能洗脱便于操作的嫌疑，这是精神懒惰的另一个代称。

相对来说，张承志的《心灵史》、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史铁生的《务虚笔记》、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又开了长篇小说的另一种写法，固然也有宏大叙事的影响因子散居于其中，但主要的舞台是给予心灵和语言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混杂在一起，寓言、箴言、故事、审思合力一起，像蜷缩起来首尾连接的刺猬自成一体，它们相对于外部的严整而又无序世界来说，更看重内爆的世界，寻求理解、承担、内省、认识、关照。新时期以来，除了先锋小说以整体的形象改写或者颠倒了真实与小说的关系，并没有一种小说形式来质疑真实与作品的关系，反而呈现出越来越保守的倾向。现实世界无法改变其不透明的滞重性质，尤其在当代中国这样一个无限膨胀的当代世界中，诞生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后的长篇小说形式与之早就貌合神离。

以韩少功发表于1995年的《马桥词典》为例，作家坚持它只是个人的一部词典，对于他人来说，不具有任何规范的意义，它以马桥人的日常用语为想象力的出发点，复原和创造了一个方言的世界。用当地的日常故事与情节钩沉出不为人知的马桥，灌注了作家的史学眼光和文学情怀，并揭示了马桥深藏的人性的内涵、文化隐秘以及人类生活的某个侧面。这是让被通用语言“遮蔽”的另一种沉默的语言发出声响，从而让那种语言下潜伏着的沉默的生活得到展现。当时的批判界认为它原创性可能不足，有昆德拉的字典体、《哈扎尔词典》这样的世界典范作品在前，《马桥词典》的确算不上十足的原创，但它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是一个重要文学事件。彼时，先锋文学、“寻根”文学的热潮已过，一种被批评为世俗的精神气质弥漫中国，崇高变得形色可疑，《马桥词典》以智性的写作延伸了文学的品质，在追随时代沉浮的现实主义、消解崇高的反讽文学之外，文学还有一种智力、内省的品相。作为一种文学形式，也恰如作家并不在意它是小说还是随笔，构成了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引爆能力和穿透力，以马桥的人、语言、革命、日常、习俗构建纸上的王国，它既是内容又是形式。我特别喜欢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它口语化，以极度奢靡的表达方式进入乡域社会，仿佛一部较早出现的乡村版《繁花》。作家打断或者阻止自行流动的大历史，甚至越过了那些文学作品中常见的情爱模式，在跟他们的百舸竞流中，冲到前面来的是“说得着”这样的民间俗情，并且此情无计可消除，哲学的存在主义的意味在无聊无目的之繁复中达成。以简写繁，以繁写简，殊途同归。

除了被历史检验过的名著，那些给予我们思想和语言的伟大传统之外，我们看到的都是短时段的经典，我们无法预测未来时间带来的审美是否会消解掉一部分认识。这些经典给予我们对话的幅度，甚至其自身就是一种对话，历史的、审美的、思想的、人事的对话。《日夜书》是韩少功作品中最具有一般长篇小说样式的作品，虽然在作品中他有意无意地经常对以人物、情节和场景为主体要素的小说颇有微词。《日夜书》写的是一群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知青，共和国的同龄人，是城市与乡村空间的沟通者，他们亲历上山下乡、改革开放、出国大潮、下岗再就业、市场经济起飞等等共和国大事记。他们内部的分野如此明显，高官、知识分子、艺术家、民族资本家分享的家国忧虑、个人尊严与自由，已经固化在社会底层的大部分平民阶层则陷在一种伤痕叙事中。平民阶层是乡下人厌恶的端起城里人的小架子往自己身上贴假伤疤的怯懦者，是知识精英昨天以效率的名义认定必须下岗的人，又是同一批精英今天以公平的名义催促需要上街的这一类。知青们生活黯淡，年老体衰，慌乱温顺无力惊恐，夹杂在各种话语的缝隙里等待最终命运的降临。他们没有能力创造出具有强大主体性的自我言说的可能，而是成为各种其他话语的捕获对象，在原来“伤痕”文学的轨道中继续新的“伤痕”展示。而同一代人中的“强者”们几乎抛弃了这种伤疤式的集体仪式。他们接地气，敢于实践，直接从草根吸取生存经验，获得了一种特殊生命活力，身上夹杂着革命时代的精神遗产，他们性格里往往都有一股倔强和狠劲儿，在全世界到处流浪，践行着年轻时代的梦想，他们无法丢弃启蒙者和精神领袖的自我定位，持续地感时忧国，勇敢反抗，自大与自闭结合的人格，让他们越来越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们不守规则，夸张和投机取巧，正是这些让他在新世界里如鱼得水，引领潮流。他们尽管成长得有点畸形，但仍是蓬蓬勃勃的一片野草，跟复杂的时代和社会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奇特的社会景观。如果从题材的角度寻找经典，《日夜书》就是知青小说中的一部具有经典性的作品，它连接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所有知青叙事的情感结构，唤起我们关于这一代人所有熟悉的形象、记忆、关系和社会历史氛围，但又超越了具体的人事和主导情感模型。《日夜书》把一代人作为标本，以跨越性时空的认知，总结性地概括了他们的思想经验，并与各种不同类型知青叙事都形成或明或暗的对话关系。

当代文学需要经典化，也需要去经典化。在一次又一次的重读中，后来者会赋予原初语境中的作品越来越多的意义云层，也会固化我们的思维，当然也会形成路径依赖和对话的可能。在这个问题上，韩少功的作品及其文学实践给当代文学提供了一个不同的样本，他不一定是最好的，甚至有显而易见的缺陷，但他提供了启示，好的写作都是提示。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