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盛夏的上海，异常闷热，从骨头缝里都能渗出汗。宿舍楼更是蒸笼一般。我坐在椅子上，常常看到汗水“滴滴答答”地流淌而下，在黑色皮椅上洇出一圈白亮印渍。窗外，没有风，城市的喧嚣似乎离我很远。

我刚评上副教授，涨了工资，正在规划下一步学术生涯。发表论文非常重要，还要多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才能积累人脉，开阔眼界。还有件喜事，我通过公积金贷款，终于在上海郊区买了套45平米二手房，目前在装修，年底有望入住。

我将在四十岁走上人生正轨。也许，过几年，会有一个女人，青睐我这个来自大西南的 “穷青椒”。我将摆脱“小泽玛利亚”和“苍井空”的陪伴。现在的年轻人不太了解这些。净网运动搞得厉害，年轻人都玩“抖音”和“吃鸡”了。

我要感谢同事章谦。他自杀后，我协助校方处理他的后事。他的电脑中，我发现了几百部黄色小电影。我偷偷将这些好货，拷贝到硬盘上。漫漫长夜，写论文疲乏不堪，我就靠着浓咖啡和这些小玩意，安慰自己的嘴巴与眼睛。

我意外收到了章谦的导师——著名学者金教授的邮件。他对我在章谦治丧工作中的付出表示感谢，特别是对章谦遗作《杭州鲁迅先生二三事》的发掘。这篇小说被退稿后，被章谦胡乱丢弃在宿舍。我把它寄给了金教授。金教授很快将其发表在了一家杂志上。他给我打电话，很内疚的意思，说没有照顾好这位有才华的学生。但是，高校不承认文学创作。这也并非章谦的专长。章谦走错了路。

我趁机发给金教授一篇论文，请他推荐一个权威杂志。

金教授很快回复了。他认为，论文思路清晰，学养深厚，还能隐隐看到些章谦的影子。

我说，经常向章谦请教问题，论文他也提过意见。

他为何从不找我推荐论文？金教授哽咽着说，太倔了。

靠着金教授的推荐，论文发表在权威杂志，我才得以顺利评上副教授。

没多久，金教授又约我撰写一篇有关郁君的论文，以参加明年东京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

我含蓄地问了往返机票和食宿问题。金教授表示，都可为我免除掉。

真是感谢章谦。我也为他感到惋惜与不解。这么好的导师资源，为何不利用？我推掉闸北辅导机构讲课的机会，也谢绝了两家出版社编书的邀请，专心写作这篇论文。

上海高校放假早，单身教师公寓早没什么人了。我蛰居宿舍，挥汗如雨，一盏小风扇拼命转动。空调风太凉，我的胳膊有风湿，受不了。我查阅资料，在电脑上敲个不停。

几千公里外，遥远的大凉山，我的老母亲，也许正在院子里的那棵石榴树下，静静地等着我归来。盛夏，花开过，石榴该结果实了。她深陷的眼窝，没有泪水。她一动不动，目光爬不过红土的山。蓝天，淡金色的阳光，成群的黑羊，云母般层层鳞鳞的白云，那里的热风永远都浩浩荡荡，仿佛吹响了一万把白喇叭……

我的老母亲不会理解儿子为何不回家。他在成堆的资料中穿行，思绪飞到了四十年多前苏门答腊的一个夏天。一个日本人，为了寻找七十多年前的真相，开始了第一次出门远行……

二

那便是郁君走过的路了，通往死亡，也是他要重访的路。

1972年5月，即昭和47年春，他踏上这块南洋的土地，恍恍惚惚，好像眼前这一切并不真实。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描述了此行的目的。他使劲踩了踩，软软的、有点弹性，这是被热风、酒糟味和舒服懒散的情绪浸泡的土地。那里的土人，很多像华人，或者干脆是华人后裔，可皮肤更黑，矮瘦。也有不少荷兰人、英国人。但日本人很少。他有点失落，说是寻访郁君的下落，但他也想看看帝国几乎最南端地区势力崩溃的最后情形。

那是一条泥泞的小路，紫黑、饱胀、翻滚着，好似吸吮足了火热阳光，左右摇摆，蜿蜒着游向远方。他摇着头，是刚下船导致的眩晕。他想吐，却闻到这条小路散发出的狂热而诱人的气息，可以嗅出“佛兰德斯红罂粟”迷醉的甜香。

你是日本人，不会理解“佛兰德斯红罂粟”对于欧洲人的意义。他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无论中国还是日本，在亚洲人眼中，罂粟都是邪恶的。欧洲人一战之后，却有在战争纪念日送红罂粟的习惯。他们还将这种花雕刻在国家阵亡者的墓碑上，或绣在生者的左胸位置，悼念为了荣誉牺牲的人们。几十年前，这些南洋小岛上，死去了成千上万的印尼人、中国人、日本人，也有很多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他们的亲人，把他们埋在这里的公墓，在墓碑刻上红罂粟图案，或在墓碑周围种上几株。

他讨厌罂粟。他不能忍受这样邪恶的东西，居然也能变成牺牲的象征？应是菊花，或樱花。只有雪白的意境，飘落的白花瓣，才能配上勇者的尊严。

他没有告诉妻，动身前天晚上，他在半夜惊醒。五月，大阪的风，已是热的了，但夜里还透着丝丝凉气。家里是死一般沉默，只有妻的呓语，在黑暗房间回荡，仿佛极幽静的山中，野物的低吟。他睁大眼，熟悉了家具的轮廓，这才蹑手蹑脚爬起，屏住呼吸，挨到了浴室。他打开昏黄浴室灯，浓浓的尿液般颓废的气息，从头顶倾泻，将本不清爽的镜子，弄得更模糊了。他扶住镜子，看到一条小路，往镜子深处延伸。还有大片红罂粟。小路尽头，有一个穿华人长衫的男人，手里夹着烟卷，冷冷地看着他。

那就是命运的暗示。他要到苏门答腊，他必须去。

他的手碰到梳洗台的牙缸，发出清脆“叮当”的撞击声。那是长男的“齿匠”牙刷。战后一段时间，日本物资奇缺，他与妻过着节俭的生活。为了防止孩子蛀牙，他们狠心买了一管非常好的牙刷，给孩子做礼物。如今，这管胖墩墩的、黄色手柄的牙刷，握在手中还是绵软的，却不滑手。他仿佛听到长男“呼呲呼呲”欢快刷牙的声音。梳洗台下面，还有一些废弃的画笔。他闻到了油料的气味。长男希望成为一名画家，家里给他买了颜料笔。如今，这些五颜六色的东西，也都被弃置在浴室角落了。他拿起牙刷，又从角落捏出一条画笔。两管有着儿子气息的东西，在他的手里亲密无间地拥抱着。

儿子已不在了。他的眼泪扑簌簌地流下，他为什么只在镜子里见到郁君？让儿子出现一次不行吗？哪怕在梦里？

他是一个内向沉默的日本男人，人到中年，在一所无关紧要的大学，任职助理教授，收入不高，也没什么学术名气。家里人都不太明白，他这些年迷恋中国作家，到底是为什么？他要自费去一个陌生地方，寻找从未见过的中国作家死亡之谜。

你和作家的后代有联系？妻问他。

他摇头：“目前还未有，我只是喜欢研究郁君，很多都说，日本人杀死了他，我不信，要去查个究竟。”

他在妻的眼神里，看出了惊诧。家里买房没有几年，房贷沉重，长男又不幸病逝。他在大学的薪俸也不高。他怎么如此异想天开？去什么苏门答腊？难道说，男人这一生，总要做几件费解的，甚至毫无头绪的事？

这显然超出妻的理解。他嗫嚅着，想再解释，却不知如何开口。也许，他只是需要去一个陌生地方，为一个看似重要、有意义的事奔忙。中国作家研究又热了起来，很多日本学者，从战前对中国的不屑，转变为惊奇。一个古老民族，经过惊心动魄的斗争，死中求活，不仅赢了战争，且变成了一个令人尊重、又带有神秘感的红色国家。这有很多可以研究的东西。如今，这个国家又在进行文化“新革命”，这加剧了西方对它的好奇心。他的研究如果揭开了郁君死亡之谜，他就有可能成为权威专家，受到中国和国际研究界的重视。

出去走走也好，妻喃喃自语。贤惠的妻担心他走不出丧子之痛，这样莫名其妙的远行，被她看成游玩和解闷之举。他苦笑两声，他想说的是，虽然他也有学术的虚荣心，但一直希冀这样漫无目的游荡。他羡慕郁君写的那些游逛的小说，如《伤感的行旅》《归航》。他期待那种感伤、放纵、颓废迷狂的人生。买春、宿醉在春天江水边，为一个爱着的，却没有结合希望的女人放声痛哭，这是怎样的迷人境界？

他下了船，心情无比兴奋。二十年过去了，苏门答腊和终战时相比，不知有多少变化。他期待着不切实际的奇迹：一位年长的华人，从人潮汹涌的街头走过来，面对他这个异国寻访者，用亲切的日语说，铃木桑，辛苦了，我就是赵廉，也就是你要找的郁君。那是一个落拓不羁的男人，弯曲的蟹爪胡，中国旧式月白长衫，黑布鞋，清瘦的脸庞，眼不大，但透着超然坚定的神采，又有几分玩世不恭。他的一只瘦长的手，稳稳地托着珐琅咖啡杯，杯子还冒着热气。另一只手，拎着本书稿，密密麻麻地写满批注。这是林语堂托付先生翻译的英文版《京华烟云》……

会有这样的奇迹？每一个成功的传记作家，都会在梦中和去世的传主，有过这样“白日梦”般的相见。传记作家是可怜的文学工作者，传记写得好，荣誉归于作家，传记写得差，诟病归于传记作者。他们都是卑微的记录者，被大师的光芒所笼罩。但是，谁又能说这不是一种幸福？一个人总要做点什么，才能证明自己。一个传记作家最好的作品，是对逝去亡灵的告慰。他会带有传记家的挑剔，令人发指的考据癖，考察传主和情人的每一次会面，追问传主难以启齿的隐私。他将和传主成为亲密朋友。他是令人讨厌的崇拜者，更是喋喋不休的窥视者。他们一起喝酒、吃烤肉、大声唱歌……直到梦醒来。

他踩在南洋松软潮湿的泥土，想象着郁君如何迈步走入村子。他甚至想，他踏下的那个脚印，就存储着当年先生落足的尘埃。他仿佛就站在先生身边，看着他疲惫而坚定的步伐。南洋暮色的酡红晚霞映衬下，郁君的眼神转移到他的身上。他心跳加速，晚霞似融化的金子，从高大棕榈树宽阔的叶子上倾泻而下，滚烫地钻入他的眼。

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他喜欢郁君颓废豪爽的性格。郁君的文字也是坦诚至极。他年少时沉默寡言，性格执拗，阅读陪伴他度过了美好时光。等到在高校研究文学，就很自然地将郁君当做研究对象。他很难忘记，在中学阅读室，第一次看到《沉沦》，他的脑袋“轰隆隆”作响，多么放肆的语言，大胆的描述！中国人大多叫郁君志士，五四启蒙之子，但他觉得，先生是情绪化的才子。他忧愁又亢奋，坚贞又脆弱。他爱女人，又看不起她们。他不擅长战斗，胆子小，却又轻掷生死。他喜欢炫耀，又自嘲而自毁。

小路上，他看到两片飘零的叶子。它们前后相依，又互相排斥。它们泛着黄色汁液的身体，濒死，但依旧绝望地笑着。那片大一点的叶子，应该就是郁君，那片小的，怯生生地依附其后，应该是他，他不想承认日本人杀死了郁君。他来到苏门答腊，也想看看，崩溃之际，日本军人在最南端的情形。他想象，会有很多悲壮，但他也许不得不承认，那里也有太多残忍、无知、贪婪，甚至是卑劣算计。所有的悲壮，都被战败的耻辱稀释了，正像苦涩盐粒融化在更苦涩的大海。如此说来，他对郁君死亡真相的寻找，其实不过是告慰自己。

南洋的天空，有一种奇异的蓝，特别浓，将所有杂色挤出画框，仿佛一块看不到边际的、倒悬的镜子。那条小土路也许根本无关紧要，只是他不这么想，他觉得自己踏入了历史。一个人的一生，要走多少路？这不是东京街头的青青石板路和新干线旁的水泥路，不是中国北京城宽阔的大马路和杭州富春江边温润舒适的小路，更不是炮火纷飞的断壁残垣间，充满污秽、鲜血和断肢的血路。那只是苏门答腊不知名的小路，就在这里，郁君踏上了死亡之旅。

那就是郁君走过的路了。太平洋战争初，郁君从新加坡逃亡至苏门答腊，辗转去往巴爷公务。郁君化名“赵廉”，开了酒厂，给宪兵队当翻译。终战不久，郁君失踪。一个名满天下的作家，他的书被印刷成千上万册，被很多国家的读者喜爱。他做过蒋介石政府的设计委员会委员，在福建当过参议。他的爱情也举世瞩目。“曾因醉酒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那是多么意气风发，又罗曼蒂克的情感！他生命的最后十年，悄无声息地藏身南洋偏僻小地，娶一个无智无识，长相普通，甚至不通华语的女子为妻，他到底有怎样的心路历程？

他要做一名“文学侦探”，调查这桩悬案，生要见人，死要见尸。他要告慰郁君的“怨魂”。

当然，“侦探”这类事，不过也是一个借口。他不过想像郁君一样，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寂寞就像风，把这个世界，从他们的身边吹走了······

……

房伟，文学博士，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协会员，中国现代文学馆首届客座研究员，南京市第二期“青春文学人才计划”签约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