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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儿童文学七十年

来源:中国文化报 | 金波  2019年10月30日09:07

《乌丢丢的奇遇》 金 波 著

中国70年的当代儿童文学伴我走过了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更由于我在青年时代成为一名儿童文学作者,我比“局外人”对中国儿童文学多一些实践,多一些思考,有较多的切身感受和感悟。

对70年的当代儿童文学,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划分了三个阶段,即黄金时期、艰难的探索时期和又一个黄金时期。

我以一个读者和儿童文学作者的双重身份,感受到了第一个黄金时期党和国家对儿童文学的重视,制定了1955年至1956年有关发展儿童文学的规划,全国有190名作家参与了儿童文学的创作,每人每年都要为孩子写一篇作品。我从少年时代就熟悉的作家,如叶圣陶、冰心等老作家都为孩子们贡献了新作。在这一创作热潮中,我熟悉了许多新的作家,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我开始了儿童文学的写作,让我感受到了儿童文学高贵的品质和尊严。那一时期的儿童文学重视教育作用,因此,革命传统教育和儿童优秀品质的培养,成为儿童文学重要的题材和主题。对于我这个初涉儿童文学园地的青年来说,从一起步就意识到儿童文学的教育功能和自身的责任。那一时期,我的诗歌重点写的是革命传统教育题材,特别是经过作曲家谱曲,把诗变成了歌,广泛传唱,如《小红花》《云》《勤俭是咱们的传家宝》以及我的第一本诗集《回声》,都有着鲜明的主题思想。

但是,也就是这一时期的1961年,茅盾先生指出儿童文学的“绝大部分可以用下列的五句话来概括:政治挂了帅,艺术脱了班,故事公式化,人物概念化,文字干巴巴”。

此后不久就进入了“艰难的探索时期”(1966-1976),这一长达10年的时间一共出版了1293种儿童图书,只有少数作品还留在读者的记忆中。“艰难的探索”也可以用在儿童文学的创作和出版中。儿童文学经过了10年的停滞、恢复和思考,摆在作家面前的是更多的反思和变革。到了“艰难的探索时期”结束以后,1978年秋季,在江西庐山召开了“全国儿童读物座谈会”。我参加这个会,听到了老作家在困惑地提出“今后童话怎么写”,在今天看来,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显示了作家当时的心有余悸和太多的顾虑。

也许是我太爱儿童文学了,即使在“艰难的探索时期”,我依旧没有放弃创作。不能发表,我就自己写,读给我的孩子听;即使他们不能理解,我仍然乐此不疲。我写了《流萤》《天绿》,虽然到了1979年才在《诗刊》和《榕树》上发表。这些小故事,其实也是一种艰难的探索,不能发表就自己写,文学创作是个体自主的事情。自己永远要做探索的人。

“艰难的探索时期”是一个历史阶段,有不断认识、不断思考的必要。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历史会一直镌刻在人民的记忆之中。创作儿童文学就是写记忆,写成长的记忆。记忆可以激发深刻的思考。所以说儿童文学就是写童年的记忆和思考:快乐、纯真、苦难、悲伤及其再认识。“艰难的探索”也是儿童文学的大题材、大主题。

结束了“艰难的探索时期”,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儿童文学也进入了第二个黄金时期。如果说第一个“黄金时期”是一种机遇,第二个“黄金时期”就是一种觉醒。觉醒使我们明确了儿童文学是为了儿童的文学,明确了“童年的情形,便是将来的命运”(鲁迅语)。这一时期,由于写作环境的宽松,视野的开阔和借鉴的机会增多,使得中国儿童文学有了长足的进步,突破了一些诸如早恋、死亡的禁区。题材丰富了,技法多样了,还由于儿童观、教育观的科学进步,使得中国的儿童文学进入了世界的范围。特别是近些年,提倡全民阅读,构建阅读社会,儿童的阅读量大幅度增加,促进了儿童文学的创作和出版,涌现了大量年轻的新作者,加速出版了各种图书和引进版图书。但是,在繁荣的背后,也有隐忧。针对快速的写作和快速的出版,近几年一直提倡“慢写作”,改变出版的“低门槛”。不仅如此,中国儿童文学的进一步繁荣还需要扩大视野、深度思考和丰富的想象力,以及扎扎实实地深入生活,加强现实主义的写作,加强内涵的丰富性,讲好中国故事,塑造出经典的人物形象。

我选择了儿童文学,这是具有生命力的选择。我愿与大家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