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父母亲去世后，我再回泉州城，好像感觉也不一样了，有一些茫然。

有人送过来一本书，说是刚买到的我的一本书论，让我在上面题几个字，作个留念。我问清楚他的名姓，就在第二页的空白处下笔。落款了结时，我把书递给他，看他一副不胜惊愕的神情。我说：“就这样了。走了。”我想，今后再到这个小城，大凡落款，大抵如此。此时我就像一位外来的行者，走动走动。尽管我在这里生活了十六年才不得已离开，此后对它的思念日减—— 我是一个没有什么乡愁的人。见到他人动不动就讲乡愁，好像时兴得很。在这个城市里走，不怎么会遇上熟人——如我这般年纪的人当时大都背井离乡，到远方去。现在我见到的都是新面孔， 这也使我觉得这个城市和别的城市一样，没有什么情节可以怀旧。

我十六岁离开家乡不是去过好日子，而是去当一个农民，终日忙碌在水田里。当时我非常非常依恋这个城市，觉得我的全部都在这里，生养我的父母，我喜爱的学业，还有房前屋后青翠的草木，连同我养下的一群小动物。可是没有办法。

那时我也和其他人一样，对城市有强烈的向往。城市肯定是比山区好得太多的地方，适合人的生活，有益人的生长——如果一个人没有空间比较的感觉，那这个人也就没什么希望了。对城市空间的向往是人的一个方向，这个诱人的理想，无形地牵引着，即使做梦，也倾向于那里。乡村里不少人连县城都没去过，说起城市根本难以想象，只有那些偶然去过的人，内心荡漾不已。我到地区所在地去了一趟，看到这里最大的钢铁厂、化工厂、农药厂，夜里就梦见置身于农药之中，穿上工作服正在乐呵呵地操作着。也许是心中总有一种叫期待的情绪，每一日都变得警觉和敏感，可惜各种机会，来来往往，就是无缘于我。母亲忍不住了，提前退休，希望我回去补她的缺，也当一名小学教师。我表示了不愿意的想法——直到这时，我才知道自己已经不喜欢我曾经生长的城市了。如果可以，让我到另外一个陌生的城市，哪怕小一点，差一点，重新开始。父亲来信说，母亲会在深夜坐起，想到我的处境而哭泣不已，不知道是否也含有对我不想回头的伤心。

时势在我二十三岁时发生了令人惊愕的转机。风乍起，吹皱深潭之水。我在山区待了快十年，也应该换一个地方了。紧张地报名、疯狂地复习，有此愿望的人都有一个明确无比的目标， 以自身的力量，换一个空间，换一种生活。以我小学的经历揣度高考，犹如井蛙说天，即便是一名大学教师，也无从言语久违的高考。一个人在十年间没有经历考试是很离奇的事，而即将来临的考试如此急切，让每一个人都茫然无措。我对形式是不讲究的，而看重那些如山一般沉甸甸的内容。在落实内容的时候，我一直处在想象中， 不像别人叫嚷时间太紧张了准备来不及了，想象着明日就考，像临阵的拳师，任你什么形式，一掌破了它。

后来——当然是我考上大学之后，山区的同行才谈起我的一些旧事，可笑的，可哭的，我都任由他们说去，添油加醋。大概是以小学学历高考的成功，十年的时间换得了新的空间，很自足、自适，也就宽宏大量地随人卷舒，话题里就多了不少搞笑的成分。我很清楚，是后来的生存方式改变了，什么话题的重拾才有意思，哪怕芝麻大的一点旧事、很远的人际关系，也会被放大、拉近。换言之，如果高考失败，依旧蛰居于山区，生计窘穷局促，向人倾诉你如何穷昏昼忌饥渴兀兀不息，没人理你的。就像《水浒传》里的武都头，不打一只大虫，谁也不知他拳头有多硬，不杀一个西门庆，谁也不知道他刀有多快。

最高兴的当然是我母亲了，她深知山区和城市的差异。当我寒假回家，她几次摸着我的脸说：“我太欢喜了，我太欢喜了。”

那天有个当年同在山区的人，给我打电话。当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还是把当时一起插队的人的名字念了一遍，还有生产队的一些贫下中农骨干，他们都姓黄，名字更是牢记。连同后来我到县化肥厂当学徒，那些工友的身影也带了出来，我居然如此清晰。有几个人的名字我有点忘却了，但稍加沉吟，还是无误地读了出来—— 很多大的事件早已淡忘，而正是这些碎屑的，几十年沉入记忆之底的人、事，居然一下子浮现起来。让我不解的是，有人如今还在忙碌着，在小学周边办托管，招揽几名小学生来管理，挣点小钱补贴生计和资助子女。从当年的绰约到今日的老态，可见出生存的辛苦。但他们每隔一两年就会到山村去，在那里住上几天。而我自从考上大学出了村子，就再也没有回去。他们认为我是没有情感的人，才会如此淡漠。其实，每个人对于空间的感受是不同的。记得当年村里的一个青年下了一个铁夹子，有一头皮毛油亮的麂子被夹断了腿，挣扎之后侥幸逃脱，此后，再也见不到它的影子。

如果不是外出，我还是每周到美院画室给研究生上课，剩下最后一届的研究生，成了关门弟子。开门弟子和关门弟子都是比较有意思的， 开门在文学院，而关门则跑到美术学院了，时间的推移使空间得以转变，差异其实是很大的。以前毕业的研究生天各一方，有的继续规延风雅， 铁画银钩不辍，以至有了名声；有的奔走于稻粱衣食，已不多言说艺文，但追求过好日子，也是为人的一个本能。有的来到这个城市，顺道来母校走走，也理所当然推开这间曾经熟悉的画室大门，看看。迎着他的都是陌生面孔，他们抬头看他，也是一脸诧异，不知道此人是他们的师兄或者师姐。画室陈设依旧，黑板前照旧是一方桌子一方椅子，老师在这里开讲。不同的可能是四壁， 有几届的学生积极一些，凡有创作，必挂满壁间，使人进入时以为举办书法展览。有几届则无此举动，以至于四壁简净。每一届的学生都是不同的，相同的只是老师，还有坚硬的画室，三年时光，一起共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位，堆满宣纸、字帖，终日临写。想蹭课的其他学生，只要没人反对，也讨个位置，临写无碍。我总是想，三年时光还是要身心快乐，方能生出从容雅致。一个人在今后，如果会对这间画室有所留恋，应该都是一些快乐的往事。师生关系的产生由某一些机缘来确定，很偶然，而后成为必然。有时很想收下这个学生，源于他的灵气和踏实，没想到却意外地考砸了，是外语这一科分数差得太多。而另一位不太让人注意的，却每门都平平，踩到线了，不能不收。三年时间除了逐渐进入古人的世界，师生也在相互观察和考量，往往不是大事着眼——师生间本无什么大事，而是从琐碎上观瞻，三年相处已是足够。事实是，有的学生毕业之后再无联系——当初是以学业来联系的，学业结束，相互间的关系当然也戛然而止，说起来很自然的，不足为怪。以前的人把师徒关系看得很重，尤其是古训“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真会使人心理上徒增负担，就是我也觉得别扭之至。一个学生毕业了，自己有了发展天地，感觉会产生很大的变化。我向来对于人际关系的认识就是顺其自然，交往者交往，不交往者不交往，好像也是注定的前缘。当然，如果一个多年没有交往的学生打电话来，说要来家里坐坐，让我看看他的书法作品，只要有空，我还是会欢迎，而绝口不问这些年过得如何。

报纸上偶尔还发表明先生的一些小书论，但明先生已随马航MH370的失联不知所踪。据我对他的认识，他对于陌生的空间兴趣还是比较大的。有一次，一个边远小县举办一个笔会，我因为正好在，也就顺便参加了。他从外省乘飞机而来再辗转汽车——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小的活动。后来又看到他去了几个小地方的报道，参加同样很小的活动。那次他去马来西亚，想必也思量不断开拓新的书法空间，兴致颇高，而前四天的活动也着实顺畅。最后，有六位画家更改行程，不飞北京了，直飞上海。这六位幸运者，可以想见他们如今仍在自己的画室里泼墨挥毫，或者与来买画的人讨价还价。但明先生则在不明之处。报纸上发表的小书论，应该是他之前发给编辑的， 文是人非，别人看得到，他自己反而看不到了。我想引申的是，文字是可以穿越空间的，成为有始有终之物。文学院的学生手上的古典文学作品，尤其是先秦文字，到此间已经变得晦涩难辨了，如果古人看到今人的解读，可能要说谬矣谬矣。国学盛时，自诩国学家的就多起来，讲孔子老子，在电视里讲，像多集电视剧。有的专家就说错了错了这不是孔子的意思。后来又有人说专家说的也不是孔子的意思——一个人不在孔子那个时期，尤其没有跟着孔子东奔西跑，现在说的孔子云孔子云，都是当代人的意见。我现在能理解的是，每个人在他生长的那个时段里，都会有自己的期待，有所期胜于无所期。

老书法家白先生过世后，追悼会按教会的仪式举办。我在和他的交往中，觉得他并无此倾向。他年纪大了，可有时论起问题还会过激，浑如可爱的愤青。他自己不立规矩，书法作品就总是处在随意价上。我说你都快八十岁了，又是名家， 定个规矩好执行，也少和讨价之人费口水。他说不好意思。有次他很不开心地告诉我，老家来人取走三副对联，只付了不到三百元。我一听就乐了，我说你不能怪别人，无规矩可循，他们还以为多付给你了。一直到他八十岁生日，学生才给他定了一个润格，可惜没过几年白先生就走了。白先生原先住在一个老旧的小区里，没有电梯， 上下全靠脚力，是应该换房了。可是这里住久了， 就生出眷念，不愿挪动。邻里熟识，可以寒暄聊天，可以有对手弈棋，而到那家老字号小酒馆品尝美食更是一件开心的事。许多时候，外人只看一个住宅区的外表，电线无序胡乱牵扯，墙皮都脱了，扶手上都是铁锈，过道采光昏暗。既然小区如此破损，住在这里的人也一样，不会有什么好心情——把物理空间和人的感觉空间放在一起推论，往往低估了人在感觉上的丰富性，使比照出现了舛误。我相信经常会有这样的类推出现，以为理当如此。其实白先生有许多记忆是离不开的，就像小区里渐长渐高的树木，它们的气味也有别于其他。这种关联由于过于虚幻，往往不在留意之列。后来白先生的学生们给他找了一个好住处，让他住在那里——这些学生在我看来是天下最好的学生。但白先生似乎不太适应，就像一株老树挪窝了，即便根须无损，也会茫然一阵。白先生是个敏感的人，最后接受了牧师的引导，我认为也是为了心安——空间如此之大，有地方安放一颗心，就好。

卜先生在退休后不甘于这个海滨小城里安度，到了北方大城市发展，试图获得一席之地。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城市，安顿下来后就像一只勤快的蜘蛛四处结网。和他无干的书法雅集、笔会、展览场面都会看到他的面孔，当地同道也知道南方来了这么一个人，恭敬、谦卑，满脸诚恳、笑意。大城市的人还是很有礼貌客气以待，恰到好处。只是真有活动，尤其是品位高的活动，都不会想起他——他们有自己的一套规则，不是写在纸上，而是像风，摸不着看不到，这使他徒唤奈何。几年过去仍在边缘上，无法向中心靠近一步。他说最好的成果是哪个地铁口有他的一幅书法作品，如此而已。最后他还是打道回府。从他居住的高层单元房里可以看到蔚蓝的大海和涌动的波澜——这个椰风浪影的小城，品类繁多的水果散发出香气，海产品在一长溜摆开的塑料箱里游弋蹦跳，而各色小吃煎炸蒸煮后的诱惑，往往使人坐了下来，把晚餐设在这里。想想自己转了一圈无功而返，声名还是原来的声名，身心却受累不少，尤其不为名流所重视，惘惘不甘。我对卜先生说，艺文之事，如果你做得很专精，又有个人特色，就算你在角落里，也会被人发现， 让你坐到台上去。如果不是这样，你跑到美国发展也没用。我的这种认识当然比较老旧，一个人持守一个空间不移——酿酒的人藏于深巷，不角逐利场奔走衣食，也不四处吆喝，只是着力把酒酿好，结果嗜酒的人识货，深巷也不乏摩肩接踵的沽酒者。不知他是否接受我的说法，在后来的日子里，他再也没有外出闯天下的念头了，每日于工作室笔墨驰骋，和朋友细细品茶，想想外面的世界的确很精彩，真的进入，却未必如此。

老年医院是这些年我有意无意观察的一个对象，在这几座建筑里，聚集了一批老年病人， 进进出出，出出进进，有的多年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有的挂床，待身体不适随时可以住进来。天气清明时阳光温柔，护工们纷纷把各自的主人推出来，让阳光驱散身上的暮气和药水味，同时呼吸室外的新鲜气息。老人们眯起双眼，嘴却张得大大的，不出声响，护工则凑在一起说笑。不少人在年轻时是好汉英雄，轩轩于鸡群，却不料晚年病魔侵犯，已难自理。是我们看不见的那双巨手，使一个人的豪气日渐销蚀，最后成了这样子。我知道的这些病人中，有的是有资历的，有的是家境优越的，才有如此待遇，医药无虞，专人看护，使生命一直得到自然的延续。从生活经验出发，肉体的存在是第一位的，至于尊严似乎可以忽略。一位没有知觉的女病人要排泄了，她的亲人此时都不在，护工直接把她的裤子脱下来，像婴儿那般把她的大腿抬起。此时病房臭气冲天，旁边病床的亲友、护工都跑出去了。我毫无知觉地坐着，如果我再跑走，同在病床上的岳父心里会多么难受，他此时连下地都没有可能了——我心里涌起一阵悲凉。当一个人不能动弹，就连提出一点小小的要求都不可能——护工，把布帘拉过来遮掩一下吧。过后，有人过来和她说话，安慰她，不知她是否听得到，只是慢慢有眼泪从眼角流了出来，滴落。有人告诉我她原来是从事科研的，精于用脑。而今她的大脑对眼前一切浑然无觉。病床是公共性质的，如果有知，可以记录每一个病人的不同经历。有人去世， 人抬走了，后勤马上过来更换被褥清洗消毒。过一会儿，又有一个病人获得这张病床的权利，带着大大小小的用具进入，躺了下来，开始他在这张病床上的治疗时光。一个人既然进了医院，就要放弃一些或这或那的喜好，心无旁骛地挂瓶吃药。譬如一位文人，他的病痛如影随形，成日情绪阴晦，还写什么锦绣文章，读什么圣贤经典？ 各种要求下降到最低，甚至克制忍耐，只等走出这个空间再说。我到过一个小县城的旧时监狱， 现在它成为教育基地和养老院。走了进去，建筑结构沉重冰冷，光线昏黄，有一股潮气。作为曾经的监狱，虽人事变迁，仍然有阴森感，自然就想到刑具、惨叫、鲜血、死亡。还不到五点，老人已吃完晚饭了，在我们走动的过程，他们没有一点声响。看看他们的房间，所有物件都蒙上一层旧色。老人们都习惯了——日子走到此时，一切都以简单来行事，简单地吃简单地睡，简单到无话可说。再复杂的人到了后来，也要罢去三千烦恼丝，让自己成为一个简单的人，听从他人安排的人。我相信在这里，温饱一定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不会有什么快乐可以言说。

时时回想晚年的父亲和母亲，还是对父亲的印象更为深刻一些。母亲大约在八十岁以后感觉逐渐衰退，最后归于零，以至于多年间我和她在一起只能相互静坐，无法交流。有时看着母亲昏昏地睡着，觉得自己简直是一个毫无用处的人， 无从让她返回。父亲虽然有病在身，却有思想能言行，有时会为一些问题与我争论，便给了我观察他的机会。一般人认为，老年人的空间意识是渐渐萎缩的，其实未必，有时我觉得父亲一天的电话比我更多，说的也更长一些，对象是亲友、同事、学生和他资助过的人。当手机出现故障时， 他是如此惶惶不安心神不宁，愣是把保姆的手机抢过来用——在一个人不太方便行走时，手机就成了连接外在最适合的工具，手机使他心安。二楼的父亲，即便足不出户，也可知道天下大小事。他把手机放在案桌边上，很安然地濡墨挥毫， 写上几个小时，或把手机放在手可触及的地方， 才松弛地躺下休息。父亲对于电视的兴致，主要是中文国际频道，偶尔边看边谈见解，可惜这个频道呈现的空间恰恰是我陌生的。

对于空间，我的感觉是北方人空间感明确，而南方人多半含糊。在北方问路，总是示之以东西南北，让人从一个方向转到另一个方向。在异地本就茫然，以方向示之更达不到指路的效果。迷路是过去的人都经历过的，路径如人生，曲里拐弯，倘设计成环形，则往往转不出去。最典型的是祝家庄，几个好汉皆因迷路而被生擒，还好石秀遇上一位老人，才解开了玄机：“你便从村里走去，只看有白杨树，便可转弯，不问路道阔狭，但有白杨树的转弯，便是活路，没那树时，都是死路，如有别的树木转弯，也不是活路。”人的智慧在应对空间上尤见专长，以至于一个大城市，一个小乡村，有时也不愿让人一眼洞见。小时候我对老家的北面相对熟悉，而于热闹的南面则陌生之至。往往放学随同学去他家借书，自个儿返回时一点底都没有，生出一身惊慌。一个人想自个儿探寻路径，不愿张嘴问道，心理负担就得承受更多一些。尤其华灯初上，大街小巷似乎都变了样子，人孤独无助，看着行人轻车熟路地行走，真有一些绝望了。往往是此时没有把握地转一个弯，发现了一座熟悉的建筑，心中狂喜，终于走上正途了。迷路比不迷路在感觉上来得跌宕，因为没有把握，对空间都是探索性进入，像做实验那般。现在的人没有迷路的感受了，即便全然陌生之地，也可以得到准确的引导。让人不迷路是一种责任，所谓导航，就是彻底告别迷路，消灭迷路的感觉。这样也就没有什么趣味，人人依赖导航。就像问学之人，在图书馆里翻动那些发黄的线装书。也许翻了一大堆，还是找不到自己所需的材料。这个过程与迷路无异，要耗去不少精力和时日。后来，电脑来了，安坐于家中就可以查到自己所需的材料，好像早有人给自己准备好的。这样，也使先前寻寻觅觅的急切、期待心情不再出现。空间在这个时候，把大门敞开着，鼠标一点，即可进入。与之相契合的是人的内心空间观，一反古人的“藏器”之说，门洞大开，乐意毫无遮掩。“分享”这个词用得越来越频繁了，什么都拿出来分享，没有一个自己的秘境，也不持守自己的秘密。这些秘密对自己来说是很宝贵的，值得珍视，是不能交流的，它藏于自己内心的深处，有秘不示人的义务。

几十年过去，我离农村越来越远，在外生活的日子也远远长于在老家。十六岁前我是无比地依赖它的，觉得不能须臾离开——在它典雅朴素的品质里，渗透着多个宗教的气味，礼数繁多的俗世情调与之交融，使人善于打拼又倚仗神明庇佑，认定这是一个安生和乐业的绝好场所。尤其是这个小城的特有南音，总有一种勾人魂魄的力量，使人不忍离它远去。记得当年离开时，我是大哭一场的，心中无限悲伤。原以为这种离乡的伤痛要维持很久。现在算来，三年后就渐渐淡去，还觉得当时年少，自作多情，空流那么些泪水。是时间的流逝转换了空间，也随之转换了人对空间的感觉。原先的密切而今疏离，原先的依恋已经消失，再也回不到从前。

我在开头说的落款，是这样的：“戊戌九月秋风劲时，以撒客于泉州。”

朱以撒，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书法专业之余以散文写作遣兴，出版散文集《古典幽梦》《俯仰之间》《纸上思量》《腕下消息》《如风吹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