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0月14日晚，第十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博物馆庄重威仪，颁奖典礼热情洋溢，颁奖舞台的正上方，是象征着不畏险阻、持久奉献与坚韧不拔精神的巨型花岗岩雕塑《愚公移山》。正如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致辞中所说，博物馆向我们生动诠释着什么叫永恒，事实上，这也是我们内心的根本追求——竭尽全力向世界捧出我们所能奉献的最美好的事物，并坚信这是我们生活和工作的意义所在。这同时也是茅盾文学奖的志向：检视、挑选、甄别，然后郑重地将之交付给时间和历史。

天空高悬着一轮圆月，皎洁银光披洒在国博外立面上，室内则传来清扬童声，在《我和我的祖国》的歌声中，颁奖典礼拉开序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中宣部常务副部长王晓晖出席活动并为获奖者颁奖。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钱小芊主持活动。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李敬泽、阎晶明等宣读授奖词及颁奖。在现场六百余位各界代表的共同见证下，梁晓声、徐怀中、徐则臣、陈彦、李洱登台领奖，并发表获奖感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的中国文艺天高地阔。五年前的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为中国文艺指明了方向和道路。五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文艺工作发表重要论述，充分肯定文艺战线的显著成绩和重要贡献，深刻论述了文艺的重要地位、独特作用和历史使命，科学分析了文艺领域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对在新时代推动文艺繁荣发展做出了全面部署，提出了明确要求。

铁凝在致辞中说，实践充分证明，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方向和道路是中国文艺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每一个有抱负、有理想的中国作家艺术家迈向高峰的必由之路。本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就是对五年来中国作家在讲话精神指引下所做的探索、创造，取得的进展和成就的一次盛大展示。五年来，我们的作家充分领受着时代丰厚的哺育和滋养，以史诗性的深广目光注视着经历着巨变的中国人的生活与心灵。后来的人们，如果他们想探求他们的来路，本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将会成为准确的向导。他们会在这些小说中真切地感受到这史诗般的大时代——这是一个民族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为自己创造出光明未来的时代；也是我们民族中的每一个个体，历经各种各样的矛盾、忧患、坚持和奋斗，为自己创造美好明天的时代。

作为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最高奖项，从1981年设立至今，茅盾文学奖走过了38载春秋，40余部获奖作品为当代中国文学树立起品质与品格的崇高标杆，以独特风貌形成对于时代召唤的强有力回应。正如铁凝在致辞中所说，本届获奖的《人世间》《牵风记》《北上》《主角》《应物兄》，从不同角度体现着欣欣向荣的新时代中国文学的卓越成就。

梁晓声：文学对文化影响世道人心的使命，具有责无旁贷的先天义务

中国的文化在影响世道人心方面，责任格外沉重。正如张载所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第十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上，梁晓声如此阐释他对这段话的理解：“用白话来说就是，要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和进步，要关注民生，体察民意，要继承和弘扬优秀的中外文化精神，要抱持住对人类社会的理想的目标。”中国文化的责任如此路漫漫而求索不易，靠什么助其一臂之力呢？身为作家，60岁以后，梁晓声常常想这个问题，他首先想到的是文化的长子：文学。

“我认为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文学对文化影响世道人心的使命，具有责无旁贷的先天义务。但人们对文学的要求是多种多样的。文学不可能也不应该自囿于某一种理念。囿于任何一种理念的文学，其结果必然是作茧自缚。但文化的生态园不论何等的多种多样，如果偏偏缺少为文化之沉重的使命而分担一点作用的文学，则这样文化的生态是遗憾显然的。”令梁晓声备感荣幸的是，此次与他共同摘得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四位作家同行，不论是年长于他的前辈，还是年轻于他的新老朋友，都以自己的作品参与了为中国当代文化的“拾遗补缺”，“我们的作品风格迥异，文学精神却基本一致”。

徐怀中：作家应该厚积薄发，把最精美的粮食贡献给读者

20岁出头时，徐怀中就深入进藏部队及康藏地区，创作了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等，他自谦作品在“艺术上并无太多斟酌，却满腔热情，见证了那个百废待兴、蒸蒸日上的黄金年代”。1979年，大病初愈的他在接到命令赶赴云南作战地采访时毫不犹豫启程动身，赶着叫人做了一包中药丸，就上了飞机。这篇后来发表于《人民文学》的《西线轶事》，开启了中国军事文学在改革开放后的写作新篇章。他只是说：“用这个小说做了一点新的探索与开掘，为回应思想解放运动，交出了自己的一份答卷。”

以自己的写作，徐怀中一直站在生活与创作的现场，直面挑战，不断以新的探索反映时代的深刻变迁，这一点直到耄耋之年也未曾更改。以90岁的高龄来打磨长篇《牵风记》，是因为恰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像一艘巨轮顺风顺水、全速前进。“这对我这位离退休下来的老军人也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和激励。虽然我已经进入耄耋之年了，但我身心愉悦、精神抖擞，放开手脚，最终完成了这一部收官之作。我要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自己的生活积累，把我在战争中感受到的浩大的生命气象，用艺术的形式，给予反映出来。”对徐怀中来说，他所有的写作都向着一句话：“作家应该厚积薄发，把最精美的粮食贡献给读者。”

徐则臣：只有把外在的题材变成内在，才能真正抵达深度

如今的许多年轻人，已经不知道我们身边还有一条大运河。而写作22年来，这条河流一直是徐则臣小说最忠贞、最可靠的背景。“我在河边生活过多年，这些被大河水气笼罩的岁月，成了我写作最重要的资源。只要写到河流，只要笔墨生涩了、故事滞重了，我就会在想象里迅速回到这条河边。”写《北上》，他为的是提请大家关注运河。“运河在历史上所起到的作用，不仅仅是功能性的，它对政治、经济、文化，包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以及整个华夏文明的形成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一个作家，他更愿意从意义、故事、细节，从保留历史现场的这个角度，去呈现他所理解中运河的作用，呈现世代生活在河流边上的人和他们的故事。“这条河，能够回答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而来的问题。我也希望今天不仅从文化意义上唤醒这条河，还能在作为河流的本体意义上将其唤醒。”

始终对写作有着清晰规划的徐则臣坦言，不太会因为获奖而使原本的规划发生巨大偏移，对写作者而言，本不存在所谓“踩准”和“大好题材”，围绕写作最核心的问题，永远是作家的专注和投入程度。于他而言，写作有时就像小时看图说话作文中的挖井，有人常常换了一个又一个地方浅挖，有人则找准了自己的目标，深挖到底，“找准一个问题，一直扎下去，只有把外在的题材变成内在，把自己注入其中，与题材合二为一，才能真正抵达深度”。“每一个作品，只要你写好，我们都能从中发现一些针对于当下、针对于历史、针对我们自身的意义，关键就在于作品写得好不好。而所谓题材，也并不是‘不时髦’的题材，就写不好。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更愿意坚持我自己写作的路径，一位作家可能真的要好好修炼内功。”

陈彦：必须写最熟悉的生活，写那些呼之欲出的生命记忆

和陈彦同龄的这一代人，与国家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休戚与共。在他看来，任何人的命运都是要与时代紧密交织的，任何人的生命也都是“四气”具备，“五味”杂陈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要交的答卷就是通过一群主配角的生活，把一个时代的‘蓄水池’搅动起来。”《主角》所写的是他最熟悉的领域，将自己的生命深度融合在文艺院团几十年的历程中，他所经历的是一种下沉的生活方式。这让他最终在写作《主角》时，有了一种流淌与喷涌的感觉，几乎不需要做任何功课便能信手拈来。“我写他们，总感觉是他们中的一个。我个人的写作体验反复告诫自己，必须写最熟悉的生活，写那些呼之欲出、欲罢不能的生命记忆，这个最靠得住。”

在陈彦看来，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一部千年秦腔史，本身就包含着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当它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前，自然会产生出前所未有之战栗、阵痛、持守与蜕变。“这个蜕变即是融入世界潮流的一种面向，也激活了浓厚中华传统和美学特征的持守与流变。”接续深厚的陕西现实主义创作传统，陈彦始终在关注现实，想对当下发声。“我觉得作家应该对他赖以生存的土地有一种深沉的爱怜，并且要勇于完成属于我们的任务，那就是把自己所处的时代，以自己的所知，尽量完整地记录下来。我们的视角可能是偏颇的、单一的、狭窄的，但有千万种不同的记载，这个记录就会变得真实而富有起来。”

李洱：文学倾向于描述那些珍贵的时刻

对中国的写作者来说，21世纪以降，各种层出不穷的新鲜的经验也正在寻求着一种有力的表达。李洱常常自问：是否可以说有一种新的写作很可能正在酝酿之中？“毫无疑问，这样一种写作是非常艰苦的，对写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于他而言，任何一部现代意义上的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都是一个多元的共同体。“简单地说，它忠实于真实的生活经验，当幕布拉开，它必定又同时是梦幻、历史和各种话语的交织。在这里，朴素的道德关切从未被放弃，梦幻般的道德诉求已经艰难提出。最终，小说叙事与真实的生活以及生活所置身其中的文化结构及历史结构之间，形成一种若明若暗的同构关系。”这也使得对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小说家而言，必须经由长期的训练来锻造自己对于文化结构和历史结构的直觉，“小说家的准备工作和案头工作，在这个时代显得格外重要。”

在李洱看来，文学倾向于描述那些珍贵的时刻：“它浓缩着深沉的情感，包含着勇气、责任和护佑，同时它也意味着某种险峻风光。作者和有经验的读者常常都会感动于此。”而作家所面对的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如何写出“只有你能写”的小说：忠实于自己的经验，又与经验保持一定距离，以勤勉和不断的思考来挑战自己。“我们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我们与各种知识的关系，都处在持续不断的变化之中。所有这些变化，都构成了新的现实，它既是对写作者的召唤，也是对写作者的挑战。一个植根于汉语文学伟大传统中的写作者，必须以自己的方式对此做出回应。”对李洱个人来说，这个回应的结果，便是《应物兄》。“在这本书中，我写到了一些人和事。他们就生活在我们身边，与他们的相处常常让人百感交集。他们中的那些杰出人物，都以自身活动为中介，试图为我们的未来开辟新的道路。他们浓郁的家国情怀使他们的事迹有如一个寓言，有如史传中的一个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