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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华文文学创作的发展历程研究: 国族认同、本土意识与现代性追求

来源:文艺报 | 金进  2019年10月18日08:43

从历史上有文字的记载来看,中国与东南亚的交流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的汉武帝时代,当时就有大量的移民迁居到今天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一带。纵观中国历史,每当中国改朝换代时,大量的政治流亡者、海盗以及经济流民都会迁往东南亚地区,至今在东南亚还流传着汉丽宝之于郑和、杜顺族之于大宋遗民的民间传说,更有郑和下西洋、罗芳伯建立兰芳共和国、叶亚来开埠吉隆坡、黄乃裳开垦沙捞越等,这些华人在海上丝绸之路展开文化交流的历史事迹。1824年,当时东南亚地区华人总人口是734,700人,其中婆罗洲12万,马来亚半岛4万,槟城0.8万,马六甲2万,泰国44万,越南3.9万,菲律宾1.5万,印尼爪哇4.5万。到了“二战”结束后,以1947年为例,整个东南亚总人口是1.57亿,华人总人口850万,约占总人口的5-6%,其中缅甸华人30万,泰国华人250万,法属印度支那(包括越南、柬埔寨和老挝)华人85万,马来亚(包括新加坡和马来亚半岛)261.5万,英属沙捞越、北婆罗洲和文莱有华人22万,印尼华人190万,菲律宾华人12万。到了1960年,东南亚总人口2.15亿,其中缅甸35万,泰国267万,越南86万,柬埔寨35万,老挝3.5万,马来亚联邦255万,新加坡123万,沙捞越23.6万,北婆罗洲10.4万,文莱2.1万,印尼269万,菲律宾18.1万。到了1970年,东南亚总人口27514.6万人,华人总人口1481.4万人,约占总人口的5.38%,其中新加坡150万,马来西亚370.5万,文莱3.2万,缅甸44万,柬埔寨43.5万,印尼310万,老挝5.8万,菲律宾52万,泰国340万,越南140.8万。之后,随着东南亚各国同化华人的进程加快,华人人口也有很大的变化,华人族群数量变得不容易统计。

总体而言,东南亚地区各国的华人政策都受到过各国政府政策的影响,华人政治地位在整个东南亚(除新加坡之外)长期以来并不是很高,华社、华校和华文教育三大支柱的发展一向不是很顺利,文学在东南亚地区的创作也倍受压制,甚至被当地国家政策强行中断。如印尼,1965年发生政变,第二年苏哈托取代苏加诺,之后印尼发生了一系列排华运动,所有华文学校被关闭,开始了同化政策。直到2000年,瓦希德总统才开始准许华文、华语可以公开使用,华语电台和电视开始恢复播映,华人社团和会馆开始恢复。再如,泰国1951年开始执行同化政策,泰国华人融入泰国社会,精英分子将子女送进教会和泰文学校,其后裔也与泰人精英通婚,以成为或者巩固自己泰国统治阶层一员的地位。底层华人多选择归化,以求安居乐业,而华文教育方面,1976年华校完全泰化。而同时期的越南,自1975年越南统一开始,越南当局的排华较之前更加明显。1978-1979年大约10万华人逃出越南形成逃亡潮。之后,越南取缔境内所有华文报刊,越南华校也消失了。柬埔寨1967年取缔了所有华文报刊,一直到1993年12月华文报纸《华商日报》创刊,才开始恢复当地华人文化。缅甸1963年实施国有化政策,1966年政府将所有华校校产全部充公,中断了该国60年的华文教育。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全方位的崛起,政治、经济、文化的软实力产生了全球影响,在这种大背景下,东南亚华人教育和华文文学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如泰国的华侨崇圣大学、马来西亚的拉曼大学、印尼的亚洲国际友好学院都是由当地华人社会兴办、本国政府支持的华人大学。希望随着时代的发展,东南亚本土的华文教育会越来越发达。

回顾百余年东南亚华文文学发展的历史,因为华文教育和华人传统受到当地政府的压制,整体呈现衰落的大趋势。2019年,在整个东南亚地区,东盟10国之中,越南、老挝、柬埔寨华文创作基本已经中断,泰国、印尼、文莱、菲律宾、缅甸华文文学尚保留一些活力,最能孕育出优秀华文文学的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就华文文学的发展历史来看,东南亚地区华文文学创作成绩最高的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截至2019年,新加坡人口570.36万,其中华人424.35万(占74.4%);马来西亚人口3258.14万,其中华人742.9万(占22.8%)。但平心而论,新加坡政府自1979年开始的双语政策和1986年的英语源流政策,直接导致新加坡华文教育水平直线下降,目前仅靠着特选中学政策来维系华文教学;而马来西亚政府自1970年开始的“新经济政策”和相应的打压华人社会的政策,华文教育靠着华人社会的华小、独中的华文中小学教育坚持至今。这些年来,新、马两国政府对华文教育的政策有所改善,但毕竟曾经的国家政策伤及华文教育之根,修复起来尚需时日,我们也惟愿华文教育和华文文学一脉可以继续在东南亚繁荣昌盛。回顾70年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发展历程,我将以新马两国文学发展为主,辅以其他国家华文文学的发展为参照,勾勒东南华文文学的发展历程和一些重要创作主题。

第一阶段(1950-1960年代):

南下文人的身份认同变化和持续影响力

“二战”结束之后,随着反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兴起,东南亚各国纷纷走上独立之路。就华文文学创作群体而言,当时东南亚各国的华文文学创作的主要力量是由中国而来的南下文人创作群体。南下文人指的是那些在中国出生而后南渡东南亚,在东南亚地区从事过文学活动,或在本地产生过影响的文学家。这些作家包括许杰、马宁、林参天、郑文通、吴天、金枝芒、铁抗、金丁、郁达夫、张一倩、陈如旧、王任叔、胡愈之、沈兹九、张楚琨、丘家珍、杜边、韦晕、絮絮、夏衍、韩萌、米军、李汝琳、李星可、韩素音等等。笔者整理了一下,东南亚地区南下文人南来时间以及常用笔名大致如下:

1920-1931年,中国内战时期。陈炼青、方北方、斐楼、傅无闷、郭秉箴、韩觉夫、洪灵菲、洪丝丝、胡浪曼、胡一声、李梅子、李铁民、连啸鸥、林参天、林连玉、林鲁生、林姗姗、林仙峤、林岩(一礁)、柳北岸、潘醒农、丘士珍、谭云山、拓哥、王仲广、吴广川、许杰、徐君濂、薛残白、原上草(沙风)、曾圣提、张楚琨、郑文通、郑吐飞、黄病佛、林蝶衣、连吟啸。

1931-1942年,日本侵华时期。白荻(黄科梅)、白路、陈清华、陈汝桐、陈文旌、丁之屏、东方月、杜边、杜门、冯蕉衣、方修、高云岚、黄葆芳、黄大礼、黄望青、姜凌、金枝芒(周容、乳婴、殷枝阳)、老蕾、李冰人、李润湖、梁若尘、林佚、林英强、凌峰、流浪、刘思、刘延陵、刘子政、卢斌、马宁、玛戈、任宇农、铁抗、潘受、王哥空、汪金丁、王君实、王秋田、韦晕(上官豸)、文彪、吴得先、吴继岳、吴柳斯、吴天(叶尼)、谢松山、絮絮、许云樵、叶冠复、以今、莹姿、郁达夫、于沫我、曾铁枕、张曙生、张天白(伧父)、普洛、郑子瑜、芝青、周继昌、朱绪、吴继岳。

1942-1965年,日军侵入马来亚、日本投降、新加坡于1965年宣布独立三个时期。艾骊、巴人、白寒、白塔、冰梅、曹兮、常夫(范提摩)、陈秋舫、陈伯萍、沉橹、蔡高岗、茀特、韩萌、黄润岳、黄尧、胡愈之、金礼生、老杜、李廉凤、力匡、李汝琳、李星可、连士升、刘伯奎、刘尊棋、卢涛、洛萍、马宗芗、梅秀(夏怀霜)、孟瑶、米军、彭士麟、邱新民、彭松涛、沈安琳、沈兹九、苏宗文、王恢、王梅窗、王秀南、无涯、萧村、萧劲华、萧遥天、邢致中、杏影、许诺、许健吾、许苏吾、杨嘉、杨樾、姚拓(鲁文)、叶世芙、姚紫、云里风、张济川、张肯堂、张漠青、郑达。

南下文人中最具代表性的有5位。第一位是代表五四启蒙文学南洋传播的许杰。许杰是五四新文学的重要小说家,与鲁迅关系密切,也深受其影响,其文艺活动主要集中在吉隆坡一带,他对1920年代马华文学诞生期的贡献巨大。除了提携新人,他以南洋经历为题材的散文集《椰子与榴莲》及收录其南洋期间文论的《新兴文艺短论》,都留下早期中国知识分子宝贵的南洋经历。第二位是长期关注华校教育的林参天。其长篇小说《浓烟》是战前马华文学界出版的惟一单行本长篇小说,是反映1930年代马来亚华教问题的集大成之作,其中的启蒙意识开启了百余年来东南亚华文文学的批判精神。第三位是郁达夫。作为五四文学的重要参与者,他在新、马、印三地的文学活动至今为学术界津津乐道,他创作的散文、社论、旧体诗堪为其后期创作的佳作。第四位是胡愈之。作为优秀的政治家和作家,他除了积极参与左翼政治活动,其杂文和科幻小说创作的影响巨大,编辑经历也提携了大一批文化人,影响了几代东南亚报人。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活动于新马的郁达夫、胡愈之是当时东南亚华文文学的两面旗帜,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精神南传的重要文学事件。第五位是韩素音。她是来自西方的中比混血儿,以左翼眼光书写新马华人的历史,其长篇小说《餐风饮露》对早期华人国民性揭露和共产党人的形象有着生动的描述,堪为东南亚华文文学的经典之作,开辟了华人英文创作的先河。

第二阶段(1970-1980年代):

资深作家创作的延续,本土作家的崛起

1945年日本战败后,英国统治的印度、孟加拉、锡兰、缅甸、马来亚半岛等环印度洋地区的民族自决意识进一步强化,居于南洋的华人都要面对“做中国人还是做东南亚人”的问题。东南亚资深作家是处于所在国度由一个英国殖民地转向独立民族国家过程中的一群。经过了南来文人的热情参与写作实践,以及各所在国作家生于斯长于斯的家国认同感,东南亚华人文坛慢慢有了自己的本位意识。东南亚资深作家多出生在中国,青少年时期南来谋生,从年龄层面来看,他们大多出生在1940年之前,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各殖民地建国的时候,他们很多人都已经是东南亚文坛知名作家,他们都经历着从“侨民”(中国移民)到“国民”(东南亚各国公民)的身份转换过程,这批作家中的代表有马来西亚的韦晕、方北方、姚拓、方修、韦晕、云里风、宋子衡、艾文(北蓝羚)、陈应德、端木虹、驼铃、游牧、菊凡、马汉、年红、马崙、梁园、雨川、冰谷、温祥英、孟沙、碧澄等;新加坡的李星可、连士升、杏影、苗秀、范北羚、于沫我、谢克、李汝琳、杜红、柳北岸、赵戎、貂问湄、苗芒、絮絮、贺巾、孟仲季、周粲等;印尼的黄东平、严唯真、犁青、沙里洪、柔米欧·郑等。近年来,随着方北方、姚拓、方修、吴岸等资深作家的先后谢世,东南亚资深老作家的创作阵营也慢慢缩小,虽然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些步入知天命的作家也逐渐成为东南亚文坛的重要力量,资深作家的名号似乎又要被重新定义。东南亚资深老作家们的创作是东南亚文坛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是东南亚华文文学绝对不能忽略的力量。主要因东南亚资深老作家他们建构的是东南亚文学的文学传统,一个直通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学传统。东南亚资深作家都不否认中国现代作家对他们的影响,这不是一些任教于台湾高校的马裔华人学者不断强调“断奶说”能够抹杀的文学传统,这是对资深老作家群体的尊重,对东南亚华文文学传统的尊重。

与资深作家同期出现的是本土作家的崛起,这批作家比起前面的“资深作家”身上的“中国气味”更淡,多出生于东南亚本土,在身份认同和情感认同上,已经立足于东南亚本土文学的立场之上。就创作成绩而言,马来西亚本土作家的成绩是东南亚华文文学中的佼佼者。从1957年开始,随着作家所居的地域和创作风格的不同,当代马华文学的版图开始分裂,大体分为北马、中马、首都、南马和东马5个文艺创作圈子。这里的作家群划分主要依据作家活动地域为依据:1、北马作家群主要分布在马来西亚北部的槟城、吉打州和玻璃市三个州,其核心是大山脚作家群,主要成员有小黑、苏清强、傅承得、方昂、林月丝(朵拉)、方成、陈政欣、黄英俊、叶蕾(洪祖秋)、因心、陈绍安、张光达、刘育龙、夏绍华、陈强华、钟可斯、杜忠全等人;2、霹雳作家群主要分布在马来西亚霹雳州,以怡保、金宝为中心,主要代表有天狼星诗社(包括温任平、温瑞安、方娥真、李宗舜、周清啸、张树林、谢川成、游以飘等人)、章钦、王枝木、涵青、雅波、黎紫书、房斯倪、贺淑芳等人;3、雪隆作家群主要以吉隆坡、雪兰莪州为中心,主要代表有戴小华、叶啸、洪浪、梅淑贞、陈雪风、曾沛、李忆莙、柏一、永乐多斯、游川(子凡)、潘友来、何乃健、李国七、方野(翁诗杰)、何国忠、许友彬、潘碧华、孙彦庄、郭莲花、张永修、林春美、陈湘琳、黄灵燕、刘育龙、庄若、吕育陶、李天葆、张依苹、陈志鸿、方路(李成友)、伍雁翎、苏燕婷、梁靖芬、曾翎龙、龚万辉等人;4、南马作家群主要分布在柔佛州的新山、麻坡两个地区,成员包括梁志庆、爱薇、方理、潘雨桐、洪泉、李寿章、文征、小曼、许裕全、蔡家茂、李敬德、许通元、邱苑妮等人;5、东马作家群分布在沙特越和沙巴两州,成员包括有吴岸、田思、梁放、融融、关渡、陈蝶、邡眉、杨艺雄(雨田)、冯学良(林野夫)、黄孟礼、田风、黄顺柳(顺子)、鞠药如、梦羔子、蓝波、沈庆旺等人。

另外,新加坡作家英培安、陈瑞献、南子、完颜籍、流军、蓉子、张曦娜、希尼尔、谢裕民、尤今、潘正镭、孙爱玲、原甸等都是1970-1980年代涌现的优秀本土作家。他们与马华文学一起,构建了东南亚华文文学史的重要篇章,也代表着东南亚华文文学的最高成就。

第三阶段(1990年代至今):

老中青三代齐聚,新生代创作的先锋性

1990年以来,东南亚华文文学面临的危机大于挑战。在印尼、泰国、缅甸、越南、老挝、文莱等地,华文文学虽有创作,如泰国作家司马攻、姚宗伟、梦莉、岭南人、洪林等人的创作。总体来说,这些国家偶有佳作,但缺少能够真正反映时代变化的厚重之作。而马来西亚、新加坡两国的文学在文学创作成就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马华文学的小说方面有商晚筠《七色花水》、潘雨桐《河岸传说》、温祥英《清教徒》;散文方面有温任平《文化人的心事》、小黑《寻人启事》、李天葆《盛世天光》、黎紫书《山瘟》《蛆魇》《告别的年代》等佳作。而李天葆、黎紫书更是新生代作家的代表,李天葆《盛世天光》以女性历史为线索,构建了一条明显的南洋女史谱系,讲述梅苑酒家的兴衰历史。他的小说有着强烈的怀旧风格,他对南洋服饰、南洋食物和南洋节庆礼俗的描写,深入地展示了旧南洋的历史风貌。李天葆由此也被认为是张爱玲在东南亚地区的文学传统继承者。与李天葆同时期崛起的是黎紫书,她以魔幻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开启了她对南洋社会生活的先锋性实践,2011年她的长篇小说《告别的年代》以一种崭新的写作姿态突破了自己的前期创作窠臼,小说通过三个故事串起百年马来西亚华人历史,寻找动荡岁月中底层人民坚韧的生命力,展示出融入历史的民间以及民间生活的力量,这部长篇小说是当代马华文学的重要收获。

马华文坛有着一支重要的海外军团,那就是饮誉世界华文文坛的台籍马裔作家,他们通过台湾当局的侨生政策而进入台湾各大学深造,之后一部分人回到了马来西亚,成为马华文坛的重要力量,另外一部分则入籍台湾,成为马华当代文学的延伸板块。综合考虑旅台作家的赴台时间、成名时间和年龄三个因素,第一代的马华旅台作家包括黄怀云、刘祺裕、张寒、李有成等以及星座诗社(包括陈慧桦、林绿、王润华、淡莹等)、神州诗社(温瑞安、方娥真、黄昏星和周清啸等)。他们的文学活动集中在六七十年代。第二阶段的旅台作家主要有李永平、潘雨桐、商晚筠、张贵兴、张锦忠等,其文学活动集中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第三阶段的旅台作家,指的是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就开始活跃在台湾文坛的旅台生,其代表有林幸谦、黄锦树、陈大为、钟怡雯、辛金顺等。他们的作品艺术价值很大,其中有老一代作家李永平的长篇小说《吉陵春秋》《海东青》《大河尽头》、张贵兴《猴杯》《群象》《赛莲之歌》,更有新一代作家黄锦树的小说、陈大为的新诗和钟怡雯的散文,从而构成了华语文坛一道靓丽风景。

新加坡虽只是一个靠近亚洲中南半岛最南边的蕞尔小岛,但从历史层面来看,新加坡一直是东南亚区域最重要的地点;从文学层面来看,新加坡文学一直是东南亚文学的重要力量,在没有分家之前(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联合邦独立),传统意义上的“马华文学”,因为槟城、吉隆坡、麻坡等马来亚半岛的文学创作实绩不强,“马华文学”的主要创作力量集中在新加坡。前文提到的新马文学的老一辈作家中,在1990年代都还有创作的不少,如王润华、淡莹、黄孟文、骆明、陈瑞献、郭宝崑、蓉子、英培安等人。而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中生代,如原甸、希尼尔、谢裕民、孙爱玲、张曦娜等,新生代作家柯思仁、梁文福、陈志锐、韦铜雀(吴耀宗)、刘碧娟、殷宋玮、黄浩威等,他们的创作面向更加多元,创作内容更加丰富。其中的代表作品有英培安的小说《骚动》《画室》和《戏服》、谢裕民的小说《M40》;郭宝崑的话剧《郑和的后代》《阿公肉骨茶》《灵戏》等等都是新华文学的经典之作。

东南亚华文文学发展的总体特征及其他

回顾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发展历程,东南亚华文文学一直在“国族认同”、“本土意识”与“现代性追求”三重视野中寻找着自己的努力方向。

第一点是“国族认同”,就是东南亚华人在东南亚地区坚持传承中华文化,坚持自己族群的文化特性。而正因为东南亚各国华文教育的被压制的处境,书写华人文化传统的流失成为东南亚华人作家演绎的重要主题。以新加坡为例,在1965年建国后的新加坡共和国,新加坡必须调整自己的生存姿态,这么多年的社会变型和国家变迁让这个国家的方方面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加坡政府用了40多年的时间来打压华校和华文教育,特别是1980年关闭南洋大学,从而斩断了华人中文高等教育的路。虽然经过1987年特选中学政策,但华文教育之殇一直都是当代新加坡华人作家的伤痕记忆,新华作家郭宝崑、英培安、张曦娜、谢裕民、希尼尔、王昌伟、黄浩威等几代华人作家都在他们的作品中不断书写着这个主题。

第二点是“本土意识”,指的是“二战”之后东南亚地区华人参与所在地区的建国历史,随着创作本体意识发生变化,文学表现形态也相应变化,东南亚华文文学一方面吸收中华文化的传统,一方面根植于东南亚土地,凸显出很强的本土意识。从东南亚文学的历史来看,东南亚华文文学的本土意识起源于1927年,当时的作家张金燕就呼吁作家要书写南洋题材,后来,1939年郁达夫、1948年胡愈之先后还引发过关于本土性的论战。一直持续到1948年国共两党政治势力离开马来亚。马华本土作家与南下文人争论的核心是题材问题。本来是一个很简单的题材选择的问题,但因为中间夹杂着国共两党意识形态之争,有着立场不同的两派文人的参与,所以弄得沸沸扬扬。到了1990年代,特别是1997年11月29日“马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吉隆坡召开,留台背景的马裔学者黄锦树、林建国提出了“断奶说”,将台湾的台独意识置换到马来西亚华文文坛,强调马华文学要梳理中国文学传统,建立自己的文学传统。这种观点当场被马华本土作家叶啸、陈雪风、陈应德、陈鹏翔,中国学者黄万华等人质疑。今天看来,20世纪前半期的“马华文学的独特性”是国共意识形态之争的产物,20世纪后半期的马华文学“断奶说”则是台籍马裔学者们的一次作秀。文学有传统,不论马华文学,还是东南亚华文文学,从文学历史的传统来看,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是绝对断不了的。

第三点是“现代性追求”,指的是随着东南亚各国走上独立之路后,因为创作者所属的代际不同,东南亚各代作家面对历史时候的心态、记忆与对话,以及由此建构出来的创作图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多元语言、多元文化的社会现实,以及环球化的脉络中,东南亚华文作家在建构社会与文化意识、协商自我认同的过程中,所面对的挑战是巨大的。对东南亚新生代作家而言,如何在创作主题、艺术表现形式方面进行新的突破,成为他们追求作品现代性的一个重要动因。东南亚华文作家中,英培安的历史反思(《骚动》《画室》)、温祥英的同志书写(《清教徒》)、谢裕民的元小说叙事(《安汶的假期》)、黎紫书的后现代艺术手法(《告别的年代》)、李天葆的怀旧叙事(《盛世天光》)等,一一彰显东南亚华文小说的创作实绩。另外,柯思仁的地球村意识(《如果岛国,一个离人》)、黄浩威的存在主义(《查无此城》)、翁弦尉的意象主义(《不明生物》)等,也是践行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散文和新诗经典,在当代华语文学界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代表着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创作实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