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孩子”
孤儿是人类一切关于不幸、痛苦、悲伤词汇的注脚，是卖火柴的小女孩儿冻死街头梦见奶奶最后的微笑，是《雾都孤儿》中奥利弗悲惨的童年记忆，是印证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人吃人社会最卑微的阶层。但是在社会主义新中国，孤儿却因为强大祖国的呵护成为国家的孩子。作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作品，于央视八套播出的电视剧《国家孩子》取材真实历史事件，讲述了1960年因自然灾害的缘故，有3000名南方孤儿被送到内蒙古草原，被牧民们领养长大的故事。在此之前，已有报告文学、舞台剧、电影、电视剧等多种艺术样式讲述过“草原额吉”的故事，在由中国视协主办的电视剧《国家孩子》创作研讨会上，专家们对该剧能够选择从孩子视角出发的新颖独特做法予以肯定，从现实主义手法、人性深度挖掘、文化思考等层面对该剧进行研讨剖析。
为苦难赋予温暖
决定现实题材高度
给苦难以温暖，该剧唱响了一曲辽阔草原的真情颂歌。有专家谈到，缺少家庭呵护的孤儿登上上海开往内蒙古的火车，他们的命运随着车轮的转动不知会走向哪里，故事本身非常煽情，但该剧镜头语言表述克制，导演巴特尔更不刻意表现苦难，而是选择平实、真诚地展现这一共和国历史上值得永远铭记的事件。当年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要求“接一个活一个，活一个壮一个”，如果没有养父母，这些孤儿在人格塑造、意志品格等方面可能会是扭曲的，剧中这些国家孩子有的成了企业家，有的成了医生，有的走上基层领导岗位，这些成就在出身决定命运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是很难产生的，这些成就所折射出的正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成功。该剧真正体现了中华民族在灾难面前相互扶持的大爱精神，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两组文化概念
回答何为亲情与故乡
亲情与故乡，自古以来是文艺作品关注的对象。与会专家认为，该剧凭借这一特殊题材，重新阐释了“亲情”与“故乡”两组文化概念——真正的亲情是超越血缘与姻缘的大爱，真正的故乡是情感注入的地方。对于亲情的描摹，专家们认为，剧中的父亲是真正的父亲，母亲是真正的母亲，孩子是真正孝顺的孩子。例如该剧塑造的两位母亲，乌兰展现的是淳朴自然的母爱，缺陷是如此下去势必发展成为溺爱，满都拉则将母爱上升至责任层面，严厉正统甚至干涉孩子的婚姻自由，有些不近人情，两位母亲的设置饱含剧作良苦用心，二者特质结合在一起正是超越血缘与姻缘的人间大爱。对于故乡的呈现，与会专家认为，“吾心安处是故乡”，生养之地固然重要，但该剧更看重精神归属与情感寄托之地，把孩子们与草原难以割舍的情感放在首位。许多专家都谈到剧中多次出现的失明老人拉起马头琴的画面,草原文化的诗意表达不仅展现了蒙古人民的浪漫豁达，悠扬的琴声更为“国家孩子”融入草原生活提供了茁壮成长的精神飞地。该剧编剧柳桦告诉记者，他曾经用一个多月的时间与国家孩子们同吃同住，为了准确捕捉内蒙草原的真实信息，他阅读了60余本与内蒙古相关的书籍并做了详细笔记，聆听了大量关于草场退化的讲座，以期抓住草原文化的发展脉络与精神内核。也有专家建议，剧中可以把国家孩子与马的感情写得再深入一些，不仅仅把马当作运载工具，而是通过对马的认识进一步了解大草原。
直面复杂人性
性格塑造成全真实质感
《国家孩子》的成功，离不开该剧对人物性格的塑造，尤其是对4位孩子个性的强调。与会专家谈到，该剧没有将孩子们的成长处理为受难、领养、成长、感恩的单一线索，4个孩子被抚养的过程不仅是受助的过程，也是他们同命运抗争的过程。朝鲁、通嘎拉嘎、谢若水和阿腾花4名来自上海的孤儿性格各异：朝鲁性格外向，不屈服于命运，回上海、职业选择等都是他“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品格的表现；通嘎拉嘎为人善良，也有软弱的一面，但另一方面她又是一位国家的好干部；谢若水奋发图强，终于考上了大学；被原生家庭遗弃的阿腾花心中有恨，养父苏书记在活动中被隔离审查，她后来还遭遇了婚姻的不幸，这种不幸亦有其偏激、自私的性格使然，最终历经生活坎坷的她实现了人性的复苏与回归。最后4名从内蒙古长大成人的孩子主动回上海寻亲的情节设计无疑是全剧华彩的一笔，孩子们没有把生活的苦难强加给对亲身父母的怨恨，也有专家建议，孩子们回归分别了50年的上海的重场戏，若能延续此前对人物心理拿捏的做法，借助音乐铺陈将情绪推向高潮更具感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