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大约所有动物的味蕾天生就会分辨甜和苦的味道，自有记忆起，我就喜欢吃糖，它让人感到的是一种沁入肺腑的甜蜜。尽管大人们常用蛀牙的痛苦来恐吓乳臭小儿，但谁又能够阻挡得住儿童的幸福呢？

我们的童年遭受过没有糖的日子，对糖的渴望因而化作一股对甜食的强烈欲望，让我们千方百计寻找糖的代偿品。那时，甘蔗和各种各样稀有的水果是寻常人家的奢侈品。于是，郊区的田野里，我们在高粱秆和芦粟秆里榨取和咀嚼出了幸福的甜味，成为我们那一代人永恒的记忆。

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的儿童们大多数咀嚼的是那种暗红色、半透明的廉价硬糖果，用极其简单的工艺流程熬出来的糖块，没有任何添加剂。一般的儿童都会被驯化出慢慢放在口腔里让其自然融化的吮吸法，这种延长幸福感的方法在我这样性急的顽童口里是行不通的。不耐烦中几口就消灭掉一块，糖渣滞粘在槽牙上，反复舔舐不掉的甜蜜余味烦恼得让人久久不能释怀。

不过，当我第一次吃到软糖果的时候，便立刻对那种硬糖失去了兴趣。

每一个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走过的儿童都会在马路上、陌巷中，甚至乡村小路间遇上那些敲锣卖糖的挑担人。他们往往是废品收购者，一头放着收购来的废品，一头放着一块比大锅盖还要大得多的麦芽糖饼。掀开一层白纱布，那厚厚的糖块上撒着一层白粉（多少年后才知道那是工业用的滑石粉），孩子们往往是冒着挨打的危险，偷偷拿着家里的铜铁器皿去换糖吃。那挑高箩的换糖人，左手执一上厚下薄的扁形刀，右手用一只小榔头轻轻一敲，只听当的一声，一长条黄澄澄的麦芽糖就掉落下来。忙不迭地一口咬下去，由硬到软，在齿间咀嚼时的那个咬劲让孩子们得到了一种野趣横生的快乐。小时候为了换麦芽糖，我曾将家中的一个掐丝珐琅的铜胚景泰蓝小罐偷出来，用铁锤把镶嵌的瓷质珐琅彩敲掉，只剩下一个铜胚胎，换得一大块麦芽糖甜甜蜜蜜地消受了一顿，当然也换来了一顿结结实实的体罚。

偶尔，我们还能吃到山东特产高粱饴那样的软糖，以及外地捎来的酥糖，那就是正儿八经的高级糖果了。

第一次吃到巧克力是在五六岁时，哥哥得了急性肝炎，为了补充营养，爷爷给他买了一大堆长方形的软巧克力，类似如今的士力架，那在当时绝对是洋货奢侈品。我吃了第一块后，一时难以相信世界上竟有如此美妙的糖果，便天天围在哥哥的床前转悠，偏偏大人不许我接近哥哥，怕我被传染。自从那次“偶遇”巧克力后，在后来的近二十年中，我再也没有见过这样的巧克力了。

上个世纪60年代初，糖是凭票供应的。在没有糖果的日子里，除了用高粱秆和芦粟秆作为寻找甜味的路径，以及用糖精作为糖的替代品以外，还有就是满大街大量进口的伊拉克蜜枣。无疑，那蜜枣的甜度是极其高的，尽管蜜枣上还残留着麻袋线丝和少量沙子，却也成为我们的上等甜品。买上一坨二两重的伊拉克蜜枣，在课间咀嚼几粒，便是莫大的幸福。

我十六岁下乡插队时，已是60年代后期了。我们南京知青带下去的糖果，远不及上海知青的大白兔奶糖和花生牛轧糖好吃，上海新产的奶油话梅糖更是倾倒众人。其中令我终身难忘的，是乡下孩童们渴望糖果的“历史特写镜头”：每当知青回城过年归来时，一群孩子扒着他们门框瞪着大眼睛，引颈盼望着，盼望着……那个特写镜头甚至不亚于“希望工程”里那个大眼睛姑娘的照片。同样是渴望，一种是精神的，一种是物质的，后者于人生而言，同样十分重要，因为物质第一性，没有生存的条件，精神只能是漂浮在天空中的一朵浮云。

当我们攥着一把糖，一粒粒地递到他们手中时，看着一群孩子有的雀跃，有的仔细端详，有的立马入口，有的悄悄地收入破衣的口袋中……一阵酸楚涌上我的心头。

这份酸楚终于在上个世纪80年代徐徐落下了大幕。废除了糖票以后，各色各样的糖果像天女散花一样撒落民间，人们尽情地挑选着自己爱吃的糖果，劣质糖果很快在市面上消失殆尽。我们的下一代不仅享受着各种高级糖果，偶尔也会去寻觅在街边吃棉花糖的野趣。

我和妻子旅行结婚的时候，在上海第一百货公司买了几十斤糖果回家分发，专拣大白兔奶糖、花生牛轧糖和奶油话梅糖买。进入20世纪末和新世纪以来，过多的糖摄入开始危害健康，不少人畏糖如猛虎，即便如此，人们对糖果的喜爱依然不减。去世多年的许志英先生生前热爱糖果，他的口袋里、书桌抽屉里都放着糖果，除了自己享用，还用此物招待客人，孰料晚年得了糖尿病，家人于是禁了他的糖果。公开场合，他大肆宣扬不能多食糖的道理，却时常偷偷从口袋里摸索出一块糖果，吞进嘴里去。糖果的记忆显然是那几代经历过苦难岁月的人最甜蜜的历史符码。

我也是一个嗜糖者，且是那种喜欢高甜度的嗜糖族，尤其喜欢巧克力，曾创下一个人一次吃一盒500克巧克力的记录。随着血糖指数逼近临界点，家人开始限制我食糖，菜肴中少糖，甚至无糖，这我倒是无所谓，只是那甜蜜的诱惑时时蛊动着我偷食巧克力，家人放在冰箱里的巧克力常常不翼而飞……

吃还是不吃？这竟成了一代人在当下面临的哲学新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