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会议现场

2019年10月12日至13日，山东大学文化传播学院在威海校区主办“跨学科：现当代文学与华文文学”学术研讨会。包括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暨南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内的全国四十余所高校院所和研究机构的7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就“世界中”的中华民族文学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山东大学文化传播学院院长张红军教授主持开幕式，对拨冗出席会议的方家和同仁表示热烈欢迎，对以黄万华教授为核心的团队成员几个月来的辛勤筹备表示诚挚感谢。山东大学威海校区党工委副书记周慧如研究员在致辞中向与会嘉宾介绍了山东大学的历史和现状，并称：探索现当代文学与华文文学的交叉融合，既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生动体现，也是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实践，必将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动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

一、整体性关照下的史料整理和文学史建构

本次会议的核心议题之一是百年中国文学史的建构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南京大学丁帆教授致辞，并就“百年文学史中的真史与伪史问题”作大会发言，认为真史是为历史和未来负责，伪史是为现在负责，并以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认识为例，来说明唯有在掌握了真实的情报档案和原生史实后，才能做出符合历史真相的正确判断。丁帆指出，民国史料问题、共和国文学史的史料欠缺和封闭是当下资料整理与研究运用的难点所在。由于缺乏充分的史料支撑，文学研究和语文教育问题层出不穷，“在一个平面阅读的语境中，那些作家作品可以被充分地误读，也可以在语词的喧嚣中彻底形成了巨大的歧义”，有可能舍弃的就是那些最有历史价值的东西。

针对当下的史料热，吉林大学张福贵教授也提出要进行冷思考。他说，90年代文化反思之后，史料研究进入了研究视野，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宏大叙事进行了纠偏。但另一方面，文学史料研究也走向一定的误区，史料与资料混而为一、学科与学术不分。因而当我们写作文学史，进行史料研究时需要有学科边界。近二十年来报刊研究趋向于碎片化，忽略了文学史上重要的报刊杂志。非重要的报刊虽对个体研究很重要，但对文学史整体发展影响不大。

山东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马兵教授也认为，在史料学已经成为现当代学科显学的当下，史料收集固然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方向，也因此带来一定程度上内循环式的封闭研究，必须警惕只有史料而没有思想统领的偏失。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偏失，而产生了认知上的分歧。例如苏州大学朱栋霖教授认为，发端于《新青年》的“新文学”是百年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精神资源与核心传统。但是近年来，早已确认的“新文学”“新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命名正在被“五四文学”“五四文学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新名词取代。他区分了“新文学”与“五四文学”两个概念命名的不同。“新文学革命”的主要行动，在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之前已经完成。“新文学”“新文学革命”是受到了《新青年》展开的新思潮和 “民主”“科学”精神的影响。他认为，“新文学”“新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就是经典命名与自身内涵的合一。“五四运动”就是“五四运动”，“五四”别无分店。

二、世界性拓展中的海内外语境的对话与交流

会议的另一大议题，便是对中国文学“在世界中”这一重要现代情境的考量。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会长、暨南大学王列耀教授主要从百年文学史的观念与版图两方面来探讨海外中华文化的传播问题。王列耀认为，“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是合二为一的，“越是民族的，也越是世界的”，反之亦然，“越是世界的，也越是民族的”。中国文学就是中国人在海内外用各民族语言进行的文学创作，中国文学也理应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得到研究。再者，百年中国文学在海外传播的方式多元多向，包括了中国文学在海外的生产，在海外出版社的出版。传播不仅限于文学的方式，还通过报纸、华文教育等其它渠道，因此要从多重角度来展开思考。

北京大学陈晓明教授从王德威新著《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对文学史时间的新规划、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新阐释，对“世界中”的中国文学的新表述这几方面谈起，对“在世界中”现代文学史未解决的问题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进行了深入的发掘。王德威关于中国现代性滥觞于1635年晚明时期的文学史分段，重新规划了中国历史的现代转型，把中国现代性回归到中国历史中去探寻。以“在世界中”这一来自海德格尔的概念来阐释中国文学，不只是从“具有世界视野”和“进入世界视野”角度探究中国文学的现代意义，同时也是以“在世界中”的语言、文体以及文学性表现的现代审美意义来考察中国现代文学。所有这些，都表明“新编”之名副其实，可以说是开启了一个十分宽广的中国现代文学论域。

对此，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也表示认同：中国文学原本就“在世界中”，只因华文文学是一个新兴学科，自身定义模糊、受对外政策影响大，当下的发展面临很多挑战。身处复杂、矛盾、多元的文化环境之中，我们不能因为一些作家的政治立场而忽略这些作家的贡献，而是要从维护中华文化的整体性出发，对一些“有敌意”“有问题”的作家，也应进行研究。此外，陈思和提出，“华文文学不是靠移民的子女进行文学创作来延续、发展，而是不断需要从母国走出去的移民进行写作”。

谈到华文文学的研究意义与发展方向，中国社会科学院赵稀方研究员提出，华文文学对于在多元化混杂中建立中国文学的主体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研究中不能局限于本身，还要将华文文学与现当代文学打通，参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体建构，争取实现跨领域的对话与交流。上海外国语大学宋炳辉教授也认为，华语文学的概念突破了国别对文学研究的束缚，它使得我们更多地关注到文学的语言及其背后的文化。从书写、阅读、传播、阐释等各个环节考察可知，中国文学的内部和外部都绝非“均质”。边界模糊，内部多元混杂，外部蔓延多支。因此，看待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应当突破简单意义上的中心和边缘认知。

三、“如何跨”“如何与”的问题意识

正如南京师范大学谭桂林教授所指出的，世界性问题是现代文学研究发展到全球化时代的必然要出现和面对的一个新话题，它是现代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上的一个学术视角的转移，是现代文学知识谱系建构上的一种话语创新，也是现代文学研究突破西方理论影响和话语强势的遮蔽，努力建构中国话语、强调中国主体的一种尝试。中国文学在世界中，世界也在中国文学里，这是与会学者的基本共识。除了大会主题发言之外，研讨会还以分会场的小组形式进行，经过为期两天的头脑风暴和思想碰撞，各小组的讨论也各具特色，各有斩获。

西南大学李永东教授用跨界思维、文学史意识和文本细读功力来概括第一组的学术优势。例如山东大学黄万华教授的《序幕是这样拉开的：从晚清陈季同的旅欧创作看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着眼于陈季同写作所体现的中国现代文学在“海外语境”中发生的重要线索，追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起点问题，同时又通过作品细读，展现其文学从思想内容到表现形式，都破除了“我们文学上相传的习惯”，而与世界文学潮流有所“一致”。武汉大学赵小琪教授认为，第二组在材料性、观点性和方法性方面都很突出。中国社会科学院汤俏助理研究员则总结出第三组所呈现出的理论思考与史料研究并重的特点。

山东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马兵教授作学术会议总结，指出本次会议以“跨学科：现当代文学与华文文学”为题，其中“跨”和“与”两个词非常关键，我们必须思考“如何跨”“如何与”。两天的会议上，不少学者谈到了15年前也是在同一个会场举行的第十三届世界华文文学大会，当时有来自世界22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华语作家虹影、严歌苓，文学理论家叶维廉、张错在内的近200名学者、作家与会，让人看到了海外华文齐整的创作力量，众多作家也以实际的在场行为向现当代学科的研究者提出了迫切的期待。15年来，华文文学学界和现当代学界的一些学者一直在回应这种期待，也即如何整合多源多流的文学脉络，建构一个多元的、宏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大叙事。此次会议的召开正是回应的一种切实方式。

在马兵教授看来，此次会议大致围绕三个议题展开：其一，如何构筑百年来中国文学的观念与版图；其二，在现当代学科经历了“史料学的转向之后”，该如何对待史料的建设和应用；其三，借用谭桂林教授“知识谱系”的概念，会议还有不少论文和发言是学者在各自熟悉的知识谱系的链条和框架中展开的富有思辨和活力的思考。这些问题所体现出的思考恰恰可用会议论文集中一篇论文的题目概括，那就是“空间离合、史性书写与中国文学的地理真相”，也颇能体现之前提及的“如何跨”“如何与”的问题意识。因此，会议的主办方也由衷期待，未来有更多自觉站在“跨学科”立场的研究成果出现，推动现当代文学与华语文学的融合。

山东大学文化传播学院院长张红军院长致闭幕辞，表示“跨学科：现当代文学与华文文学”学术研讨会在威海的成功举办，意味着山东大学一校三地系统的不断完善。此次名家云集、众星闪耀的学术盛会，在某种意义上也标志了百年山大“文史见长”的优秀传统在威海这片土地上同样得以延续。

会后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