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为“新中国•新经典”这个栏目写文章时，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结果出来了，这一届茅盾文学奖授予了《人世间》《牵风记》《主角》《北上》和《应物兄》。这些获奖作品能否成为当代文学的“新经典”呢？我想恐怕还没有人敢拍着胸脯作出肯定的答复。因为经典不是可以由任何一个文学奖来宣布的，即使这个奖具有极高的权威性。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一个具有极高权威性的文学奖对于文学作品能否成为经典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回顾历届茅盾文学奖所评出的四十余部作品在读者群、图书市场以及专家的文学史叙述中的变化，就可以看出，是茅盾文学奖将不少优秀的当代作品带上了经典化的快速车道，如《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尘埃落定》《秦腔》《蛙》《长恨歌》《无字》，等等。这说明了一个问题，新经典的产生，不仅需要作家的努力，也需要有一个经典化的过程。作家写出了具有经典潜质的优秀作品，通过经典化过程，把作品的经典潜质充分彰显出来，其经典的地位才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中外文学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有些具有经典潜质的作品因为没有得到经典化而被埋没在浩瀚的文学海洋中。

文学经典是经过时间的淘洗，经受了社会和读者等各个方面的考验，自然形成的。这个淘洗和考验的过程就是一个经典化的过程。当代文学作品与古典文学的区别之一，就在于当代文学还没有完成经典化。经典化是一个复杂的文化行为，应该把作家的创作、批评家的批评，以及整个社会的文学生产和文学消费，都看成是经典化过程中的必不可少的元素。文学评奖制度显然也是一个重要元素，它会以自己的方式影响文学作品的经典化。二十世纪80年代是一个热衷于创新和突破的年代，西方现代派成为作家们争相效仿的新文学样本，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不是茅盾文学奖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偏爱，也许就会将《平凡的世界》这样的优秀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遗漏掉。路遥是新时期成长起来的年轻作家，他对当时的文学环境应该有所感知，但他并不被新奇的文学观念所煽惑，而是能够在文学观上保持淡定和坚守，这同样也很不容易。因为创作实践中的现实主义出了问题，并不能说明现实主义本身就必须抛弃了，现实主义还有没有生命力，这同样需要作家通过自己的实践来证明。路遥就宁愿做这样一名作家。这正是路遥的可贵之处。路遥在文学上有自己崇拜的对象，他的崇拜对象就是同为陕西作家的柳青，他不仅认同柳青的创作方式，更认同柳青对待农村和农民的立场和态度。他构思《平凡的世界》时，应该是想到了柳青写《创业史》，他也希望自己能像柳青那样，去写一部反映农村现实的史诗性的作品。路遥坚守了自己的文学立场和文学理想，他也通过自己的奋斗，证明了传统现实主义仍然具有生命力。但是，在当时的“西风劲吹”的大潮下，《平凡的世界》出版后并没有受到好评。茅盾文学奖此刻却能坚持自己的宗旨，肯定了《平凡的世界》的现实主义文学品格。显然，茅盾文学奖对于《平凡的世界》的经典化起到了提速的作用。

在我们呼唤文学新经典的时候，关注一下我们的社会是否为文学作品经典化建设起一个良好的文化环境，还是很有必要的。

在当代文学的生态环境中，一直弥漫着一种非经典化、去经典的思潮，人们对于当代文学，热衷于做的就是摧毁和破坏，从来不认为建构当代文学的经典是当代人应当做的事情。我在大学从事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对这一点感触尤其深。依我的看法，人们到大学来学习，首先就是要学习经典。当代文学专业就应该学习当代文学的经典。否定经典的社会时尚对当代文学的冲击最大。那些学习期间的必读作品一个个被宣布不是经典了，这也真让我们教当代文学的老师惶惑不安。经典都不存在了，我们还有必要在大学里设置当代文学专业吗？当然，经典化过程本身就包含着质疑与否定，有些文本一度被认定为经典，但在岁月的淘洗下最终被证明还没有经典的含量，自然就要被淘汰出局。特别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在一个非常政治化的时代下走过来的，经典化过程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太大，特别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甚至会左右经典化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外在因素逐渐衰落，真正的经典也许才会水落石出。也就是说，经典始终处在一个动态变化的状态之中，在“建构——解构——再建构”的过程中一再地确认自己的身份。所以基洛里在为《文学研究批评术语》撰写“经典”条目时，也特别强调了经典的动态性，他写道，经典是“这样一个历史事实，经典中不断有作品添加进来，与此同时，其他的作品又不断地被抽去”。但是，必须承认，经典的动态性和不确定性是与非经典化和去经典化完全属于两种思维方式，不应该混为一谈。尽管当下的非经典化和去经典化的思潮带有对过去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左右经典化的历史的一种反拨，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完全认同非经典化和去经典化的思维方式。因为这涉及到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姿态和方法来进行文学批评。

我以为，文学批评家不仅要有经典意识，而且也要有经典化意识。文学批评最根本的功能就是制造经典。文学批评的过程就是经典化的过程。在当下，文学批评仿佛成为了一个最污浊的词语，一方面，文学批评家不好好呵护它，他们用自己的不负责任的批评行为给这个词语涂抹上污浊的色彩；另一方面，文学批评越来越成为媒体时代的贱儿，它可以随意地“被”丑化、“被”辱骂、“被”作为一些社会问题的遁词。所以在当下的文坛，作家是最看不起批评家的，你要去问作家，你读了评论你的作品的文章没有，十个作家有八个会以一副不屑的神气对你说：“我从来不读评论文章的。”但我猜想，作家们从内心来说，仍然是希望从文学批评中获得灵感的，他们不过是因为当下的文学批评变得非常世俗，他们想以拒斥的态度表示他们与这种世俗化的批评划清了界线，以显其仍保持着清高。以我有限的了解，我觉得大多数的作家私下里还是很认真地对待文学批评的。我记得有一年在福建参加一次文学研讨会，会上既有文学批评家，也有作家。李建军发言时尖锐批评了莫言，莫言就在会场上，针对李建军的发言他也进行了反批评，关于这场争论的具体内容不去说它，重要的是这个事件后来引起媒体的极大兴趣。有的记者也以此问莫言如何看待李建军对他的批评。莫言说：“我更多的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反思自己。首先，我觉得像我这样一个写作了二十多年，已经五十多岁的人，在听到批评，哪怕是尖刻的批评的时候，还是应该保持一种冷静的心态。批评家对我的作品的艺术方面的批评我可以争辩，我有反批评的自由；至于涉及到人格和道德方面的批评，这个就没有必要辩解，更没有必要反诘，而是应该反思，应该警惕，应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应该保持这么一种心态。”“这场争论让我非常冷静地考虑了自己今后应该以怎样一种真实的、不虚伪的态度来对待批评，应该用善意去想批评家，不要把别人的意图往坏里想。不管问题提得多么尖刻，不管批评多么粗暴，都应该从善处去想，都应该从自身来找问题。”在这里，我既欣赏李建军的直率的批评，尽管当时我并不完全赞成他的一些观点；同时也欣赏莫言对待否定性批评的宽容姿态。事实上，一个作家与一个批评家的关系如何并不重要，他们之间也许是朋友关系，也许是“敌我”关系；也许是和气一团，也许是剑拔弩张。但关键是整个社会的批评生态应该是健康良好的，是有序循环的。只有在这样一种良好的批评生态中，各种声音都能够被容纳下来，都能够转化为一种经典化的努力。现在我们最缺乏的就是这样一种良好的文学生态环境。

20世纪被韦勒克称之为“批评的时代”。20世纪的确也是文学批评特别风光的世纪。从马克思主义学派、新批评、精神分析学派到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一批又一批的批评团体纷至沓来，声势逼人。而20世纪以来现代主义的文学经典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的占据历史舞台，大放异彩，完全盖过了古典文学经典的风头，就因为20世纪以来文学批评在经典化过程中的积极自觉的行动。更有必要指出来的是，文学批评不仅为现代主义文学经典的生成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也让批评自身生成了现代主义的思想经典。在今天这样一个娱乐化的时代，文学批评的风光不再，但“批评的时代”余韵尚在，文学批评应该在当代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中有所作为。

【作者系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