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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海外版》2019年第10期|孙郁:劳我一生

来源:《散文海外版》2019年第10期 | 孙郁  2019年10月22日08:24

从前看到卡夫卡写给父亲的信,见到其小心翼翼的样子,很为这位天才作家难过。父亲对于他是个残暴的存在,不能在其面前坦然对话,内心的苦楚,自然要多于常人。而我有时候想,卡夫卡后来在写作上的成就,是不是也要感谢父亲的压抑?这是心理学的问题,我们这些门外汉,一时是说不清楚的。

许多人的成长与父亲都有直接的关系,但每个人的情形并不一致。周海婴生前多次和我讲起鲁迅对他的溺爱之情,内心有着无限的感激。但我有时候觉得,鲁迅的舐犊之情,其实也未必没有负面的因素,因为过于随便,便少了戒律,自然影响了孩子寻找陌生化的生存的冲动。周海婴一辈子在父亲的影子里,这幸福中隐含的不幸,也不是没有吧。

在与周海婴二十余年的交往中,我也感到了他有一种无法摆脱父辈影响的焦虑。那种淡淡的哀愁,也许只有身边最熟悉的人才能够了解些许。有一次去香港开会,一路上我与他谈论着早期记忆,他很好奇我的经验,问我的父亲如何管教孩子。我的回答让他吃惊,父亲在我的生活中位置并不重要,而且长期是一个空白。

海婴先生叹道:人真是各自在不同的世界里。

我的父亲与海婴先生同龄,他是没有得到过父爱的人,很小就过继给自己的伯父。不料他自己婚后,随即出现了不正常的生活。我刚刚懂事,他又流放到农场,对于我的教育很少。与一般家庭的孩子比,我是野生的孩子,缺少的是温馨的家族里的氛围。在很长时间里,我的记忆中没有父亲的身影,他处于缺席的地位。而且有一段时间被迫与母亲离异,我们曾天各一方。

关于这一切,我一直想写一篇文章,迟迟没有动笔的原因,是自己的经验也许过于特殊,并没有典型的意义。而且那样的时代的氛围,现在的青年人未必能够了解的。

但终于动笔来,因了一些现实的刺激。肯定“文革”的论调四起的时候,我的愤愤不平之情油然而生。担心的是噩梦的重演,尤其那些青少年,希望他们不要再过一种非正常的父子生活。他们不知道,“文革”最大的问题之一是,亲情被一种虚假的意识形态代替了。

那一段岁月里的人与事,今人解之定然很难。少年时代的我对于父亲的记忆很少,因为他在离家很远的地方,每两个月才能回到家来一次,一般晚上到,早晨出发,行踪颇有些诡秘。我周围的朋友一直以为我没有父亲,他们偶尔见到那张陌生的面孔,还以为是家里的亲戚。总之,在我的周围人的印象里,我们的家有些稀奇古怪。

父亲中上等个子,清瘦,样子有点蒙古人的气质,一口标准的北京话。他年轻时代是个文艺青年,流浪的时候写过不少诗歌。后来在国民党部队受过训练,不久在长春投诚起义,便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的创作员。因为不满意部队的单一,自己考上了大学,但毕业工作不久,就因为历史问题而被开除了。小城里偶有几个认识他的人,都觉得他不合时宜的样子,斯文的外表,谦逊的目光,好似和大家不在一个时代里。

很长一段时间,对于他的身世我了解不多,觉得与母亲这样红色家庭出身的人比,过于复杂。待到上学的时候,他回来的次数渐多,一般都在节日。他像个客人主动和我聊天,这时候爱讲一点诗词给我,把《唐诗三百首》拿来,他自己先读,然后让我背诵其间的篇什。我完全不懂其间的意思,慢慢才对内蕴有所了解。时间久了,习惯了这种交流,我对于古诗文的感觉,就这样断断续续涌动了出来。

父亲读古诗的时候,是摇着脑袋地吟唱,这是私塾时代养成的习惯。他喜欢杜甫的诗,对于其间苍凉意味的欣赏,伴随了终生。但最初他教我的多是李白、白居易的作品,也许觉得更好理解一些吧。“文革”后期他买来一本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反复翻阅,有些地方写了心得。我翻看他留下痕迹的这本新书,发现他似乎对于郭沫若有点不满,主要是作者把杜甫讲得太低了。那时候他说的一些话,我还不能理解,状态和周围的人颇不一致。这是我读到的第一本关于古代诗人研究的书。自然,多是懵懵懂懂,阅之而不得要领的时候多多。

除了教一点诗,我们之间没有别的深入的联系。父亲一生没有打骂过我,永远都是客客气气的样子。他一直觉得自己的历史问题影响了我的前途,有着强烈的负疚感。这种客气的样子,让我在他的面前很是放松自然,有的时候感到他的可怜。我少年时代建立起的对于父亲的态度,至今依然感到有些奇怪。

1967年他被关进大牢,大约有一个月的时间吧,我每天要去那里送饭。因为怕见到熟人,总是从胡同里穿行。那时候母亲也失去了自由,我和妹妹做的饭很难吃,窝窝头、白菜。看护人说不能带肉蛋,饮食都极为简陋。有一次在牢门口见到父亲,他走过来搂着我,显得异常的激动。他知道全家正在难中,一切都与自己有关,痛不欲生的感觉都挂在脸上。

不久他从城里的关押所流放到很远的地方,此后多年没有音信。我的班主任老师为了保护我,给我改了姓名,以为不再随父姓,这样可以与“反革命”的父亲一刀两断。我随了母亲的姓,一生没有更改,但那变化,在那时还是对于我略有一点用处的,因为形式上已经与父亲不再有什么关系。

有一段时间,他偷偷回来看我,那时候他与母亲正是离异的时期。见面的地方在城南的澡堂子,我们泡在弥漫着蒸汽的池子里,彼此都看不清面孔,只能听见他浑厚的男中音。他问这问那,帮着我搓洗。后来知道,他的时间紧,每次请假回来不能超过半天。洗完澡,还领我到店铺里买一点零食,叮嘱我不要惹妈妈生气。说话的时候,声音有点颤抖。我不喜欢他懦弱的样子,每每见到他忧戚的表情,自己也有些难为情。这个时候他往往塞几块钱给我,摸一下我的头,就坐着公共汽车返回农场了。

这种秘密的见面,也给我带来一种负担。害怕被同学见到,因为说不定会被汇报给学校。但也盼望见到他,在他那里,总能得到一点有趣的东西。我被他的博学吸引,好似肚子里有个万宝箱。在我所认识的老师中,比他儒雅、多才的人不多,只是胆子太小,有时候过于脆弱。我自己的性格里,多少染有类似的遗传。

当他几年后与母亲恢复了关系的时候,我们的家庭才慢慢正常起来。每年春节最渴望的是父亲的归来,他会带来许多山里的特产,烧饭的水平也很高,会炒各种风格的菜肴。我的母亲不会做饭,平时全家在学校食堂对付,自己家的饮食,永远马马虎虎。

他偶尔喝一点酒,喝多了的时候,便有点话多,总愿意讲老家的日子。父亲出生在一个大家族里,小时过着富人的生活。那时候过年,老家人极为讲究,风俗里的隐含,有儒家文化最为本然的东西。他很留恋这些古老的遗存。不过他沉醉在这种讲述的过程时,母亲常常要打断他的话。以为多是封建时代的腐朽之事,还是不提为好吧。这时候感到父亲的扫兴。他好像觉得自己是一个犯人,微笑马上就从脸上消失了。

我的记忆里,父亲总和我谈及自己的死。还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他就暗示过我,死后一定要通知内蒙古的亲人,并把自己的骨灰埋在一棵树底下。那时候我还是个孩子,父亲遗嘱般的叮咛,对于那时候的我多少有些残酷。然而彼时的死人很多,被打死的、自杀的不时出现在小镇上。这样的苦运是否会降临到我们家里,都不能预料。有着心理准备的父亲,其实也有几分坦然的因素在。

农场有一些人因为活不下去,自己了断了人生。父亲常常去帮助料理后事。他懂一点乡下殡葬的规矩,每每将仪式搞得较为得体。从长春被围困时期到朝鲜战争,他身边的朋友死去的很多。而随时可能遇有不测,则是他内心的一种准备。他对于死亡的感受似乎比一般人要强烈,那些复杂之情,恐怕不能用简单的概念描绘的。

有时候,我觉得父亲有点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受难者,内心极为丰富,但行动上却那么迟疑。他对于自己年轻时代信仰三民主义,有着真心的忏悔,认为自己确实是罪人。但有时候他也常常沉浸在青少年时代生活细节的回味里,似乎那种生活在一生里最为珍贵。他一生都在这种矛盾里摇摆,早先喜爱的小布尔乔亚文学精神渐渐被革命文学意识所取代,并且深受左翼思想的冲击。

在基本的生活态度上,他有一种积极入世的意识。哪怕有一点可能,都会尽力做一些有趣的事情。“文革”后期,形势略有变化,那时候到处是宣传队,农场也组成了剧团。场长知道父亲曾是沈阳前进歌舞团的编剧,便点名他戴罪工作,希望自编自演,能够在全省农场系统亮出光彩。这是他十八年劳改生涯里最被信任的日子。半年内写出了话剧《珍珠河畔》,在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热潮里,这剧目一时成了县里较为显赫的精神标志之一。

首演在一个骑兵营的礼堂举行。农场的工人和部队的战士坐满了礼堂。演出的内容很简单,是农场水稻实验的故事,两条道路的斗争。内中不乏说教,还不到半小时,就有人退场,观众的喧哗声也出来了。父亲在广播里喊大家安静,但没有人听。我坐在下面,出了一身冷汗。觉得这样的节目,思想正确,但没有艺术的吸引力。

《珍珠河畔》的失败,父亲一定十分沮丧。但上面的领导,却表扬了农场宣传队的进取精神。据说该剧还在一些分场巡演过,反馈的情况与先前大致一样,父亲的心情真的五味杂陈。我隐隐地觉得,他以这样的方式讨好了时代,但那个时代不属于他。因为在别人的世界里思想,自己的灵魂却是干瘪的。

1978年他正式平反了,终于回到了教育界。将近二十年没有教书,但似乎没有影响他的热情。回到高中之后,全身心投入到教学之中。他的课很受欢迎,尤其关于作文,许多人都信服他的理论。但他对于文学性过于看重,对于应试教育,多少还有一些隔膜。大家都认为他的水平很高,可教出的学生,分数并不都很理想。

他用民国那样的教育理念去思考高中的教学,思路与时代完全不符。几年后,他意识到自己更适合从事文学创作,不久就去了文联,有了时间开始自己的创作工作了。

晚年的父亲在文联十分快乐。这是他一生最为惬意的时期。那时候我已经到了北京工作,对他的具体情况却知之甚少。他的朋友卢全利、林丹、侯德云都在纪念他的文章里说他帮助了许多文学青年,办杂志的时候倾注了诸多心血。其学识和文章,在小县城里一直有不小的影响力的。

他虽然恢复了写作,且出版了几部作品集,但还是谨小慎微,生怕再犯错误。那些作品的力度,自然也打一些折扣。不过他的鉴赏文章水平很高。《文心雕龙》《苏轼集》都是他喜欢的书。一些读书杂记在北京的报刊上也发表了一些。那些文字都沉稳、酣畅,比他的剧本和小说要老到很多。

有时候偶尔打来电话,和我讨论文学界的一些问题,对新出的现象有着好奇之心。有一次他看到我在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把他吓坏了。写信说:这样的观点是犯忌的,千万不可如此云云。看到这文字的时候,我便想起他在农场劳改时温顺的样子。这个年轻时代以“浪子”为笔名的诗人,到了老年,已经不太敢再放逐自己的思想了。虽然他自己那么欣赏杜甫和鲁迅,而现实生活里,活成杜甫、鲁迅的样子,不妨想想自己的后果。

我知道他内心的复杂性。从心里讲,他对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涌现出的许多观念是赞同的,但在表述自己的思想的时候,又把这些隐藏起来,用一种大家可以理解的语言行文。这给自己带来了某些安全,但艺术上和思想上要有创建,那就很难了。

父亲在晚年被多种疾病所折磨,看他留下的遗稿,依稀残留着一丝苦味。但先前忧郁的性格似乎有点变化,对于往事不再去纠葛曲折,也原谅了那些整过自己的人。他常常沉浸在对过去的回忆中,写了大量的小说和散文。这些,我都读得不多。他对于我不太过问那些文字,其实有些悲哀。但一面也觉得,两代人的隔膜,总还是正常的吧。

他去世前的几个小时,我带着妻子和女儿匆匆赶回他的身边。他躺在医院病房用微笑的眼光望我们,显得异常平静,衰老的面容里流动着柔和的光,告诉我说,一生没有遗憾,很知足。

这是他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那一年,父亲八十二岁。

我有时候想,我与父亲的关系,好似畸形时代的一种特异的存在。我们没有旧时代的那些规矩,但彼此都很平等。也没有现代家庭那样的正常秩序,是在动荡里互相瞭望的。汪曾祺对于非正常时代的父子关系有过描述,他审视自己的时候,写下了《多年的父子成兄弟》这样的妙文,那是他主导的自由精神的外化。父亲与我,还不是兄弟般的感情,好似朋友一般,有时候甚至像单位的同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父子之情呢?在革命的年代,在生死难保的岁月里,这样的家庭故事,隐含着悲剧的意味,然而年轻一代,对此未必明白的。

许多年后整理父亲的遗物,看到他在《庄子文选》边写的一些批注,才知道其对己身的态度。那些关于生死的文字,他都很认可。庄子谈到生死,以为是天命运行之迹,那看法比我们今人高明。因为他没有用不朽之类的话抚慰后人,显得通脱、大气:“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大宗师》)就对于人生的意义而言,我们词语里的虚幻之影,庄子早就察觉,故那语言背后的对于意义的消解,其实是看到存在的虚妄。父亲知道内中的意蕴,他自己在晚年平淡的样子,易让我联想起古人的遗绪。虽然他自己一生逆多顺少,是个失败的人,但“知其不可而安之若命”的古训,他还是深味于心的。

(选自2019年第10期《散文海外版》,原载2019年第4期《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