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12年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被迫退位，过了二十多年又跑到东北担任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1945年被苏军俘虏，1950年由苏联遣返，先是关押于抚顺，继而转到了哈尔滨监狱。生死未卜之际，他一度惊惶失措，然而，恐怖的断头台并未出现，溥仪很快回心转意，决定重新做人。他不仅开始自己剪指甲、洗手绢、写思想汇报，并且咬牙把田黄石雕的三链章献给政府。收监期间，溥仪始终随身携带一个黑皮箱，黑皮箱的夹层藏匿若干清宫里带出来的珠宝，他觉得狱警从未发现这个秘密。献出三链章之前，溥仪曾经坐在监狱的床铺上盘算再三，犹豫不决，似乎比丢失一个偌大的紫禁城还要心痛。

三链章现在由故宫博物院收藏：田黄石镂空雕成的石链系着三方印玺，篆刻的文字分别是“乾隆宸翰”“惟精惟一”“乐天”。我曾经隔着玻璃橱窗见过实物，晶莹圆润，似乎比预想的要小一些，它是乾隆皇帝传下来的。清朝的众多皇帝共同钟爱寿山石印玺：康熙有田黄石篆刻的“体元主人”小玺和“万机余暇”闲玺，异常珍惜；雍正拥有一百六十多方寿山石印玺，而乾隆的寿山石印玺居然有六百多方。寿山石以出产地命名，那些奇特的石头都来自一个叫寿山的地方。按照高德地图的标示，寿山距离我家二十多公里。站在阳台上向东北面张望，它就隐在城市边缘的那一圈钢蓝色的山脉里，面积大约数十平方公里。

一位朋友长于治印，计划把老子的《道德经》名句逐一刻在寿山石章之上。数百枚刻就的印章陈列在他书房长案上，如同一个整装待发的士兵方阵。白天忙忙碌碌，朋友喜欢晚上篆刻。夜阑人静，雨滴敲窗，手中的一柄雕刀紧张地在一枚又一枚的寿山石章表面左右盘旋。他戏称“挖山不辍”，每一个晚上都要和那一座神秘的小山一起研读《老子》。我从朋友那儿得到了几枚印章，小心翼翼地钤在书法作品上，仿佛是在墨迹边缘留下一座山的足迹。

前往寿山其实不需要高德地图的导航，北面出城之后只有一条蜿蜒的山路。寿山村隐在一串起伏连绵的山坳里。站在村头远望，四周几座静谧的山头绿树杂沓，植被如织，泥路旁边一些不知名的野花微风中摇晃。突然，空气开始颤动，一阵机器切割石块的尖利声音从简陋的作坊里传出来，忽高忽低，随后戛然而止。这些作坊或者藏在一幢破旧的砖楼里，或者只是用石棉瓦草草搭在水泥路边。偶尔会看到作坊里的人出来抽烟，浑身粉尘，头发灰蒙蒙的；眨眼的时候，眼睫毛上的粉尘簌簌地往下掉。很难相信，那些润如凝脂的寿山石雕是从他们粗糙的巴掌之中诞生的。当然，现在的寿山村已经寻觅不到这种作坊，只有一些寿山矿石随意堆放在路边的荒草之中。村中多数房屋整齐宽大，临街的一排一律灰瓦白墙，家家户户敞开大门，门内均为商铺，出售的正是寿山石。这座村庄有些财大气粗的意味，店面门口坐着慵懒的英国短毛猫，边牧、拉布拉多这些名犬在街道和田梗上乱窜。

村里有一座寿山石馆，白墙朱瓦，绿水环绕。馆内玻璃橱窗陈列着各种石雕的摆件：一只狮子端坐印章顶端，两个长须和尚相视而笑，危崖矗立一棵老松，杂花生树簇拥绽放……俯身细看，空间突然缩小到方寸之地，盈盈一握，纤毫毕至，玲珑剔透，五色斑斓，这儿铺开的是另一个人工制造的小世界，雕琢，不自然，但是美仑美奂。窗外群山环抱，田里的水稻开始抽穗，山坡上的竹林长出了一轮新笋，小园子的梨树开始结果，几只鸡正在土坪上脖子一伸一缩地啄食，一个普通的村庄仿佛有条不紊地展开；然而，四周几座山头内部纵横交错地埋藏了一些寿山石矿脉，寿山村注定不是普通的村庄。

奇异的寿山石必定会制造各种神话。所有与石头有关的神话都要向女娲报到。共工怒触不周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于是，女娲炼五色石补天。那些获准登天的石头趾高气扬，志得意满，没有排上队的石头自怨自艾，感叹怀才不遇。曹雪芹从中挑走了一块剩余的石头演义《红楼梦》，剩下的大部分都到了寿山。寿山石如此瑰丽，没有提到女娲的五色石几乎无法解释。

另一种传说是从与神仙对弈的神话脱胎出来的。一个叫陈长寿的樵夫下一手好棋，他在山上遇见两个老者坐在大岩石上对弈，也应邀下了几盘。分手的时候，老者以棋子相赠。返家的途中，陈长寿的棋子不慎落到地上，化为五彩小石头，取之不尽。他从此每日上山捡石头出售，小日子过得十分富足。这座山日后即称为寿山。寿山石从此有了烟火气，被定价，被收藏，成为皇帝的贡品，摆在文人雅士案头，或者作为女人挂在胸前的饰物。一些人喜欢用手掌摩挲寿山石刻成的摆件，让这些趣味十足的小玩意起了一层包浆。我曾经见过一个痴迷于寿山石的官员。开会的时候，他表情专注地倾听台上的滔滔宏论，双手始终在桌子底下急促地摩擦一块寿山石，殷勤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对待情人的身体。这是一种危险的痴迷，与钱币、官阶、贿赂存在千丝万缕的复杂联系，古人贬之为“玩物丧志”。这个官员没有绕开寿山石后面的缠人网络，现在已经住到了寒冷的监狱里面。不知他如今搓手取暖的时候，是否还记得起寿山石的温润之感？

街头走过一个农民，我们很快就能认得出来。不仅因为他的脸上皮肤黝黑，掌心有几块老茧，还因为他的为人处事，他的说话方式。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滚一身泥土，一个农民的大部分时间不是与各个人群打交道，而是侍奉土地。他不像商人那般机灵，巧舌如簧，利用一个激动人心的广告或者一次成功的谈判赢回巨额利润。农民的滔滔言辞不能打动秧苗和土地，也不能呼风唤雨。寒来暑往，春天播下种子，祈祷风调雨顺，秋天开镰收割，大汗淋漓地将粮食挑回家，心中万般庆幸。时令季节排定了农民的时间表，他不能拔苗助长，不能指望一夜暴富。所以，多数农民老实稳重，过年的时候诚心诚意地祭拜天地，多谢神灵保佑，他们很少产生冒险赌一把的念头。当然听说过“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可是，谁能那么凑巧地捡到了老天爷手指缝里漏出来的机遇？暮色苍茫，那个皮肤黝黑的农民捧一个大海碗蹲在门口的石阶上，哗啦啦地将地瓜饭扒进嘴里，抬头看了看山峰边缘的一团浮云和几丝晚霞，然后进屋睡觉，如雷的鼾声震得土墙上的窗户沙沙地响。祖祖辈辈如此，没什么可以额外地期待，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寿山村的农民却得到老天爷的额外垂顾。他们种几亩水田和两畦菜敷衍闲常的日子，真正等待的是发现寿山石矿脉。宋代已经有大规模开采寿山石的文字记载，清代之后大盛，开采的寿山石运到了京城可以卖出大价钱。山里挖出来的那些硬梆梆的石头搁在锅里根本煮不熟，达官贵人居然愿意花钱收购，这就是天赐的缘分。当然，所有的宝藏都秘不示人，寿山石矿脉无声地蛰伏在某一条山梁，吉光片羽，发现寿山石矿脉更多地依靠缘分。偶尔路过一个山坳，甚至弯腰系一系松开的鞋带，一眼瞥见石壁上或者草丛中一道矿脉如同一条赤链蛇蜿蜒而过，运气出其不意地砸到了头上。寿山石的开采当然比种田危险许多：矿脉隐入山体的时候，追踪的方法是凿开一个山洞溯源而去。月尾石洞，善伯旗石洞，坑头石洞，荔枝石洞……这些不是阿里巴巴的山洞，也没有“芝麻，开门吧”之类的暗语。点一盏小灯，佝偻着腰，一柄钢钎撬开岩缝，小镐子又挖又刨，昏暗的洞穴向山体内部延伸，岩石嶙峋，空气混浊，不小心哗地一片小塌方。然而，冒险指数取决于可观的定价，没有人罢手退却，叮叮当当地开凿岩石就是敲打财富的大门。

从古至今，寿山究竟发现过多少条的矿脉？东鳞西爪，无章可循。著名的月尾石洞、善伯旗石洞与坑头石洞、荔枝石洞间隔好几个山头。许多人翻山越岭，踏破铁鞋，终究一无所获；少数人无心插柳，妙手偶得，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一夜之间财源滚滚。琪源洞原是一个古矿洞，反复的开采已经挖空了所有的矿石。然而，一个叫做琪源的农民某天入洞避雨，一阵灼亮的闪电居然让他发现了洞壁上的矿脉，他迅速地晋升为寿山村首富——这个古矿洞从此以他的名字命名。

田黄石是寿山石中的极品。是不是由于黄色是皇家的御用色？至少田黄在乾隆心目中至为尊贵。据说乾隆梦见玉皇大帝派遣仙人宣旨，醒来见到一张黄纸上书写“福寿田”三字。乾隆不解其意，一个太监灵机一动，躬身趋前，声称“福寿田”三字对应福州寿山的田黄石。乾隆大喜，下旨征用田黄石为祭天供品，兆“福寿田丰”之意，从此田黄石有“石帝”之称。我曾经在一个私人博物馆见到几块拳头大小的田黄石，据说每一块价钱都在千万上下。我伸手把一块托在巴掌之中，闭眼体验了五分钟富翁的感觉，放下后怅然若失。多数田黄石仅仅在表皮上雕刻些许花卉山水，专业术语称“薄意”。田黄石贵重，雕刻家舍不得下刀剔除。

田黄石并没有矿脉，所谓“无根而璞，无脉可寻”，某些神秘的时刻，水流和泥沙将它们运送到一条小溪旁边的田地里。小溪大约长数里，两岸田地狭长，田黄石埋藏在砂土层之中，深度通常不超过两米。这些田地的每一寸砂土都被反复翻过，一簸箕一簸箕地过筛分拣。然而，翻过无数遍的土地还可能突然冒出一块田黄石。说不定老天爷高兴起来，哪一个半夜又会在某个旮旯埋下一块，谁知道呢？到达寿山村的时候，我看到七八个壮年男人正在一块田地里翻土。他们受雇于某一个东家再来试一试运气。几文工钱算不了什么，万一挖到一块呢？他们不在乎我也踩到田地里刨几下，而是嘻嘻哈哈地打趣说：也许陌生人好手气，运气这种事谁也说不清。

运气好的人只有那么几个，古今都如此。当然，谁不愿意自己列入这几个人的名单？抬起眼睛四面张望，每一座沉默的山峰都埋藏了一份巨大的秘密。上山砍柴也罢，下田插秧也罢，到小溪里捞鱼，就在门口的小园子里摘几根丝瓜，悠闲地踱过一堆砾石，无意之中一低头捡到一个大钱包，机会仿佛近在咫尺。存下这一份心思，种田就会成为一件可有可无的闲事。寿山村的许多田地旁边竖起一块告示牌：“种植期间，请勿入内，违者罚款”，为了庄稼种植而踏入田地的农民已经不多了。然而，即使逛荡了一辈子一无所有，许多人仍然觉得，生活某处有一根琴弦时刻会被拨动。

平白无故地捡到大钱包不能指望有人鼓掌，相反，所有人都在暗自发问：为什么不是我？这时，彼此之间相视的眼神立刻变了。妒嫉，提防，分一杯羹，伸出胳膊护住自己的果实，无数令人心寒的情节。曾经在一个废弃的洞口听到一个故事：一户农民发现了一个矿洞，立即悄无声息地率家人开采。可是，某一天洞口突然封死，当然可以解释为大面积塌方。多少年之后另一户农民重新开采，矿洞里除了矿脉，还有几具白骨。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可是，白花花的银两可以轻易地买断兄弟乃至父子的血脉之亲。钱财能造就一切，也能毁掉一切，甚至比猛兽的獠牙或者敌手的刀刃还要锋利。于是，据说寿山村曾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发现了大的矿脉，各家的主要男丁进洞开采，另一些妇孺留守洞口运送渣石或者干一些杂活。所有的人心照不宣：他们同时担任看守洞口的岗哨。

宋人黄幹一首《寿山》诗云：“石为文多遭斧凿，寺因野烧转荧煌。世间荣辱不足较，日暮天寒山路长。”“石为文多遭斧凿”是中国古代士大夫时常纠结的一个主题。中国古代士大夫既有怀才不遇之恨，又有“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之叹。荆轲式的猛士提三尺剑，长笑赴死，成就一世英名；然而，生为人杰往往不能得享天年。庄子关注的是另一个主题：不材之木可以免除砍伐之灾。木质松软，枝杈杂乱，由于不材，因而长年累月伫立于深山吞云吐雾，无人问津。为什么一棵树必须将充当庙堂的栋梁作为理想？形容枯槁，闲云野鹤，散淡的隐者形象始终是中国文化史的另一种源远流长的原型。人们可以从黄幹的感慨背后察觉庄子的狡黠表情。石之多文，雕琢而成材，恭恭敬敬地陈列于玻璃橱窗，名高位尊，顾盼生辉，再也不能享受隐身于山野大泽、乱头粗服的乐趣，这是幸事还是不幸？

“寺因野烧”之句当是指寿山的广应寺。广应寺始建于唐朝，据说屡遭火灾。出家人窥破红尘，落脚寿山无非随缘，青山是山，绿水是水，万物皆空，不执不滞。没有想到的是，广应寺和尚仍然目迷五色，寺就修建在山脚下，他们放不下山上的奇石。相传寺里曾经囤积大量寿山石，囤积的原因众说纷纭。一种广为流行的说法是，当初和尚搜罗寿山石是为了治病。盛传朱元璋曾经在寿山的“芙蓉洞”住过一夜，那时他还是一个衣裳褴褛的行脚僧，居无定所，满头疥疮，睡觉时他枕一块芙蓉石，第二天疥疮不再流脓。广应寺的和尚猜测寿山石具有某些特殊的药效，因而漫山遍野广为收罗。朱元璋与广应寺过从甚密，歇过脚，吃过斋饭，这个行脚僧的相貌言语肯定让那些和尚察觉到某种王者之气。日后朱元璋起兵谋反，元兵开始追查广应寺。消息传来，众多和尚四散而逃，元兵一把火将寺庙烧成了灰烬。熊熊大火之下，堆积于寺庙的寿山石一定再度记起了多少年前的女娲炼石。焚烧之后的寿山石散落于寺庙的废墟之下，灰埋土蚀，火灸水润，重新开始了秘密修炼。多少年之后，人们从广应寺的废址底下发现一批独特的寿山石，纹理苍老，姿态奇崛，这些石头被命名为“寺坪石”。

现在的广应寺仅仅是路边的一块空地，黝黑的墙基和庭院仿佛还在诉说六百多年前那一场大火的猛烈程度。和尚，皇帝，寺庙，大火，一批饱经沧桑的寿山石——这一段传奇至今还凝固在厚厚的土层之下吗？空地边缘的山坡上有一棵突兀的钻天大树，不知是侥幸躲过那一场大火的幸存者，还是寺庙毁弃之后才无忧无虑地成长的。几年之前，寿山村的一些农民集资在旧址上重建一个简陋的小寺庙，逢年过节烧几柱香火。小寺庙门口有一块破损残缺的石碑，上书“广应寺”和“皇帝万岁万万岁”几个字。石碑是光绪乙未年镌刻的，不知从哪儿搬到这里，孤寂地伫立着，与不远处的寿山终日面面相觑。

站在家中阳台张望那一圈钢蓝色的山脉，有一天突然记起，四十多年前我可能多次路过寿山。那时我是一个中学生，就读于福州第三中学。我居住的那一幢大瓦房就在这一所中学附近，听到课前的预备铃声出门，还来得及赶在老师进教室之前坐到位子上。那时的中学学制仅四年，而且，大约四分之一的时间在分校度过。福州三中的分校就在城市东北面那一圈钢蓝色的山脉里，分校所在地叫汶洋村，距离市区大约四十多公里。我似乎到过分校十来次，长则三个月，短则两个星期，每一次往返均为徒步行走，一趟八个小时。夏季天热，我们往往傍晚出发，众多师生排成一路纵队，进入山区时往往已天色昏暗，两三百双草绿色的军用胶鞋在砂土公路的路面磨出单调的沙沙声。一座座山峰渐渐在暗夜里成为几片隐约的影子，我居然一边走路一边睡着了。不知睡了多久，突然一头撞到了前面同学的肩膀，摇了摇脑袋清醒一下，山间潮湿的空气沁人心脾，窄窄的夜空几颗闪烁的星星遥不可及，路边的茅草丛中传出虫子断断续续的鸣叫。我们抱怨分校太远，另一所中学的分校只要走四个多小时。从那一所分校附近路过的时候，几星闪烁的灯光常常让我们暗自叹一口气——路途刚刚过半。后来我从地图上查明，那一所分校的所在地即是寿山。当然，那时我从未听到“寿山石”一说，以为寿山无非是一个普通的地名。

诱使我到地图上查找寿山村与汶洋村之间路线的是一条消息：20世纪90年代末期，汶洋村发现寿山石矿脉，开采出来的寿山石即命名为“汶洋石”。我心里暗自嘀咕了一下，如此重要的消息怎么迟到了二十五年？如果我在分校的时候听说了“汶洋石”，或许每天都要扛一柄锄头上山寻宝。分校就在砂土公路旁边的小坡上，三五幢黄泥墙的小楼。在那里似乎也上过几堂课，但大部分时间肯定在水田里。从插秧、割稻子、媷草到劈田埂，我基本上在分校学会了全套农活。从分校校舍穿过砂石公路进入汶洋村，通常是到村口的小卖部逛一逛。里头的售货员是一个白白净净的小伙子，不知怎么得了一个绰号“阿庆嫂”。柜台上偶尔出售一种小礼饼，居然不收粮票，只要口袋里还有零钱，我都会悉数掏出。存放私人用品的小木箱里有两块小礼饼，夜晚可以不必担心饥饿难耐而睡不着觉。

汶洋村口流过一条小溪。空闲而又无处可去的时候，几个人会结伴溜到溪里游泳。有一段溪流水面平静，我时常在这一段水面矫正自己的爬泳姿势。对于自己的爬泳动作我不满意甚久，侧身挥臂的时候耳朵总是进水。那一天我专注地观察自己大臂入水的角度，同时，透过溅起的水花隐约地觉得身体右边的水中似乎有个什么。继续游了几米，我定睛一看，一只硕大的四脚蛇跟在我身边，背部绿白相间，正中一条赤红的纹路。看来它已经陪伴我并排游了一段距离。我骇得从水中一跃而起，湿漉漉地跳到了岸边的鹅卵石上，目送色彩斑斓的它随波逐流而去。我的爬泳动作从此僵硬呆滞，再也不能进步。这件事始终封存于记忆之中，直至听到“汶洋石”消息之后的某一天。我突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想法：汶洋村的小溪或许与寿山村的小溪一脉相承，那一只四脚蛇会不会特在从寿山村前来，告诉我这一带山沟藏匿着许多神秘的石头？某些珍贵的石种说不定就在小溪旁边的田地里等待开掘。

时过境迁，现在再也无法找到那只四脚蛇问一问了。

南帆，现居福州，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福建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已发表学术专著和散文集多种。南帆先生2019年在《雨花》开设“村庄笔记”专栏，此为专栏第九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