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梳理和反思当代长篇小说经典化的路径与方法，文学史观以及与之相应的批评标准是无法绕开的重要论题。虽如艾略特所论，“从来没有任何诗人，或从事任何一门艺术的艺术家，他本人就已具备完整的意义。他的重要性，人们对他的评价，也就是对他和已故诗人和艺术家之间关系的评价。”但究竟以哪些“已故诗人和艺术家”作为参照，却是考校论者识力的重要维度。新时期以降，围绕当代文学后四十年若干重要作品评价的分歧，根本症结或在此处。就其要者而言，“五四”新文学传统、《讲话》以降之社会主义文学传统，甚或西方文学传统，乃是当代文学经典化过程中偶有参差，内里却颇多分野的数种重要的评价视域，在多重意义上决定了文本经典化的可能性及其基本面向。作品意义或彰显或被遮蔽，端赖论者所持之评价视域的包容度和适切性。时在百年历史巨变的合题阶段，如何在更具包容性和概括力的文学史视域中重构当代文学图谱，乃是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的重要问题。就中尤以赓续中国古典传统的当代文本的文学史评价问题最为突出，也最具症候意义。

切近此一问题，需对目下盛行之文学史观念略作考察。历史地看，现今作为文学史核心语法的叙述“成规”，发端于“五四”，“成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观念的转型之际，此后数十年再无结构性变革。“重写文学史”及此后“再解读”等影响当代文学基本观念的核心理路，就其根本而言，内在精神可谓一以贯之。此种研究理路之兴起自有其不容忽视的历史合理性，但亦因历史阶段性问题的客观限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其局限最为突出地体现在对中国古典传统和现当代文学关系之价值和意义的判断上。将“五四”以降之新文学视为在中国古典文学外别开一路，且在古今“断裂”的意义上叙述文学传统的古今问题，为其核心特征。然而即便在二十世纪初文学观念的鼎革之际，古典传统也深度影响着“五四”新文学观念和表达方式。此后百年间赓续古典文脉且开出新境界的写作亦代不乏人。缘此，汪曾祺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即强调当代文学研究者应有古典文学素养，并建议打通当代文学与古典文学。宇文所安亦意识到发端于“五四”的处理中国古典传统的理论视域的局限性，并提议超克此种视域，重解中国古典传统。惜乎均未得到理论界的积极回应。多年来在古今贯通的视域中有力地推动当代文学经典化进程的，仅李敬泽、吴义勤、孙郁、张新颖、郜元宝等数位评论家。相较于理论观念的滞后，当代文学近三十年来在古典传统思想和审美方式的赓续上已屡有进境，但却仍然面临着被遮蔽和忽视的问题。即以贾平凹《废都》之后数部作品的评价论，可知不同文学史观念如何影响到对作品意义的评判。局限于“五四”以降受容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视域，即易将《废都》视为“拟古”之作而归入另册。而自以《红楼梦》为代表的明清世情小说传统看，则该作中的人世观察及其所开显之抒情境界的微妙精深处遂得显豁。贾平凹明确意识到，其“血地”商州乃秦楚交界处，为文化南北交汇之地，故其既能师法明清世情小说传统，得细腻柔婉之趣，亦可修习两汉史家笔法，具刚健正大气象。此仅就形式论，文学形式背后，乃是独特的文学和世界观念。故赓续古典文脉之要，在思想观念之古今会通。以古典思想所开显之视域处理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为十余年来贾平凹写作之用心处。《古炉》将若干史实纳入古典“四时”叙述之中，以“冬”“春”“夏”“秋”“冬”“春”六部表达“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之理。背后乃有循环史观做底子，近乎《红楼梦》之人事展开，故而朱大柜的起落与夜霸槽就结构而言并无不同。如是世界观察在《老生》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其中四个故事分别对应二十世纪的四个重要历史时段，人物也并不重合，但世事“变”中之“常”却一以贯之。不外起落、兴废、进退、荣辱、兴衰，之交替循环。再以《山海经》所持存之华夏民族的始源形象为参照，近乎《尤利西斯》的神话模式，作者用心于二者参差对照之中朗然在目。其新作《山本》亦是如此。在具体的人事展开的同时，引入更为宏阔的“自然”视域，即将人事纳入自然背景之中。而自然之运行又符合起落、兴废、盛衰循环往复之道。其间历史人事之进退、荣辱、成败虽变动不居，却不出自然之道的基本范围。如浦安迪论中国古典奇书文体所言，“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阴阳五行的基本模式”，乃是中国叙事文学的基本结构模型。故而绵延交替、反复循环，离合、悲喜、盛衰为作品之基本状态。《山本》无疑从此一传统中获益甚多。书中之“涡镇”在初稿中写作“乾坤镇”。涡镇之得名，与镇外黑河白河交汇时所形成之“涡潭”密不可分。而那涡潭“一半的黑河水浊着，一半的白河水清着，但如果丢个东西下去，涡潭就动起来”，状如太极双鱼图。此为《山本》之核心意象，书中主要人物重要故事均为其统摄。其理如某一日井宗秀梦境所示，无论云朵、树木、房屋、牲畜还是各色人等，皆为涡潭吸纳而去，翻腾搅拌为碎屑泡沫。乾坤镇虽在终稿中更名为涡镇，其象征意味仍然十分明显。而以《周易》思维为参照，则该作历史叙事之用心也不难察知。以此视域做宏大的历史观察之意义，当然可以进一步展开讨论，然而其作为古典传统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的探索之一种的价值，却不应草率评判。以无言而永在的“自然”为根本参照，做人事的深度观察，亦属沈从文文学的重要用心。1950年代初，沈从文在前往内江途中，即意识到世运推移、人事代谢之后自然的“变”与“不变”处，并以之作为彼时专一书写人事的作品的更为宏阔的参照。以此视域看去，则人事便有另一番意义。沈从文自然思虑的未尽之处，在贾平凹作品中得到了可谓淋漓尽致的发挥。然而如何评价此种观念及其所敞开的文本世界的意义，却不可避免地存在分歧。此种分歧所关涉的，乃是不同文学史观念及评价视域的根本分野。

《装台》出版迄今所面临的评价状况亦是如此。自底层叙事之成规看，则《装台》为小人物立传，关切其命运遭际之用心不难察知。但该书并未局限于底层叙事之成规，即以自外而内的方式，为小人物的平凡人生赋予某种意义，而是努力如其所是地发掘平凡人生不依赖外部观念本身自有的内在价值和尊严。在种种源自外部的意义观察所不及之处，发现普通人人生的价值所在。此一思路，亦近乎沈从文在“启蒙”观念之外发掘普通人生命价值的路径。“这些人不需要我们可怜，我们应当来尊敬来爱。他们那么庄严忠实的生，却在自然上各担负自己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而活下去。不管怎么样活，却从不逃避为了活而应有的一切努力。”在同样意义上，陈彦希望为如刁顺子一般注定难以获致另一种人生的普通劳动者发掘生之意义和尊严所系。此种意义不局限于“五四”以降的启蒙传统，而是与古典传统内里相通。也因此，一当从更为透辟的意义上思考《主角》中忆秦娥的精神依托时，陈彦几乎自然地把眼光投向更为宏阔的思想传统。忆秦娥在生命的无可如何之境，曾寄身于寺院以求内心的安妥，最终却更为深入地意会到唱戏作为“布道”之一种的重要价值。此种由佛返儒的精神路径近乎“雅好老庄，归本孔孟”之途，乃是对人之在世经验的更为透彻的理解使然。亦即认识到人世的局限和无奈处，却并不导向颓然之境，而是努力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之于外部世界的价值，藉此获致精神的安妥。此种思路，无疑属古今思想会通的结果，包含着从宏阔的思想视域中理解现实问题的复杂用心。忆秦娥人生紧要关头的数番梦境，亦近乎《红楼梦》的梦境书写，有着映照现实人生经验的重要意义。一如中国古典奇书文体所开显之复杂精神世界，《主角》蕴含着多重思想和审美表现的尝试，其作为扎根于丰富复杂的当下现实，向多元传统敞开的视域，代表着当下更具统合性的文学观念。此种观念的文学史意义，仍有待进一步做更为深入的探讨。

不独贾平凹、陈彦作品与古典传统内里相通，汪曾祺、孙犁、阿城、张炜、阿来、格非、余华、苏童等作家作品，亦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关联到古典思想和审美传统。凡此均说明虽有古今“分裂”的文学史叙述的限制，古典传统仍以无远弗届的影响力深度参与着当代文学的创化生成。而推进此类作品的经典化，融通中国古典传统和现当代传统为先决条件。运思理路大要有二：其一，以古今贯通的“大文学史观”超克古今“分裂”的文学史观念，以敞开更为宽广之评价视域；其二，走出西方文论概念、范畴、术语的窠臼，重启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以建构文论的中国话语，从而在更为恰切的批评视域中梳理赓续古典传统的重要文本的内在价值及其文学史意义。惟其如此，方能从根本意义上全面且系统地完成当代文学的经典化。此种具有范式转换意义的研究路向无疑涉及“五四”以降文学和理论观念的诸多难题，可谓道阻且长，但却可能是当下及未来文学研究无法回避的观念鼎革的重要路径，其紧迫性和现实意义无需多论。对此一问题更具历史和现实感的解决，或将促进当代文学真正迎来中国文艺复兴的新巨制时代。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