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个深秋的上午，风和日丽，山山岭岭的秋色中还散发着绿意。

我们奔着“黎元洪”而去，但前方那个村落并不远。

这次到大悟，朋友本来是邀请我们前来看乌桕红叶的，却听说黎元洪的老屋就在附近，说去就去，就这么简单。

当我准备钻进车门时，朋友又补充了一句：拐过去看看，多不了几公里，算是路过吧。

壹

在山间公路上，我一路上都在思考这个人。

说起黎元洪，很多人都可能生发出一种莫名的怪诞之感，甚至潜意识里还有一种莫名的漠视。对黎元洪的这种认知和情感，皆源于他人生中的奇异经历。

所谓奇异经历，当然是他被人强行拽上都督大位那一次众所周知的“巧遇”。至于他一生做过两次大总统、三次副总统，这些令人听起来心生敬畏的显赫，只是他奇异经历的“后果”，我曾经说过，这都是黎元洪“捡”来的。

时势造英雄。

我们不难想象，当年黎元洪的大名怎样借助武昌暴动的消息一夜爆红。那会儿，天下人知道摄政王，知道北洋大臣，知道各地总督、巡抚，可这个黎元洪是何方神圣，没有多少人听说过。

百年之前的那个辛亥年，很多人不知道世上还有公元纪年，包括武昌军营中那些正在紧锣密鼓地策动发难的青年军人，他们也习惯运用传统历法标记日子。最初，他们将举义的日期定在8月15日，可在他们召集秘密会议的当天就出了意外，起义计划泄露，只好推延到8月25日，也就是公历10月16日。于是，秋高气爽的武昌城像无数个平常的日子一样，又度过了几个死寂的黑夜，谁料在10月9日，汉口宝善里革命党人又意外失事，暴动只好仓促发起。

一次又一次意外，导致这场震动世界的兵变来得毫无准备。

一切箭在弦上，却没有一个发起者；

暴动打响了，却没有一个作战指挥者；

造反成功了，却未能产生一个能够代表新生力量的领袖人物。

很多史料用“群龙无首”这个成语来形容当时的局势。暴动成功的热血军人，急需一个既有名望又有能力的人物出面为他们掌控大局。

军政府诞生不到一个时辰，真的是一纸空白，百废待举，而朝廷必将对起义进行疯狂镇压，很可能就是一场恶战，军情如火。因此，这个主事的人对于起义，对于革命局势的发展，对于整个中国，说多重要就多重要。

情势容不得那群年轻人从容权衡，从长计议，就像头天晚上暴动的士兵冲上楚望台军火库就地“拽”出吴兆麟担任起义总指挥那样，在初步组成军政府之时，官兵只能选择他们比较熟悉的军中协统黎元洪。

在当时的中国，或可挑出一百个“黎协统”来，不排除有的人比他更合适，但远水解不了近渴。

假如黎元洪没有那次一步登天的“幸运”，我们今天也不会来寻访养育过他的这个村塆。那样，今天这里可能只有个别文史专家知晓黎河村曾经出过一个清军将领，担任过21混成协的统领，相当于现在的旅长。

那个黎元洪，肯定不是今天尽人皆知的黎元洪。

贰

车子来到一片平展开阔的村边广场，广场一侧那座类似祠堂的建筑，一屋独高，面积也很大，颇有气势，明显不同于周边的民居。“祠堂”青砖黑瓦，前后坡顶，四角略翘，体现出中国乡村传统建筑的风格。

这座“黎元洪故里纪念馆”，好像是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时修建的。

今日看来，这个小小村落的自然环境固然宜人，但是，在那个并不遥远、却在时间概念上刚刚走出古代的19世纪六七十年代，黎家只有几亩薄地，与许多庄户一样，只能在贫困中煎熬。黎元洪13岁那年，他在天津北塘从军的父亲将全家迁移到了天津军中，听说他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

所以，黎元洪留给故里小村的几个故事，都是他13岁之前的事情，并且都与贫穷和饥饿联系在一起。比如，传说他牧牛时偷拔了别人地里的萝卜，因为“一个坑一个萝卜”，少了可不行，他就吃完萝卜之后再把叶子插回坑里，颇能迷惑别人。

已经远走高飞的黎元洪，成人后在北洋水师施展才华，最早曾经受到过李鸿章的提携，后来又以自己诚实的品格和踏实的作风得到两江总督张之洞的赏识，被委以监造军事炮台等重任，一再得到重用。在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之后，他也从南京被调回武汉，在军事和工程建造方面尤受总督倚重，成为湖北手握重兵的核心将领，使他得以在自己的家门口逢遇千古事变，干出惊天动地的伟业。

叁

暴动次日，当那帮年轻革命党人准备礼请他们的黎统领出山时，湖北的军政大员都早已出逃了，没人知道黎元洪去了哪里。几经打听，才从一个伙夫那里弄清了他的准确去向，说他躲到了黄土坡21混成协一个参谋的家中，革命党人是从参谋内室的蚊帐后面把他拽出来的。

但是，胜利之后媒体关于这段历史出现了多种“版本”，让人莫衷一是。一种版本说，他听见革命党人已经找到参谋家里，马上要闯进内室，就从蚊帐后面顺势钻到了床底下，是一个士兵把他从床下拉出来的。另一种版本的故事更加“精彩”，说黎元洪头天晚上更换便衣躲到他姨太太黎本危那里，是其部下马队的一个排长带着士兵找到姨太太的住处，听见床下发出紧张的呼吸声响，他们连看都没看，就伸手去抓住他的双脚拉扯了出来。两个部属将黎元洪从床底拖出来时，只见他头戴瓜皮帽，身着长袍马褂，满身灰尘，浑身筛抖，吓得魂不附体。这种“版本”讲得有鼻子有眼儿，更是引人入胜。

原来，那天晚上黎元洪更衣逃匿，本来是害怕被乱枪打死或被愤怒的叛军处决，很多人却将他的这种举动理解为躲避革命高位，这就使神圣的革命进一步增添了几分滑稽和游戏的意味。

我曾经说过，黎元洪是一个意识深处都扒不出丁点儿革命影子的人，硬是被推上了革命领袖的位置。如果从黎元洪的本意来看，我给他下的这个结论是没有错的。任何社会变革，如果需要某些社会个体付出代价，那么，在其变革发生之前，绝大多数人或许都是处于这种心态，就像一堵墙挡住了一座村庄的出口，全村人都感到不便，都在抱怨，都很痛恨，但是都希望别人站出来将其推倒或劈开一个口子。

革命之前，黎元洪已经拥有高官厚禄，显然属于清朝官僚体系的既得利益者，对于是否需要付出重大代价去投身革命的问题，我相信他从来不曾思考过。然而，这种事变却在他的眼皮底下发生了。或者说，本来他是很想回避时代浪潮的，但革命大潮的浪头却劈头盖脸地将他砸个正着，他无处可藏，无处可逃。

事实上，革命火种所以在他的部队燃爆，正是因为有他这个难脱干系的“肇事者”。

黎元洪治军很严，军纪整肃，在军中口碑比较好。但是，首义官兵看中他，是因为他平日知兵爱兵，宽厚对待部下，从不克扣兵饷，这在封建体制下的部队里，尤显难能可贵。更重要的是，他思想开明，平时表露的政治倾向赢得了官兵的敬重。有个士兵因为加入秘密团体而接到密信，黎协统看信中充满隐语，知其性质严重，但他只是指令这个士兵回籍“养病”，并不追究。因此，武汉新军中革命团体共进会、文学社的大部分成员分布在他的21混成协，每次出现“麻烦”，他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使这些进步青年在他的部队能够半公开地展开革命活动。即使是部属中出现剪去发辫的公然叛逆行为，黎元洪也是若无其事，甚至一笑了之。比如41标思想比较激进的学兵李佐清，竟然与自己头上的辫子一刀两断，事情报告到黎统领那里，没想到他不但没有下令处置，反而送给这个学兵一副联语：“免豕尾之讪笑，异文化之先机。”作为军中高层带兵人，他竟然还放出“剪发自便”这样的话来。因为“丧失原则”，黎元洪有意无意为军营里的革命志士充当了保护伞，也使他在官兵中赢得了很高的声望。

这群年轻志士一定要请黎元洪出山，并非是慌不择路，饥不择食，而是他多少次的所作所为，留给官兵的印象是能够信赖，可以托付大任于斯人。

……

任蒙，1955年5月出生于湖北广水市，现居武汉。40余年来在各地报刊发表过数以千计的作品，出版有诗歌、散文、杂文、文艺理论等专集25部，其中以诗论诗的《诗廊漫步》曾多次再版和重印；《任蒙散文选》再版3次。曾获首届“全国孙犁散文奖”唯一大奖、第四届冰心散文奖、首届“全国鲁迅杂文奖”金奖。199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现为湖北大学特聘教授，湖北警官学院、武汉商学院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