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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慈欣在《三体》开篇，描述了世界物理学界一场诡异的危机：顶尖物理学家相继自杀；位于北美、欧洲和中国的三台高能粒子加速器，无法在粒子对撞试验中得出任何确定的结论。

同样的粒子，同样的撞击能量，一切试验条件都相同，结果却不一样。不但在不同的加速器上不一样，在同一加速器不同时间的试验中也不一样，物理学家们慌了，把这种相同条件的超高能撞击试验一次次地重复，但每次的结果都不同，也没有规律。[1]17

物理学家们因此而万分绝望乃至选择自杀，因为这意味着物理规律不复存在，物理学崩塌殆尽，科学不再可能。而此段故事的主人公汪淼本人，也受困于诡异的幽灵倒计时，精神几近崩溃。

如果将前述情节视为单独的叙事文本，那么它便是一篇典型的“科外幻小说”。甘丹·梅亚苏（Quentin Meillassoux）在他的《形而上学与科学外世界的虚构》（Métaphysique et fiction des mondes hors-science）中，提出了“科外幻小说”这个有趣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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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外幻小说与科幻小说不同。科幻小说基于科学虚构，不论科幻小说中所构想的场景多么新奇古怪，多么违反习惯与常识,多么超越当下的认知能力，其似无边际的想象都在“科学”范畴之内。这个“科学”也许超乎寻常、面目全非、不可理喻，但它依旧是一种“科学”。就如同特德·姜（Ted Chiang）在《人类科学之演变》（“The Evolution of Human Science”）中所描述的那样，后人类（metahuman）在科学前沿所做的探索，大大超出了人类的理解能力，“就连最天才的人类面对转译后的最新成果也往往大惑不解”，然而对于人类来说“科学传统仍将是这个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2]亦即，在科学虚构中，即便科学呈现出匪夷所思的面貌，世界仍然可以被完全笼罩在“科学的密壁”之中，这样的虚构始终都是科学范畴之内的虚构。[3]5这也暗合波普尔（Karl Popper）的“可证伪”式科学观。科学失效的背后总是会有更为隐秘的规则在支配着世界的运作。用《三体》中史强的话来说，就是“邪乎到家必有鬼”[1]95。只要能将“鬼”找出来，看似变得混乱荒谬的世界，依旧是理性的、科学的。

而科外幻小说则基于科学外虚构。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科学不再可能，因为使科学得以成立的条件崩塌了。正如前述《三体》一开篇时的困境，在完全相同的试验条件下，每次试验的结果完全不同，毫无规律可言。同等条件下，相同经验无以复现，试验的准则失效了，自然科学随之崩塌。科学外世界呈现出绝对无法理解的诡异面目，除非找到“鬼”，发现新情境下的新准则。然而在科学外世界中，并没有任何代表更隐秘秩序的“鬼”在“捣鬼”。或者更准确地说，在科外幻的情境中我们永远无法确定，究竟是否可能存在某个隐藏的、更深层的规律支配着眼前的一团混沌。这样的世界陷入了“休谟问题”的困境。

休谟（David Hume）对经验、归纳、因果的思考，将理性置于尴尬境地。经验只可能是关于过去的经验。即便有无数次记录在案的经验，也不能保证下一秒钟不会发生违反规律和常识的荒谬事件，比如，由于房间内的空气不再均匀分布而导致椅子上的人窒息而死。“这桩令人恐怖的事情并不是绝对不可能的，它只是极不可能发生而已。”[4]在休谟看来，没有任何规则、理论，也没有任何先前的经验，能够保证这种荒谬的事情不会发生。科学外虚构所设想的正是发生了或充满了这种荒谬事件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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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倘若果真有科外幻小说这种体裁，它又是如何在毫无规律的一团混沌中进行叙事的呢？叙事的可能性难道不会随着因果律一起坍塌吗？在康德（Immanuel Kant）心目中，这样一个世界的确是无法讲述的，甚至根本就是无法感知的。康德在解决“休谟问题”时，将科学的条件与知觉的条件等量齐观。康德不否认休谟构想出的荒谬场景，但却认定这样的场景根本就无法被感知，因为知觉的可能性与科学理性一并崩塌了。

对康德之论，梅亚苏赞许道：“康德没有犯波普尔犯的错误，他没有混淆科学外虚构的问题和科学虚构的问题。”[3]34但与此同时，梅亚苏又抱怨康德没能充分展开对科学外想象的思考。于是，梅亚苏自己提供了三种科学外世界的样貌。在第一种类型的科学外世界中，无规则现象是偶发的，并未从根本上动摇科学与知觉。这种科学外世界，其实尚未真正溢出科学虚构的框架。在第二种类型的科学外世界中，无规则现象频仍不断，足以废除科学，但却并未完全阻断知觉的可能性。在第三种类型的科学外世界中，无规则现象汹涌暴烈，科学和知觉双双殉难，这无尽的混沌甚至已经不能再被称为一个“世界”了。

梅亚苏青睐的是第二种类型的科学外世界。第一种类型不能算作真正的科学外世界，正如库恩（Thomas Kuhn）之论，范式能够容忍零星反例。第三种类型则是康德式科学外世界，虽无疑处于科学之外，但完全混沌，不可感知。只有第二种类型才是可被感知的科学外世界。在这个科学失效的世界里，日常生活尚可维系，虽因果无常，但我们仍然能够感知时间的流逝和事物的时序，因此能够拥有一种类似于“历史”的维度。[3]42-45这样一个世界完全允许叙事，虽然这种叙事难免怪异反常，甚至无法保证必要的连贯性，但并不缺乏某种类似于荒诞文学的意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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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基于允许叙事的第二类型科学外世界，可以产生什么样的科外幻小说呢？梅亚苏机敏地指出：

科学的问题在那儿是存在的，尽管是否定式的……科学由于反常事件的频繁出现而被永远地排除，继续以一种在它的效应中强烈地感受到其缺席的方式萦绕着宇宙。[3]51

正因此，科外幻才与传统意义上的奇幻或者卡罗尔（Lewis Carroll）式的荒诞区别开来。在奇幻或卡罗尔式荒诞中，魔法、咒语或悖论、戏仿，作为主控机制使得“故事和情境饱满并保证它们内部的和谐”[3]51-52。科外幻小说则缺乏上述两种体裁中约定俗成的主控机制。不妨比较下述几个截然不同的飞马意象：

（1）“天马行空”乃是奇幻；

（2）装备了反重力推进器的机械马在空中飞行则是科幻；

（3）摇椅木马蝇（Rocking-Horse-Fly）属于卡罗尔式荒诞无稽的文字游戏；

（4）无限不可能性发生器将飞奔的马瞬间变成了飘浮在空中的沙发，就多少有点科外幻的味道了。

梅亚苏列举了四部具有科外幻意味的作品（虽然这些作品的结尾或整体框架仍属科学虚构），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的《桌球》（“The Billiard Ball”）、罗伯特·查尔斯·威尔森（Robert Charles Wilson）的《达尔文尼亚》（Darwinia）、道格拉斯·亚当斯（Douglas Adams）的《银河系漫游指南》（The Hitchhiker’s Guide to the Galaxy）、菲利普·K.迪克（Philip K. Dick）的《尤比克》（Ubik）。而唯一完全属于科外幻小说的例子是赫内·巴赫札维勒（René Barjavel）的《折磨》 （Ashes， Ashes）。在这部小说中，2052年的世界，电突然消失了，混乱、疾病、饥荒相继而至。科学家试图给出合乎科学理性的解释，然而一切尝试性的理论都归于无知,世界拒绝任何形式的驯化和阐释。

科幻迷对纯粹的科外幻小说想必不会太感兴趣。在科幻作品中，不论多么反常的科学、多么奇特的场景、多么诡异的事件，最终都会经由情节发展导向自洽的逻辑和叙事。诚然，科幻致力于探索无限可能性，有些作品甚至会在某个局部设定令人不安的反科学情境，使理性遭到严重威胁。然而，一旦“捣鬼”的“鬼”被捉到了，读者对非理性的恐惧便会得到“净化”（catharsis，借用亚里士多德的概念）。这种理性的满足，也许是阅读科幻的最大乐趣。

科外幻小说则罔顾理性，拒绝给出诡异现象背后的本质——不论科学的还是神学的。毋宁说科外幻探索的恰恰是“不可能性”，是理性的断裂和对世界的终极无知。倘若将科外幻小说视为不同于科幻小说的独立体裁，抑或将其当作科幻小说的一个特殊子类，那么科外幻最独特的价值，显然是它深长的哲学意味。毕竟在很多哲学思考中，世界的“诡异”面目才是它的“常态”。正如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在梅亚苏《有限性之后》（Après la finitude：Essai sur la nécessitéde la contingence）一书的序言中所评“只有一样东西是绝对必然的，那就是自然法则的偶然性”[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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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不再就此进行更为深涩的哲学探讨，让我们还是回到文学，试以韩松的《宇宙墓碑》来考察和体验或可称之为“科外幻”的审美意蕴。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具体的文学创作而言，任何理论标签都是笨拙而不甚恰切的，笔者无意为某部或某类作品贴上“科外幻小说”的标签，而是意在以哲思触碰文本，为读者带来别样的阅读体验。

与刘慈欣的宏阔、冷峻、理性风格不同，韩松的作品更具神秘、荒诞、非理性色彩。虽然相较于韩松后来的创作，《宇宙墓碑》可谓相当冷静与节制，但它无疑深深烙刻着典型的韩松印记。

这篇小说中，在人类开拓宇宙的早期，将地球上古老的墓葬风俗搬至太空，兴建各式墓碑，以纪念为人类开疆拓土而牺牲的太空人。屹立于宇宙各处的墓碑“结实、沉重、宏大，充满英雄主义的傲慢”，体现着“宇宙初拓时人类的豪迈气概”[6]22。然而令后世学者困惑不解的是，曾经风行上千年的宇宙墓碑风俗竟戛然中断。天鹅座α星系小行星墓葬中发现的筑墓者手稿，看似解答了墓碑学者的困惑，却引出了更为根本的无解之谜。手稿中讲述了那个时代发生在宇宙中的奇异事件。无法查验和治愈的怪病，竟与爱人的行程相关[6]38-39；本来位置确定无疑且通信正常的星球，却无论如何也不见踪影[6]39；用“几十亿年也不变其形”的材料筑造的墓碑“凭空隐遁了，仿佛蒸发在时空中”[6]41；探索宇宙时的种种意外事故，貌似毫无因由，却巧合得令人生疑而生畏。凡此种种，消解了人类的豪迈与傲慢。

韩松的作品绝非“宿命”二字所能化约。宇宙中有人类之上的超级意识吗？抑或宇宙本身就是这个终极意识？它有目的吗？它是“善”是“恶”？在《宇宙墓碑》中，这一切都是不可测度的。人类虽然已经能够驰骋在星际各处，开枝散叶，繁衍生息，但在面对巨大、静默而又莫测的宇宙时，依旧是渺小而无知的。人类的一切知识，终究归于虚妄。

不仅在宇宙层面如此，在个体生命层面亦如此。韩松的另一篇小说《没有答案的航程》中，两个生物（疑似人类）失忆懵懂，各种猜想，无一得以验证，对无知的焦虑最终必然导向混乱。航程本身沉默不语，甚至“似有若无”[7]，根本不存在任何答案。

在韩松诡异的叙事中，试图回到蒙昧而纯真的状态是不可能的。不论故事中的人物还是故事外的读者，都无法退守心安理得的不可知论或听天由命的宿命论，而是深切感受到知识缺席、理性崩塌的无力与空虚。面对自身、面对他者、面对物质世界、面对整个宇宙，人类不断探索，试图认知、阐释甚至改造，以便攫取存在的意义。而这一切探索终无定果，存在的意义被悬置于虚空之中。

韩松的创作，显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科幻小说。如前所述，“净化”读者对非理性的恐惧，使理性最终得到满足，或许是科幻的最根本特征。而韩松的众多作品却弥漫着无孔不入的荒诞与非理性色彩，也拒绝在更高的层面上提供“合理”的解释，任凭怀疑与绝望的情绪蔓生于字里行间。此间没有“原来如此”的释然，却充满“欲知”与“不可知”的张力。韩松为我们带来的并非科幻的理性之美，而是某种独特的审美意蕴，不论我们是否称之为“科外幻”。韩松作品的深意正在于对理性的质疑，而非否定。虽然这种质疑常见于很多哲学思考之中，但韩松笔下那层形象生动的荒诞与具体可感的焦虑，比哲学思考更加鲜明有力。

当然，韩松作品的力量还体现在荒诞无稽的表象下更为隐秘而又真切的现实指向，不过这并非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了。

作者简介

郭伟，文学博士，北华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西方文论、科幻文学研究。

参考文献

[1]刘慈欣.三体[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2]特德·姜.你一生的故事[M].李克勤，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247-249.

[3]甘丹·梅亚苏.形而上学与科学外世界的虚构[M].马莎，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

[4]G.伽莫夫.从一到无穷大：科学中的事实和臆测[M].暴永宁，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188.

[5]阿兰·巴迪欧.序言[A]//甘丹·梅亚苏.有限性之后.吴燕，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8：3.

[6]韩松.宇宙墓碑[A]//韩松.宇宙墓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7]韩松.没有答案的航程[A]//韩松.宇宙墓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85.

本文转载自《科普创作》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