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0月14日至15日，由中国作协和国家民委共同主办的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在京举行。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出席并致开幕辞。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钱小芊出席并作工作报告。国家民委党组成员、副主任郭卫平出席并致辞。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主持会议开幕式。由中国作协各团体会员单位推选的56个民族的205名代表出席会议。

作为进入新时代以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本届创作会议也是在全国各族人民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喜庆、热烈氛围中举行的一届盛会。铁凝在致辞中说，70年来，弘扬爱国主义、促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讴歌时代进步始终是少数民族文学最为昂扬的主旋律，多民族、多语种、多门类、多梯次，深具实力和才华的少数民族作家队伍不断壮大，从创作、翻译、出版、评论到研究、教学的少数民族文学体系逐步形成和完善。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优秀作家的作品，不但深受本民族群众喜爱，得到各民族同胞的共鸣与认同，还被翻译成多国文字，进入世界读者的视野。70年来，广大少数民族作家的创造使得中国精神的星空更加恢弘灿烂。

钱小芊在报告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和关心文艺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文艺工作发表重要讲话、作出指示批示，对推动我国文艺事业繁荣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做出了全面部署。与此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就新时代民族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为创新推进新时代民族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中国作协和各级作协积极引导广大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为时代画像，为人民立传。这7年来，少数民族作家队伍人才辈出、充满活力，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欣欣向荣、硕果累累，少数民族文学园地百花齐放、生机勃勃。各民族文学交流互鉴更加紧密，少数民族文学对外交流日益活跃。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政策措施不断完善。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呈现出蓬勃发展、蒸蒸日上的良好局面。

钱小芊表示，“船的力量在帆上，人的力量在心上”。中华民族是56个民族共同组成的大家庭，中华文化是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灿烂文化，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大有可为。全国广大少数民族作家和文学工作者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忘初心，不懈努力，潜心创作，勇攀高峰，共同推动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发展，共同丰富我国多民族文学宝库，共同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文学篇章。

为期两天的会议中，经由专题讲座、分组讨论、大会发言等形式，与会少数民族作家、翻译家、评论家、编辑家及少数民族文学工作者聚集一堂，就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历史、当下与未来深入交流、畅所欲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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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性是渗透在作家血统中的基因

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的版图中扮演着怎样的重要角色？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民族文学研究》副主编刘大先表示，虽然先秦以来中华文明就由各个不同族群构成，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才作为整体登上中国文坛，少数民族文学是社会主义文学的有机构成部分。步入新世纪、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少数民族文学迎来了新的繁荣发展，少数民族作家队伍阵容可观，优秀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大量涌现。“在对于主旋律的书写上，少数民族作家同汉族作家是一样的，在各个题材上少数民族作家从未缺位。”刘大先说。“比如查舜的《穆斯林的儿女们》就是农村改革小说，骏马奖得主袁仁琮的《破荒》三部曲也以细腻扎实的三卷本重述历史，而李传锋以《白虎寨》讲述了少数民族青年如何回乡创业的故事，不囿于寨子本身，而是跟沿海外资企业的发展变化关联，拓宽了该领域的写作视野。”

在会上，刘大先所阐述的一个观点，获得了在场不少作家的认同与共鸣——少数民族作家首先是作家，民族文化是少数民族作家的一项书写优势，少数民族作家可以写本民族的问题，也完全可以跳出民族文化，以写作关涉更广大的世界。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俄罗斯族作家于然困扰于如何在新时代、在中国文化大背景下反映本民族的文化，将这个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化推介给更广泛地区和读者。在与会上作家的交流中，他深受感触，并表示从“我手写我心”的角度出发，以更贴近写作本体的主体意识来勾勒家乡的历史，将成为自己今后一段时间的努力方向。

“我们现在提到藏族文学，就会想到阿来，提起彝族文学，就会想起吉狄马加，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证明。”对于这个问题，朝鲜族作家金仁顺的想法是：“文学是跟着人走的，民族性是渗透在作家血统中的基因，只有把自己的作品写好，让自己的写作取得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的认可，这才是对你的民族性最好的阐释。那种浸润在你血液里的东西，会自己在写作中浮现出来。”

多年以来，少数民族文学一直为中国文学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养分。“这其中，少数民族作家中许多地处边境，他们对生态的看法、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看法，对我们的主题文化有补苴罅漏的作用和功能，在观念上也能够提供别具一格的新颖的东西。”刘大先表示。他也指出，少数民族文学所带来的不同思维方式和视角，以及边地文化里本身存在着的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因子，不断注入主流文化，增强着中华文明的整体活力，这一点，在当下尤为可贵。“在这样的过程中，在如今由融媒体叙事所带来的增强的现实中，每个写作者都像灯一样照亮他人，又被他人照亮，才能获得新的活力，这就是中国文化经历了那么多年曲折、挫败后依然会复兴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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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赋予少数民族文学以新机遇

新时代以来，少数民族文学面临着新的机遇，新的课题和新的期待。即使身处青藏高原，藏族作家次仁罗布明显感受到了近年来社会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变革，以及与之相伴的书写题材、面向的拓宽。“藏族同我国的其他少数民族一样，在青藏高原上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灿烂文化，为中华文学宝库贡献了众多优秀文学作品。它们在中华文学百花园中争奇斗艳，芳香四溢。”站在当下，面向未来，次仁罗布表示，少数民族作家更要参与和投身于巨变的社会生活中，书写和记录本民族在新时代的点点滴滴。“应该进一步开阔创作视野，将历史意识和现实关怀结合起来，不断开辟出叙事的新路径，让文学作品的表现手法更具多样性。”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轰轰烈烈的脱贫攻坚战已全面打响。随着部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脱贫困奔小康，近年来，扶贫脱贫已经成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题材，并涌现了相当一批作品。在《民族文学》主编石一宁看来，这一题材大有可为，也有值得深入挖掘和开拓的可能性，对脱贫攻坚主题进行“正面强攻”的创作，鼓励和需要更多少数民族作家的参与其中。“这需要少数民族作家聚焦时代主旋律，在阅历方面多拓展，在思考方面多深化。”

建设美丽中国，意味着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意味着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意味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是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需要积极呼应的一个时代课题。“在相当一个时期内，云南的部分少数民族作家会在作品中对于奇风异俗着墨不少，古老野蛮的狩猎作为引眼球的民族文化符号被反复渲染，这种情况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转变。”彝族作家纳张元表示。在他的观察中，少数民族作家的笔下，正缓缓流淌着一种全新的审美观和自然伦理观，“他们主张人类能够与自然平等对话，真正回归自然，与自然同存共荣，和谐共处”。

在地缘上，不少少数民族的居住地毗邻边境线，在文化上与邻近国家交流甚广，拥有彼此相近的生活习俗，甚至共享语言和文字，这也构成了关于跨境少数民族文学的种种丰富样貌。纳张元就曾在茶马古道遇见一位90多岁的老艺人，将《赶马调》的曲调一路吟唱，路有多长，曲子就有多长。“我们的前人早就已经‘走出去’，而且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走出去’经验，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应该为我们今天‘一带一路’的‘走出去’倡议服务。”在石一宁看来，丝绸之路本就与少数民族的经济和文化生活关系紧密，丝路文学给邻近地域的少数民族文学带来的机遇是不言而喻的，“丝路地域，曾经产生了中国少数民族的三大史诗《格萨尔王》《江格尔》和《玛纳斯》，还孕育了一批我们熟悉的文化与文学巨匠。深厚的底蕴、光辉的传统，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丝路文学的勃兴是少数民族文学一个新的发展机遇，也很期待更多的少数民族作家投入丝路文学的创作”。

大会总结发言中，吉狄马加说，本次会议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高举民族团结进步的旗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回顾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历程，总结工作经验，研究进一步繁荣发展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举措，圆满完成了大会确定的主要任务。

与会少数民族作家表示，要按照大会要求，将以更强的使命感、更高的自觉性、更硬的措施、更实的作风，尽职尽责、尽心尽力，不断把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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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获悉，目前中国作协个人会员总数达12211人，其中少数民族1464人，占比12%。2013—2019年共发展少数民族作家会员450人。少数民族会员人数逐年稳步增加，覆盖55个少数民族，也就是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代表性作家。前来参与本届少数民族创作会议的作家中，就有来自于鲁迅文学院第37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的多位作家。已经在鲁院学习、生活了一个月的这届高研班共有56位学员，来自56个民族，“一个都不能少”。

回顾往昔。1979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成立。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成立；同年，中国作协成立民族文学委员会，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召开。1981年，中国作协与国家民委成功举办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评奖；同年，《民族文学》创刊，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1984年定名为鲁迅文学院）开设少数民族作家班。1983年，《民族文学研究》创刊。这些重大举措在政策、制度、组织、机构、平台、学科等方面，为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980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规模空前的少数民族文学盛会。此后，1986年、1998年、2003年、2012年又召开了4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从第一届到第五届，与会民族数量和代表人数的增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和发展。每一次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都有新的任务和目标，都是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新征程与新起点。

1981年，秉持“思想性、艺术性、民族性完美统一”的标准，国家民委和中国作协举办了首届全国少数民族优秀作品评奖，1999年，更名为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2004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与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一起，被正式确定为由中国作协主办的国家级文学奖。至2016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共举行11届，总计评选出743部作品，746位各民族作家、评论家、翻译家获此殊荣，越来越多民族的作家获得“骏马奖”表彰。“骏马奖”的设立深刻地推动和引领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经典化和知识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作家协会通过组织实施“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内容主要包括重点作品创作扶持、优秀少数民族文字作品翻译扶持、优秀作品出版扶持、理论批评建设扶持、少数民族文学对外翻译、少数民族作家培训等），会同各少数民族文学团体团结、扶持和鼓励了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作家、评论家、翻译家和少数民族文学工作者，不断加强人才培养，形成了一支多民族、多语种、多门类、多梯次的实力颇丰的少数民族作家队伍，在作品与成果上展示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丰富性，充分体现了中国各民族文化多元一体、光辉灿烂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