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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系人民 书写时代

来源:人民日报  | 李迪 纪红建 葛水平 张雅文  2019年10月16日08:40

生活无穷尽,故事写不完

李 迪

老黄是国画家。社区民警陈先岩,来到老黄家入户走访,看到老黄正作画,张嘴就赞,您画的牡丹真漂亮!不料老黄白了他一眼,这是芍药!陈先岩无地自容。之后,他报名国画班恶补。再次登门时,先来一句白居易:今日阶前红芍药,几花欲老几花新。老黄大吃一惊。跟着又是刘禹锡: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老黄哈哈大笑,士别三日刮目相看,陈警官,请!俩人自此成好友。

2015年,我三下扬州,与陈先岩朝夕相处。这位公安干警以快乐化解不快乐的爱民故事,让我写成长篇纪实文学《社区民警是怎样炼成的》,又以此为素材创作了小说《警官王快乐》。

告别陈先岩,继续向前行。

2016年,我来到牡丹绽放的洛阳,拜访花农毛治轩。田间一番话,才知真国色,朵朵皆辛苦。治轩说,牡丹四月开花,七月结籽。当年白露播种,来年春天出苗。叫实生苗。实生苗不开花,三年后挖出,嫁接品牌牡丹,埋沙中静养。成活后送地里育苗。为期两年,育苗期满,起到田里定植。精心伺候四年后,一棵能发十多根条。一根条就是一朵花。

培育一棵牡丹,要花十年功!从育苗到定植,年年开花,随时可以卖。可我不让它开花,少培育一年我也不卖。牡丹舍命不舍花,一旦开花就不发条。为了让它多发条,骨朵一出我就掐掉。真心疼啊!为了对买花人负责,让人家买回去能多开花,再心疼也得掐。

这话题,不仅是栽培牡丹了!

回京后,我写出《牡丹花开》,发表于《人民日报》“大地”副刊。

写完治轩不停步。2017年8月8日,七级地震袭击九寨沟。逃出的游客拼命奔向机场。祥鹏航空9601航班,在机长陈涛带领下从成都飞来营救。

当飞机在狂风中成功降落九寨黄龙机场时,候机厅里已集聚六十多人,余震随时威胁他们的生命。

陈涛说,赶快登机,马上返航!可是,机舱里半天也没动静。陈涛问,怎么回事?

空姐蓝婷说,没人登机。

为什么?他们不想活了?

他们说,再等等,还有好多人正往机场跑呢……

陈涛的眼泪涌了出来。他红着眼睛来到候机厅,我的兄弟姐妹们,本架飞机有一百三十七个座位,人不等齐,我不飞!大厅里响起一片掌声。三小时后,座位坐满,顺利返航。

此刻,地面赶来更多的人。飞机飞了,我们怎么办?票务员巫雪梅说,大家别着急,机长说了,他还会回来接你们!

当晚,陈涛再次坐进驾驶舱。

一个星期后,我来到陈涛和机组成员中间。听到这动人的故事,我写出并发表了《9601航班,目标:九寨》。

陈涛的故事还在心中汹涌,我又踏上新的征程。

2018年,夏秋冬,昼夜行。我以七十高龄行走边疆九省区,包括青海、西藏。来到加油站,走近加油工。在罗布泊,站长孙富民说,虽然这里荒无人烟,但这里是钾盐宝库,开采的车辆少不了我们的油。

建站之初,没水,没电,没路,没人。四个员工和一条狗。我从油站去公司开会,先得提前说一声,啥时候走,啥时候到,如果不到,就派人来找。天热得超出想象,温度计往地上一插就是七十度。但再苦再累,没一个怂的。我们的坚守,使祖国大地的神经末梢有了呵护生命的“血液”。

孙富民的故事让我震撼。在采访一百六十三位加油员后,我完成了长篇纪实文学《加油站的故事》。告别加油站,前方是哪里?

我看见崇山峻岭,我听到黄河涛声。

2019年,我走进山西省永和县,在全县人民脱贫攻坚的决战中,认识了一个叫任永军的青年农民。

任永军先天残疾。他用五万块扶贫款买了四头牛。有人说你养不了,你拿什么拉草?是啊,要拉草就要有车,剩的钱买不起新车。他不再向国家伸手,花一千块买辆报废车。找人一修,还行!可是,这辆老车的发动机打火要靠手摇。任永军根本摇不了。修车的说,你找个坡一溜,车自己就能着。

任永军家旁边刚好有个坡,他把车推到坡上,骑上去往下一冲,轰隆隆!当真打着了。他大叫一声,这回难不住我了!就这样,他冲坡打火,开到野外割草也不灭火。回来把车停到坡上。第二天,冲坡就走,轰隆隆——

最终,靠着这辆车拉草,任永军成功养牛脱了贫。我以《没有退路》为题写出他的故事。

至今,我已五下永和。行走在九曲十八弯的黄河边,我把看到的听到的都写进长篇报告文学《永和人家的故事》。

永和的路还没有走完,中国作家协会与国务院扶贫办共同开展的“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创作工程”,又向我发出召唤,下一个目标:湘西十八洞村!

一边走,一边写。生活无穷尽,故事写不完。

(作者为全国公安文联首批签约作家,代表作有《丹东看守所的故事》等。)

在行走中感受力量

纪红建

回到晴隆县城已是晚上六点半,因第二天约好一个采访,我必须连夜赶往贵阳。当我走到晴隆汽车站时,到贵阳的长途客车早已停运。就在我失落不已时,一个女子问道:“坐车吗?”我立即问:“去不去贵阳?”她说:“就是去贵阳的。”我说:“行。”

约七点半的样子,挤满客的商务车沿着高速路向贵阳出发。商务车到达贵阳金阳客车站时,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下车往前走,我突然发现手里少了一样东西——笔记本电脑,顿时吓得心都要跳出来。我连忙回头,但商务车早已消失在远方。

我焦急万分。尽管每采访完一个人,我都会把采访资料备份在U盘,但关键是,不论是笔记本电脑,还是U盘和录音笔,全都放在电脑包里。我瘫坐在路边,进行着各种各样的猜想,或许我那个包被其他乘客拿走了,有可能还在车上的某个角落没被人发现,也有可能司机正打算想办法还给我呢。电脑包里放了我一叠名片,那上面有我的电话。但可能我所有的想象都是空想,毕竟我的包丢失在一辆陌生的车上,而车子早已走远……

不知过了多久,我的手机响了。是黔西南州的号码,是个女的打来的,对,就是拉我上车的那个女子。她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纪红建。她问我,是不是有个包忘带了。我说是的是的,那个包就是我的。她问我在哪。我说我还在刚才下车的那个地方。她说,你在那里等着,我们半个小时就到。半个小时后,那辆商务车果然开来,那女子手里提着我的电脑包,说:“你打开看看,里面少了什么没有。”我没有打开,感激万分地说:“不会少的,不会少的。”我拿出两百块钱,对那女子说:“这点算是油钱吧。”那女子淡然一笑说:“要什么钱,只要你没少东西就好。”我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我是晴隆的。”

望着消失在夜色中的商务车,晴隆那片充满温情的土地又浮现在我眼前,泪水湿润了我的双眼……

这是我三年前采写《乡村国是》时,在贵州晴隆走访姜仕坤同志先进事迹亲历的温暖一幕。

从选择报告文学创作那天起,我就选择了行走。我深知,只有行走,方能抵达远方,才能吸收丰厚的营养,构建起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为了创作长篇报告文学《马桑树儿搭灯台》,我在山村吃住两个多月,走遍湘西革命老区;为了创作长篇报告文学《见证》(与人合著),我在山东沂蒙革命老区生活近半年,深深感受到革命老区党和人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所铸就的沂蒙精神;为了创作长篇报告文学《乡村国是》,两年多的时间里,我独自行走于脱贫攻坚主战场,走过十四个省份三十九个县的二百零二个村庄。去年初以来,为了创作一部反映“一带一路”的长篇报告文学,我重走“长沙铜官窑”出省、出国、进入海外市场的路线,探秘“长沙铜官窑”兴起并打入海外市场的原因,探秘中国制造远销海外的文化和经济因素。

有朋友说,行走就一定会找到好的文学素材吗?确实,行走不能是走马观花,不能是蜻蜓点水,必须带着赤诚和情感,全身心地投入。还必须坚持独立思考,重视每一个被采访者,钟情于每一个故事,甚至要与被采访者成为朋友、知己,走入他们的内心,感受他们真实的心灵世界,捕捉情感的细微变化。

张彦杰、李友生夫妇就是我采访《乡村国是》中结交的朋友。他们是四川巴中市恩阳区人,曾是没有编制的代课老师,张彦杰还身患重病,生活朴素,家里连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但夫妇俩却主动照顾留守学生,资助贫困学生。后来,他们创建了“巴中市兔兔爱心助学团队”,帮助贫困学生。由于帮助过超过万名的贫困学生,张彦杰获得破格解决教师编制的机会。当老师是张彦杰从小的梦想,但她却拒绝了摆在眼前的机会:“我怕别人说,我这十几年做的事情,就是为了这个编制。”张彦杰朴实的观念让我流泪。采访完后,我也加入“巴中市兔兔爱心助学团队”,并和其中一名孩子建立长期的帮扶关系,更是与张彦杰、李友生夫妇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至今,我们依然保持联系,或电话或微信,聊工作、生活和理想。

这几年,在贫困山区、革命老区、改革开放的前沿行走,深入生活和历史现场,不仅让我感受到温暖与力量,更让我深深感悟到:唯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将个人情感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才能创作出展现时代精神、具有思想深度和生活温度的作品。我愿一如既往地走进人民之中,做一名忠实的行走者、记录者、思考者和报告者。

(作者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代表作有《乡村国是》等。)

欣赏劳动者的风景

葛水平

2019年8月,我去榆林神东矿采访井下矿工,恰巧遇见一个叫呼绿雄的劳模矿工。

呼绿雄的故乡在内蒙古伊金霍洛旗,地处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金三角”腹地。那里坡梁起伏,风沙肆虐。如果你碰巧遇到牧羊人,那他一定会请你去自家的土房子坐——一个黄土搭起的房子,加上一些稻草。一个火炉,一个桌子,一个土炕,这就是摆设。

呼绿雄的家,只有两个人,父亲和呼绿雄。父亲是养父,是他的大伯,内蒙古人喊“父老老”。兄弟把第一个孩子过继给了自己的亲哥哥,哥哥一辈子没有娶妻。

因为家里贫困,呼绿雄被迫休学去煤矿下井。2002年,呼绿雄入榆林榆家梁煤矿下井,开始只是在井下打杂,一天的工资十七点四元。正式工有班中餐,他则没有。一年后他去了榆林补连塔煤矿。这一年,他的父亲驾驶三轮车翻到沟里,伤得不轻。

生活的压力反而让呼绿雄变得坚强。他遇到神东第一批劳务工转正考试,一共九百七十人参加考试,只有二十五个正式工名额。他考了第一名。2006年2月,呼绿雄拿到了转正工资六千元,此时他已经是副班长。

拿到转正工资的第一时间,他想到了养父。站在自家的土屋门口面带笑容,很真诚地和年老的养父说:“爸爸,我请你吃饭,我们喝酒吃肉。”

养父看着笑容满面的儿子,流下了眼泪。

结果好景不长,养父得了重病,临去世前交代:土屋子虽显寒酸,有记忆在里面存放着,让土屋多在几年。

呼绿雄害怕土屋塌落,想怎样才能阻挡四季对它的伤害。最后他想到用塑料布把土屋子包裹住,大大的一个包裹,有水分在塑料布里面,也许土屋子会活得长久一些吧。

几年后土屋还是塌了,此时的呼绿雄凭借自己的努力已经成为神东矿井下一线采煤队队长,他靠着努力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获得了公司给予的许多荣誉。但是,每次回乡,面对土屋,一直有一种心痛的感觉。他似乎越来越悟出一个道理:钱也许能买来奢华,但是绝对买不来亲情。呼绿雄开始在土屋的基础上修建新房,他要修建一座伊金霍洛旗纳林希里镇其根沟二社最好的房子,满足养父去世前的心愿。房子修建好后,呼绿雄把曾经摆在土屋子里的东西都放进去。

很多人诧异,这么好的房子就为了存放没用的旧东西吗?只有呼绿雄知道,人活着不能没有回忆,回忆中更不能没有亲人,久历风霜的他更懂得人活着要知恩图报。

这次采访,我对煤矿工人有了进一步了解。文学是语言艺术,作品以故事取胜,打动人心的故事一定来源于最基层。真正的作家是富于文化理想和道德责任的。面对生活的真诚和勇气,写作者内心有光才能看见世界的温暖与劳动者的可爱。

现实生活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为写作者提供永不干涸的创作源泉。只有走进普通劳动者的生活,才能洞见他们的人生轨迹,欣赏劳动者的风景。

(作者为山西文学院专业作家,代表作有《喊山》等。)

生活是我的创作源泉

张雅文

文学对我而言,可谓生命的需要。生活于我则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

我喜欢采访,喜欢深入生活,生活远比我的想象更丰富,也更深刻,只有深入生活,才能使我了解社会,了解人民,真正地认识这个大千世界。

前不久,我刚完成一次采访,用半年多的时间,采访了二百四十二名少年犯及监狱干警,使我对当前未成年人犯罪有了深入的了解。采访中,这些未成年的孩子拉着我的手,向我倾诉他们内心的痛苦、迷茫与忏悔。我为书取名《妈妈,快拉我一把》。

令我震撼的不只是少年犯,更有监狱的警察。警察之于这些迷途的孩子,就像父母和老师。比如那位被少年犯称为“何爸爸”的何警官。

一个十七岁的少年,因盗窃抢劫罪被判七年。何警官好不容易打通少年父亲的电话,希望父亲鼓励孩子好好改造。父亲却在电话里拒绝,并把满腔的愤怒发泄到何警官头上,“我一个人起早贪黑带着他,可他不学好!他犯罪是他自己造成的,不是我的责任!我不管!”

何警官苦口婆心地劝他:“怨恨不能解决问题。孩子知道错了,我们正在帮助他,希望你能和我们一起齐心协力,帮助孩子走上正道。”一连多少次,何警官把少年写给父亲的信,在电话里念给他听,终于有一天,父亲在电话里放声大哭。不久,少年接到父亲的来信,兴高采烈地对何警官说:“我以为爸爸不要我了,爸爸来信了,爸爸说盼着我回家呢!”

不久前,我刚从哈尔滨工业大学采访归来,正在撰写一部科学家的传记。他就是荣获201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永坦先生。这次采访,让我对“红色工程师摇篮”的哈工大,对哈工大“八百壮士”精神,有了全新的认识。走近八十三岁的刘永坦院士,我看到一颗高洁的心灵。

刘永坦院士在人民大会堂领奖时讲道:我始终坚信,国家需要是最强大的动力和信心,只要国家需要,我们就一定能干好,正是这种信念牵引着我们一路爬坡过坎,不放弃,不动摇!

采访高尚的人,无形中净化着我的灵魂!

为了追寻几位国际友人在二战期间拯救被害国人民的事迹,我曾多次赴比利时、德国、丹麦、奥地利等国家采访,我曾走进德国纳粹将军法肯豪森在德国拿骚的故居,聆听当地三任市长讲述法肯豪森晚年的惨淡人生;走进德国海德堡拉贝孙子的家,聆听拉贝的孙子讲述他爷爷在南京大屠杀期间,营救众多中国人的故事;我曾走进丹麦,听取丹麦人辛德贝格的外甥女,讲述辛德贝格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拯救江南水泥厂中国员工的故事……

我曾走进比利时,抢救性地采访了八十八岁高龄的伟大中国女性钱秀玲。

她在二战期间,通过一位德军将军,救下一二百名要被盖世太保处死的比利时人,因此被比利时政府授予英雄勋章。我把她的故事挖掘出来,以小说和影视作品的形式推广,引起了广大受众的震撼。

一系列的采访,开阔了我的眼界;不停地行走,让我对现实有了更深的了解。是的,生活给了我无尽的素材,也给了我认识世界的机会。

(作者为黑龙江作协名誉副主席,代表作有《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