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复兴”以来，随着“告别革命”的社会转型和市场经济替代计划经济的市场转向，宏大革命史诗的光晕逐渐黯淡，新的历史观念逐渐形成并取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一大批带有史诗性质和史诗追求的长篇小说如《古船》《白鹿原》《长恨歌》《尘埃落定》《生死疲劳》《笨花》《兄弟》《受活》《平原》《圣天门口》《额尔古纳河右岸》《北上》等相继涌现，这些作品建构起了新史诗小说的系谱与序列，成为“后革命”时代的“经典”或正在经典化。

这些新的史诗小说着力重写革命史、家族史、村落史、民间秘史及运河史等，通过对历史的重新叙述，表现出与宏大革命史诗的对话性、互文性和反叛性，调侃、戏说、瓦解、解构变异甚至颠覆革命史诗叙事，历史的必然性、整体性和目的性被偶然性、琐碎化和虚无性替代，“‘革命叙事’被转化为‘欲望叙事’，革命斗争被解读为权力之争，革命的动机受到深刻的怀疑，革命的灾难性后果被深度揭示。与之相对的是，社会安定的必要性、传统文化的恒定性、人之常情的可靠性、凡人生活的合理性受到特别的肯定和推崇，无论是‘革命’还是‘反革命’，都放到‘人性’的意义上来解读。”这种“含混却已稳定并且安全的‘新历史观’与‘史诗化’的创作方式相结合，成为作家们支持其历史‘重述’的重要思想资源。”（邵燕君：《“宏大叙事”解体后如何进行“宏大的叙事”？——近年长篇创作的“史诗化”追求及其困境》，《南方文坛》2006年第6期）这些作品将“新历史观”与“史诗化”的追求融为一体，企图在宏大历史叙事解体之后重塑历史的整体性，揭示历史和生活的内在本质和精神含义，表现出多层次、多主题、多人物、多线索、多声部和多冲突的叙事特征，以及史诗小说在审美、精神与道德等方面超时空的内在规定性。

然而，在宏大历史叙事消失、生活的目的性和意义被消解之后，大部分作品的关照和审视缺乏普遍的广泛的历史基石，广度上的开展与深度上的开拓极不相称，不能深入到历史和现实的内在本质；内容的丰富和庞杂缺少意义上的梳理，提炼不出时代精神和生活的意义；结构上的贪大占全使得叙事枝蔓芜杂，顾此失彼，疏散拖沓；人物形象虽然众多但类型化与扁平化严重，缺乏生动的典型和独特的“这一个”，全景性的描绘也使得作家无力兼顾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写不出人类共通的“人性心理结构”和“共同美”……之前宏大历史叙事中极为有限且弥足珍贵的对人的精神性的珍视、对道德完善的追求、对“高度庄重”（阿诺德语）的肯定等也被不加甄别地荡涤而尽。按照相对主义的观点，经典是被建构出来的，但从本质主义来看，即使被建构起来的经典，也必须具备成为经典的艺术价值。由于精神视野的逼仄，艺术上缺乏开拓性和创造性，文本的可阐释空间的局促等诸多限制，我们的史诗性小说包括已经经典化的史诗小说通常难以具备真正的文学经典所包含的超时空性、永恒性和世界性。对于新时期的史诗小说“经典”和正在创作的史诗小说而言，如何在小时代的日常生活中确立生命的意义，如何在大历史中寻找个体生命的价值，如何在宏大的历史叙事和平淡的日常生活叙写之间寻找恰当的结合点及比例，如何走出史诗与反史诗的双重规约限制，是难以面对、必须面对且必须超越的写作难题。尤其是随着历史认知的多元化、生活的复杂化、审美的多样化，作家们在时代的喧哗和浮躁中如何将历史的整体性和现实的客观性以严密的、诗性的艺术手段整合成有机整体，从而展现生活的全面景观和庄严诗意，成为史诗小说成功与否的决定因素。在这种历史境遇下，德国小说家德布林所呼唤的“史诗”文学，或许是史诗小说发展的正确道路：他希望“文学表现的人物和环境是典型的而不是个别的，因为他不相信那种与其他个体截然不同的所谓个体特殊性；这一主张是建立在对人的社会性充满信心的基础上的。……作家本人也不该被看成独立的个人，而应该被看成是同时传达许多声音的个人：他自己的声音以及他人的声音或者确切地说公众的声音也就是时代的一种回声。新的史诗题材应该是作家个人声音与集体回声的有意识对话。还应该避免陷入同样危险的纯粹集体主义和纯个人主义的陷阱中去。”（托多洛夫：《批评的批评——教育小说》，王东亮、王晨阳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3页）但在具体操作中，如何把握典型与特殊、个人声音与集体回声、纯粹集体主义与纯个人主义的比例和尺度，无疑是一件难事。

人类需要史诗，需要史诗小说。当代中国文学更为需要。小说史表明，“具有峰巅意义的、得以长久流传并被其他民族所看重的往往是那些气势磅礴的史诗作品，因此，可以这么说，衡量某一时代、民族的文学发展水平，最重要、同时也最基本的标准之一就是看他是否向人类提供了史诗式的作品。”（汪政、晓华：《有关史诗的理论务虚——读黑格尔、卢卡契》，《文艺评论》1994年第3期）对于当代中国的长篇小说创作而言，需要史诗是毋庸置疑的。在二十世纪以至当前尚未终结的历史巨变和时代转型中，我们经历了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大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反右”、“大跃进”、“文革”、改革开放等一系列“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所遭遇的反抗与屈从、耻辱与抗争、磨难与欢欣、苦难与辉煌等，无一不具有前所未有的史诗性质。因此，我们期待具有史诗规模、史诗容量、史诗气度、史诗精神和史诗深度的回溯、反映、反思与自省。由于受制于意识形态规训、受限于深刻的历史思考的缺乏、受约于痛定思痛的民族精神的匮乏，再加之缺乏普遍的人类意识、人性思想和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小说家审美感受力的孱弱和艺术水准的平庸，迄今我们尚缺乏甚至没有真正记录民族心路历程和精神变迁、具有精湛深邃艺术魅力、放在世界小说之林中也毫不逊色的史诗性经典。同时，我们长期以来的史诗小说理论指引和史诗小说创作实践，有着怎样的理论误导、艺术错位与经验误解，也值得冷静审思和认真清理。我们知道，史诗小说首先必须具有历史的广度和思想的深度，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刻的透视力，能够在望远镜和显微镜之间把握住时代精神绵延的走向，并能通过独具意味的、含有诗意的叙事形式表现出来。正如别林斯基所言:“一首诗，不论它包含了怎么美好的思想，不论这首诗对当代的问题作出多么强烈的反映，如果其中并没有诗意，那么其中就不可能有美好的思想，也没有提出任何问题。我们在其中可以看到的，那不过是执行得糟透的美好的意图而已。”（别林斯基：《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别林斯基选集》（第六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586页）如果不能兼顾这些因素，徒具史诗的架构、容量和规模，俨然不能称之为史诗性的写作。我们大多数的史诗经典，停留在史诗小说的外在的形式属性上，强调其同历史事件和社会现实的历史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联系，没有从审美属性上把握史诗小说的文体特征。其次，史诗小说同其他小说类别一样，有一种哈维所谓的本能性的“支配中心”，即“承认人在社会中的丰富性、多样性和个性，同时相信这些特征作为目的本身都是好的，”（W.J.Harvey：CharacterandtheNovel，London,ChattoandWendoscompany，1965，p.24.）其追求复杂性，存在着多种多样的信念和道德。就此而言，我们的史诗小说无论是“革命历史小说”还是“后革命”时期已经经典化的史诗小说，窄化了世界、社会、自然、人生、心理、命运等的复杂内涵及其关联与缠绕，体现出单一的、黑白分明的思维和认识特征，严重削弱了小说的广度和深度。再次，史诗的艺术魅力不在外在的规模、容量和形式，也不是思想本身，而是“蕴藏在艺术对思想的表现之中，蕴藏在个人风格、艺术家的印记和生命的气息之中。”【罗曼•罗兰：《托尔斯泰传》（节译），陈燊编选《欧美作家论列夫•托尔斯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7页】其要求作者能够同民族和人类的命运与灵魂同呼吸共命运，具有宽阔的胸襟、伟大的精神境界和均衡完美的道德关切，并能以诗意的巨大活力和充沛感染力，向内形成作品中心人物的品行性格。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史诗小说作为长篇小说的一种形式，并无文体上的优势。如果能像契诃夫、莫泊桑、鲁迅那样“纳须弥于芥子”，“一花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丝毫也不逊于粗制滥造的大部头史诗。就小说家而言，“性各异禀”，尺短寸长，必须从自己的才情禀赋出发，认清自己的实际，选择适合自己的文体，才不至于被创作史诗的导向捆绑，急功近利、云集景从创作所谓大部头的作品。如此，才有可能回应卢卡奇对“伟大叙事时代的召唤”，创造出真正无愧于时代的史诗性经典。

【作者系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