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19年9月27日晚上，在欧洲斯洛文尼亚的首都卢布尔雅那市的一个小剧场里，正在上演着一场由当地大学师生表演的戏剧。编剧是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大学教授、汉学系主任罗亚娜女士，她同时兼任这部戏剧的歌曲演唱、乐器演奏和角色配音。整部戏主要在庄子、卡夫卡、弗洛伊德、齐泽克甚至美国总统特朗普人夫人梅拉尼娅（她是斯洛文尼亚人）等人物之间展开。戏剧穿插了演唱、舞蹈等形式，以对话的方式把庄子和其他戏剧角色的思想碰撞呈现出来，表演过程中现场外国观众常有会心一笑的反馈。当天早晨在学校还看到另一出关于老子的戏剧宣传，我不由感慨：以庄子、老子、孔子等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好像并没有经过自觉的组织化或者商业化推广，却以最自然的方式成为中国文化在海外传播范围广、影响程度大、接受效果好的经典作品。

这一事实对于我们反思包括当代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化“走出去”，反思当代文学的经典化，甚至反思自己的文化态度都有很强的启迪作用——真正的文化经典都是作品靠实力在时间的耐心浇灌下自然生成的。多年的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经验也让我越来越相信：有生命力的文化成果并不需要人为组织化的宣传，没有实力的文化成果一旦停止了人为制造的“假高潮”，大欢喜终究会变成大寂寥。

文学的经典化是一个和时间、范围、标准有关系的复杂过程，但整体来说离不开历史化和国际化这样两条基本的路径。我想侧重从国际化的角度，在简要梳理70年来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基本事实与经验基础上，向各位专家、同行们请教中国当代文学及其经典化的一些基本问题。

一、70年来新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概况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已经有70年的历史，期间累积了成体系、多语种的译介成就。但和这种传播实绩相比，从客观形成的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资料来看，宽松的标准也至少落后30年，严格的标准则落后50年以上。这一点，从莫言获奖之后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爆发”式的增长也可以得到反证。

根据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资源中心的数据统计，二十世纪以来包括港澳台在内有海外译介信息的中国作家数量大约是430多位，作品翻译和海外研究数量都超过5篇以上者约31位，翻译或者研究之一超过5篇以上者15位，加上近两年异军突起的阎连科和刘慈欣2位，新中国成立以来，大约有48位翻译和研究相对突出的大陆作家。在这48位作家里，改革开放以来成长起来的重要作家和诗人有43位，基本也是进入了各类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作家，改革开放之前的作家有赵树理、胡风、浩然等5位。

和当代作家作品这种传播实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的另一组数据，据保守统计（实际会更多一点，但不会改变基本比例），各年代相关的文章数量大概是：50-80年代发表的涉及海外传播的文章约6篇，90年代约12篇，2000-2012年前约45篇，2012年约56篇，2013约70篇，2014年约120篇，到现在累计至少达800篇以上。

结合2008年以来至2018年教育部、国家类课题，相关图书，以及我们课题组近十年来积累的各种海外数据库、专家资料、期刊资料和相关成果来看，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及其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即20世纪50至70年代的意识形态化期，八九十年代的混杂过渡期，21世纪以来的常态化和多元化时期。就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来说，21世纪以来又可细分为两段，2000至2012年是该领域的自然发展期，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则进入到自觉爆发期。

尽管国内的研究这些年很热闹，但其实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接受整体上很边缘化，影响力十分有限。即使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或者其他国际文学大奖，于大局不会有实质性的影响，只会较好地带动作家本人的海外接受状况。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地理特征方面会形成两个中心圈。一个是发达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如法国、德国、英国、美国等；另一个是东亚文化圈国家，如韩国、日本、越南等。相应的会形成当代文学海外传播另一个基本的翻译规律，即只要在英、法、德三个语种获得成功的作品，也很容易在其他语种获得更大范围的传播。

同时，实力作家的作品往往会持续被译介，数量多、语种多、再版多、评论多，获奖机会也多，甚至现场宣传时来的观众也多，这些作家往往也是经得起时间检验、在国内被经典化了的作家。我们有必要打破一个习惯的认识误区：翻译只是流通环节中最重要的因素，而能否创造出优秀的文化作品才是制约当代中国文化能否“走出去”的关键所在，这也是为什么首先强调中国文学作品实力的原因。

二、作为方法的海外传播研究2009年我刚去德国波恩大学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接受研究时，直到2012年莫言获奖之前，经常会被包括文学圈内的同行问到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到国外研究中国当代文学？这个问题还可延伸转化成另外几种常见的说法，比如有必要关注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吗？在不了解海外信息来源内幕情况下所做的海外传播研究是否有价值？海外传播是否意味着我们太在意外在的价值肯定？海外传播似乎更像一种“迎合”性的研究，它对现当代文学学科有什么新的贡献？事实上，我们必须承认，海外传播及其研究在国内的主流学界仍然是边缘性的附属研究，在批评现场更多、更快、更好地发声才是当代文学研究的主战场。

中国的文学经典确实并不需要外在加冕的形式来确立，但也没有哪个作家会拒绝来自世界范围的阅读和承认。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虽然相当程度上与国家文化“走出去”战略出现了某种历史发展的巧合，确实是中国重新进入世界新秩序后在文化想象与构建方面的一种关系折射。但这种折射有其深刻的历史逻辑：它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缓和了“主权”“生产力”的现代性焦虑后，开始缓和“文化”焦虑的表现；是20世纪中国经历了两次“西学东渐”之后开始全面文化反哺的新动向；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在融合世界和继承传统过程中对当代中国经验重新确立的新探索。它也是当代中国文学创作、出版、交流、教育日益国际化必然的学科发展趋势；更是中国学术力量、尤其是人文学科避免被海外学者“代言”，在国际学术界发出自己声音的必然选择。

“在世界中经典化”是我在十余年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过程中，渐渐形成的一种当代文学研究观念与方法。

统而论之，这种观念与方法对之前最大的改变在于：我们对当代文学的观察和对话范围不再仅仅局限于汉语材料的边界，随着视野、材料的扩大与跨界，自然也会跳出传统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形成的一些窠臼和局限，在避开了某些行业积习与套路的同时也会发现新的问题和角度。而以“对象统一”的原则和立场去观察海外对中国文学的评论与研究时，更容易比较海外意见与国内批评及个人研究之间，从意识形态到美学观念的差异性与共通性；帮助我们更好地思考当代文学能否以及如何进入世界经典化的体系。

具体而言，海外传播研究同样也会以细节的方式展示出中国不同作家作品在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细腻的文化折扣与误读现象；会呈现翻译、出版、宣传、获奖、评论等各个环节丰富的当代世界文学生态。事实上，对于近年来兴起的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领域，我本人更倾向于把它看成一种视角，甚至是一种方法。我将之高度概括为以下十六个字：对象统一，各归其所，跨界融合，和而不同。这种观念与方法其实同样适用于所有涉及海外传播的学科，比如哲学、历史、电影、音乐等。

作为方法的海外传播，对于任何一个相关学科或者研究对象而言，都有几个无法绕开的基本问题要解决：其一，海外有哪些相关的研究对象？这是基本的传播事实，是整个研究的基础和起点。其二，这些研究对象在海外有什么样的反馈与评价？这是传播以后的接受反应，是相关研究的细化与深入。其三、海外的视角和国内研究之间构成了哪些新的问题、挑战与启示？这是海外传播研究的目标和意义所在，针对不同的学科和研究对象，可以分化出许多具体的讨论问题来。

海外传播及其研究其实和当代文学的批评与研究没什么本质区别，只是把同一研究对象扩大到更大观察范围，对研究者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但它从当代文学批评、史料、文学史写作、问题意识、学科边界等各方面对传统当代文学研究进行了补充和拓展。国内当代文学面对的一切问题及意义，同样也会出现在海外传播研究领域。只是海外传播视角的介入让当代文学的舞台变得更加广阔，孕育着更多生动鲜活的可能性，因而也更热闹和好玩。

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研究目标或者价值在于：它要回答当代文学由“中国经典”成为“世界经典”涉及到的相关国际化问题，比如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化、制度、文学审美标准等差异带来的挑战等，在探讨作家作品海外传播差异性的同时，回答清楚当代文学能否以及如何进入世界经典化的体系。

根据对20世纪以来四百多位中国作家海外传播与接受资料的梳理，我们在大量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了判断当代作家作品海外影响力，或者说是否在世界范围内开始其经典化的八条主要参考标准，分别是：一、是否有翻译传播，二、是否多语种翻译传播，三、是否有一定重译率，四、是否有一定研究数量，五、是否有权威的研究，六、是否是文学角度的研究，七、翻译和研究是否有持续性，八、研究或者接受意见是否具有广泛性。

只有当一个作家作品同时具备了以上条件时，才意味着他形成了无法否认的客观影响力，自然也开始了其世界范围的经典化历程。用这个标准去比较当代著名作家，如莫言、余华、苏童、格非、贾平凹、王安忆、刘震云、铁凝、阎连科、残雪、迟子建、毕飞宇、李洱等，每个人都有一个“历史化”和“国际化”交叉互动，不断经典化的历程。这些作家大多已经完成了国内“历史化”筛选，获得了相当程度的认可，但若从世界维度的经典化角度看，包括莫言在内仍然有很长的路程要走。而我们需要的，只是一点个人的、文学的、国家的耐心。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