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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文学》2019年第5期|斤小米:潮汐去还,何所节度

来源:《南方文学》2019年第5期 | 斤小米  2019年10月10日09:49

我在无数往事中穿行、停顿

并被其中一件绊倒

不知觉中

天光已经微亮——

大海宁静,而人世汹涌

                ——李南

七月初一,秋已立了,但夏的气势仍壮,天气一日多变。黄昏时分,我们的车子飞驰于从沅江往益阳方向的一级公路上。路面十分宽阔,车子很少,视野空旷,太阳已经落下,西天一抹红霞,捎走夏日残存的炎热,前方天空湛蓝深沉,预示一个同样清澈广阔而深沉的秋天的到来。

忽然,一道闪电从天幕中划过,遥远的天宇像裂开了一道口子,无数巨大的雨点像小石头般向车窗玻璃掷过来,噼噼啪啪响成一片,像要将玻璃、地面,两边的植物统统砸碎。雨刮器匆匆忙忙刮过这边刮那边,一波一波的水迅速地往下淌着,似有无数个嘴巴,刚扑上来吻着,便咧着变个形,消隐了。

道路上漫起水雾,两旁的树湿漉漉的,显得格外阴森,视线极差,车子穿过雨幕艰难前行。我全身紧绷,反复提醒海,开慢一点,注意安全。车子在大雨中继续龟行,车辆很少,没有行人,雨虽大,但只要车行慢,便任何危险都没有。儿子和外甥在后座,一人一边车窗,望着雨,兴奋地发出各种声音,海全神贯注地紧握方向盘,我默默端坐,帮他盯着前方。

慢慢地,前方灯光密集,已近市区,豆大的雨也已变成了麻麻细雨,视线依旧不好,但近市区始已有路灯,看上去一切清清楚楚的,总算是把危险度过去了,车速明显加快。我松了一口气,往座位上一靠,闭目养神。闹市繁华,人气很旺,且过了桥,过了公园,家便越来越近了,平安到家,这个黄昏如此难得,该庆祝一下。眼看窗外是湖山相映的秀峰公园,家便在两三里以外,还得准备晚餐,转过头去问孩子们,晚上想吃什么呀?

孩子们异口同声回答,饺子。

与此同时,砰的一声闷响,从前窗发出。我转头一看,窗玻璃上出现一个巨大的蛛网。莫非是哪家这么没有素质,掷下花盆?或者谁不小心扔了块石头?我转头看海,他沉默了三四秒钟,用冷静得可怕的声音说,我撞人了,让孩子们待车上,你跟我下来。

一瞬间,我的头猛地轰轰地炸开,恰似天边那道闪电,只觉得天塌地陷,我的心,一直往下掉,掉到看不到底的深渊。

只见马路中央一个人扑倒在地上,一动不动,他的身下,有很大一摊血。很快,行人聚集起来,有人说,快看,有白色的脑浆;有人说,啧啧,不得了了,这人要死了,估计没得救;有人说,这是在双黄线上,又是上坡路段,车速太快,是司机的全责;还有人说,抓住司机,别让他跑了,肇事逃逸的,该判死刑……

我的脑袋再次轰轰炸裂,央求行人,大家快帮我打120,救他,救他,打120,我们不会逃,车子停在这里呢!我一边说着,一边浑身颤抖,呕吐了起来。

海搂着我的肩,低声说,老婆,对不起,我真的完全没有看见他,直到他撞到车窗上我才反应过来,我开得并不很快,视线太差了,他应该是在车子的盲区,我避不开。

儿子和小天天都在车上,不敢下来。儿子打开一小扇窗,极为惊恐地望着我。看着他们全然无助的样子,我知道,我是一个妻子,一个母亲,我肩上的担子有多重,我逼迫自己,必须平静。哪怕一直呕吐,我还是坚持站在伤者的身旁,救护车还没有来,我只能祈祷,不要让他死,不要让他死,救护车怎么还不来,怎么还不来。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无比漫长的等待后,救护车终于来了。他们把他抬了上去,海留下来陪孩子们,接受警察调查,我坐到120的车上,看那人额头、手臂上的血凝固了,护士给他擦掉血,打吊瓶,我素来怕血,只能任自己继续颤抖,干呕,任恐惧一层比一层加深,就像潜入到深水里,很久很久才能浮上来吸一口气,我感觉自己要随着他流尽的血死去了,鲜血使我恐惧与不安,疼痛与战栗。

随车的是两个中年农民样的人,我说,请通知他的家属来处理后续。他们摸索着从伤者身上掏出手机,寻找号码,拨打电话。通过对话,我才知道,这是一个来自陕西宝鸡的工人,给苏宁电器搞装修的。

紧张地陪他急救,陪护士抬他照CT,陪他抽血,然后深夜里一个人进医院电梯,送血化验,电梯四面都是镜子,寂静的走道发出脚步的回声,恐惧使我再次沉到深水里,挣扎着冲出水面呼吸。医生不厌其烦地给他的脑袋绑上无数层纱布,而他,这个与我素不相识的陌生人,紧闭双眼,婴儿般沉睡。

这样之后,他被推入了重症监护室,等待医生的判决。看上去他毫无醒转的征兆,这个倾注着我前所未有的关注,收获了我最诚挚祝福的男人,渐渐面目清晰,他黑瘦,高个,年轻,左右手上全是茧。一种新的难过笼罩我:毫无疑问,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如果他倒下,那个家将面临万劫不复的灾难。

我不停地祈祷,无论如何,不要让他死,要让他活下来,让他好好活着,就算是为了他的妻子、母亲、孩子,就算是为了让我们可以有机会赎回我们的罪孽。他的飞来横祸,不是别人带去的,恰恰是我们,请给我弥补的机会,他不应该就这么死在我们的车下。

坐在重症监护室的走廊上,我惶急,惊恐,念念有词。他的工友们只留下一个陪护,而海正在到处找朋友准备处理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医生的结论迟迟未下,我的等待,有一万年那么漫长。

夜深人静,医院走廊的光线分外明亮。我时而走进去看他,时而在座椅上发呆,判决的声音既让我害怕,又让我期待。

凌晨五点多,监护室门吱呀一声,打开了,在明晃晃的灯光下,医生的白大褂显得分外刺眼。透过门缝我看到病床的一侧,显然,那人依旧处于昏迷之中。恐惧又涨潮般朝我急漫过来,眼看着就要淹没我的嘴唇,鼻子,眼睛,头顶,一直将我卷入到深不见底的茫茫黑暗之中。医生朝我走来,我瞪眼看着他,他递给我一张纸,说,脑外伤,颅骨骨折,蛛网膜破裂,暂时没有生命危险,当然,还得观察其他部位,还有三天观察期,这三天会不会颅内出血,会不会苏醒,会不会有更大的问题,还不确定。

潮水退了,从我的下巴退下去,到胸口,腹部,小腿,停留在那儿,我终于可以喘息了。那么,他完全康复的可能性有多大?我试探着问。

那要看他醒来之后的情况,可能性还是有的,不过需要很长的时间,你们要做好长期战的准备。

那时,我对长期战是没有概念的,一周,两周,一月,两月?除了死亡给人确切的恐惧,伸手可触,谁又能对其他不确定的未来妄加揣测呢?我打了个寒战,且行且看吧,活着,就有希望。

要通知其家属尽快来医院,如果脑内积液严重,根据个人身体状况,需要开颅,必须家属签字,医生冷冰冰的声音再次将我的希望掐得只剩一点点。但不管如何,这已经是我们能得到的最好的结果了,他能获救,便是上苍给了我们机会,使我们稍得安稳。

我将这个结果告知海,他接受完交警问询,安顿好孩子,一直在焦虑地等待结果,必定也是彻夜无眠,接电话时,声音低沉,满怀恐惧,只是反复地说,老婆,对不起。从医院到家,我是怎样走过的,已经完全没有印象了,唯一能记得的,是我们在初秋的清晨眯着眼睛努力想睡,但几小时前发生的一切总是扑面而来,令人战栗,我们不断地翻身,叹气,唯有那一时刻,才发现我们是如此需要彼此,生怕对方难过和害怕,更生怕失去对方,在此前考虑过的离婚,此时都见鬼去吧。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天空高远,云朵骄傲,那是车祸前的我。

从益阳去沅江的那天,我正接受南方大城市一所全国重点高中的聘任邀请,只要去那里的教育局报名,到学校参加一个考试,就可以调动户口,步入繁华了。而海,则打算随同我一起去南方,转行做他喜欢的外贸,再奋斗几年,我们就可以扎根于一线城市,为我们的后代打拼出一片天地。我们扎起裤管,挽起袖子,准备大干一番,未来一片光明,只待我们去行走,为了这一天,我们几乎准备了整个青年时代。然而,车祸只用一秒钟,便将一切光明隐匿到背后,捧出一片黑暗。我们被抛在急流涌动的旋涡口,遇到巨石,前方深不见底,黯淡无光。

等待他苏醒的时间不可确定,等待他亲人出离愤怒的际遇不可想象,那个去南方的梦,就这么不管你是否甘心地,干脆利落地碎了,除了清醒地回到现实,我们别无可选。海第二天晚上还有一个竞聘演讲,原本因为打算离开而要放弃的演讲,只能紧急拾回。在这样的情境下去竞聘,他又能有几分成功的把握?

刚发生完车祸时的那股恐慌已经慢慢平息,到第二天晚上七点时,我基本平静下来,在有经验的朋友的劝说下,我不再整天守在医院,而是回到生活的正轨,一边等待伤者苏醒,一边处理工作事务。那一晚的应聘,海的演讲尤其突出。看着他上台,我的心就跳到了嗓子口,担心他忘词,担心他因车祸窘在台上,担心他要承受不成功的沮丧。然而,演讲台是他最喜欢的地方。这个曾在最简陋的舞台上担纲主持的男人,凭着一件扎在裤腰里的藏青色衬衣,一个清瘦的背影,一种从容不迫的态度,从一群男人中脱颖而出,让我终身跟随了他。后来,只要镁光灯打亮,话筒送到他嘴边,台下的我便要起身离开,仿佛台上的是我,而片刻头脑一片空白,一字不出,是我上台的常态。但每次我的心怦怦跳到嗓子口时,他总是能及时把它按下去,他一字一句,从容地吐出来,一个一个程序地走完,从未出过差错。这一晚,他依旧如此,竟然将稿子一字不落地演讲完,情绪平稳,没有一个人看得出他才经历生死大事。

自然,他的竞聘非常成功,从此,我们也只能安定于此小城。命运的手指轻轻一拨,许多设定的未来便只能如沙上的城堡,瞬间倒塌。时间的潮水涨涨落落,个人的命运在生活的狂风席卷中又是何其渺不足道。

那一晚,伤者依旧昏迷,我们只能相拥等待。那一晚,竟然是爱情绚烂归于平静后的我们最能彼此体贴的一晚。他不再霸道,我也不再埋怨。我们回忆起当初,他在楼下唱歌,在楼上唱歌,便在这种最古老的方式里,得了我们的爱。这些年来,锅碗瓢盆,油盐酱醋,琐碎的生活,将他变得戾气冲天,也把我变得粗糙无比,除了指责对方,我们哪有时间回观自己?这一撞,把我们被涨潮的浪声追逐得急速向前奔跑的假象打破了,我们停了下来,看看对方的脸——这张脸过早地焦虑,苍老,写着厌倦,不应该是深深相爱的人的脸。

我们彼此安慰,补充,提醒,告诉对方必须平静,从容。在一场即将面临的持久战前,只有准备好充足的钱粮,才不会迅速弹尽粮绝,困死城中。接下来,交警队、医院、保险公司,伤者、家属、工友,医生、护工、药店销售……一切陌生的领域都将变得熟悉,所有从未想过能有交集的人,都将频繁地出现,避无可避,除了学习、适应,我们别无选择。

第三日清晨,他还是昏迷,但是,已经被移出了重症监护室。医生说,其他病号更需要重症监护,而他,应该很快就能苏醒。躺在普通病房床上的那个人,呼吸平稳,双眼依旧紧闭,但脸色基本恢复了正常,看上去,只是在睡觉而已。旁边,他的工友正在陪伴他,向我索要误工费,一想到这人对朋友的道义,我便立即给了他。正午时分,工友给我打电话,很激动地说,申巍醒来了,申巍醒来了,我那一颗吊着的心便放下了一半。

学校同事见我如此紧张,告诫道,你只能公事公办,该保险的,让保险处理;该交警的,交给交警;该医院的,医院负责。你参与得越多,越后患无穷,因为人性都是欺善怕恶的。

理论上确该如此,毕竟,关于这样的车祸的纠纷,常常让我们对人性绝望,恶者总是能更好地维护自己,受损一方固然无辜,但肇事一方又何尝不倍受折磨?但我要怎样,才能对一个身处异乡又被莫名其妙丢在医院里的工人冷漠残忍?何况他已经醒了,设身处地想想,他一睁开眼,看到满壁的白,回想起来出事的瞬间,必定茫然一片,又不见亲人,心里凄然。如果我不去看他,他还要添一层惶惑,这又怎能让他安心养伤?

我们邀了从南方来的朋友波一起去医院看苏醒后的申巍,海因自己撞了人,感到惭愧,不愿进病房,波便代替海进去问候。原以为他会对我们大动肝火,十分抗拒,谁知,当工友告诉他我们就是撞他的人时,头上缠着纱布,脸膛黝黑的申巍竟然向我憨然一笑,却无法开口说话。

那一瞬间,我做的所有抵抗他的准备,都涣然冰释,而我为此而生于内心深处的小,竟全部跑出来挠我的心。我也朝他笑了笑,我想,那时,我的笑容里是写满了歉意的,大概,他也看到了吧,所以一直保持着那种宽厚的笑默默地看着我们。我说,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将你治疗好了再让你出院,你在这里安心养病,一切都会安排好的。他双眼眨了眨,表示听懂了,微笑一直挂在他脸上,没有褪去。

病床上渐趋稳定的伤者,虚弱,无力,时睡时醒,昏昏沉沉,就像一片羽毛,随时可能被一阵大风吹走。而朋友们关怀我们给我们出谋划策的信息铺天盖地,让我觉得,相比于躺在床上的这个人,我是强大的,有力的,尽管平时,我总觉得自己没有背景,没有势力,完全靠双手劳动吃饭,活得虽不倍感艰难,但绝不优裕富足、地位显达,在人群中,我只是广大弱势群体的一员。而此时,无助的外乡人,将所有康复的希望寄托于我,我绝不能简单地将他抛给医院,只是给点医疗费,唯其如此,在这样巨大的祸事面前,我才能暂时获得内心的平静与安稳。

找来了他的主治医生,请他尽最大努力治疗伤者,不要给他留任何后遗症,因为他是靠力气吃饭的,他伤不起,钱,总能凑起来的,我们会努力去赚。医生知道我们与伤者的关系,因而用特别惊诧的眼神望着我,有些不可置信,也许他看多了事故双方因为金钱的纠纷,不肯相信彼此吧?

但我心里却也是隐隐悬着的,不知道时日的漫长会给未来什么样的际遇,也不知道可能出现的无休止的治疗是否会拖垮两个家庭。我们的前途已经因此拐了一个大大的弯,他会不会拖着我们,或者说因为我们的这一撞会不会拖着他,一路走到无边无际的黑暗?

山重水复疑无路啊。

傍晚时分,病房门被推开,一对陌生的男女走进来,女的黑瘦而矮小,冲到床边,一把握住申巍的手,哀哀哭泣起来,申巍被她惊醒,却依旧不能动弹也无法说话,只能用温柔的眼神抚慰她;男的中等身材,微胖,白净,公务员模样,浑身上下流淌着平凡与善意。

男人将我叫出病房,自我介绍,原来,他是申巍的妹夫,叫王大智,出了这样的大事,家里派他来处理,千里迢迢,他是请了假来的,也不知要处理到什么时候。

可能是他的陕西普通话有些生硬,也或许对于伤害他兄长的人有本能的怀疑,他显得很严肃,近于严厉,话语中充满着抵抗的敌意。我听懂了他的言外之意,一是他是官家的人,见过世面,不会轻易让步、上当;二是他在这里的所有费用当由我们来承担。

意料之中,情理之中,他们是警惕的,遇到这样的事,要维护自己的权益,在了解陌生人之前,无论谁都会是警惕的。我多想告诉他,不是他想象中的样子,我们不是坏人,只想彼此的损失都减到最小。但是,显然,初来乍到,他的敌意不会无故消失,时日方长,我们有的是时间慢慢消解。

或许,直到此刻,一场真正的较量才刚开始。我让海回避这件事,是有私心的,一是男人在女人面前总不好乱发脾气,乱提要求;一是示弱,让他觉得我家男人不管事,我一个弱女子非常可怜,请他们得饶人处且饶人。因此,当他问我们在哪里工作时,我直觉地回答,我在乡下小学教书。直觉告诉我,不能把自己经济状态完全暴露于他面前,让他以为我们经济实力足以让他们持续维权——我终究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开始耍心计了,我对自己说,必须狠下心,否则,可能无休无止,这也是有经验的朋友告诉我的。这么说着时,一种巨大的羞耻感笼罩着我,我必须给自己找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

医院对面的小巷子里,到处是小旅馆,我们走进一家看上去稍微体面点的,只见进门就是一个吧台,一个浓妆艳抹的妇人漫不经心地看了我们一眼。我问,还有两个房吗?女人有些惊讶地上下扫视我们一眼,有,我带你们去看看。她抓起一串钥匙,风摆杨柳地带路,只见左边一条很窄的廊道,房间相对开着,大约有十来间。打开一间,一股霉气扑面而来,拧亮灯,只见里面空间狭窄,仅可容一床一桌,床单白里泛黄,隐约可见被芯的不洁,有一台空调,没打开,却张着发黄的口子,房子里的空间像凝滞的一潭死水。她说,有两间连着的,一间有窗户,一间没有,看行不行,价格也不贵,每间八十元一晚。

我有些为难,如王大智挑剔,也在情理之中,而条件好的,肯定在一百五以上,一天光住宿就是三百,那我又该怎么跟他谈判呢?谁知,王大智竟说,就这里吧,不知道要住多久,太贵的也不合适,都不容易。我被他这句话说得一愣,一则是他不仅不刁难,反而很体谅,很是感激;一则是看他有持久战的准备,很是忧虑;一则是惭愧,当我打着各种算盘要怎样提防人家时,人家根本就没有把事情想得复杂。

知道这件事的朋友渐渐多了,有人告诫我,对待伤者,应该公事公办;有人说,该赔多少钱就赔多少,医院则是不需要多去的,走得越近,越是掰扯不开;有人说,让他们自己先垫钱,等出院时经交警判决,保险赔偿,一次性解决问题,顶多我们出于人道,出了陪护者的食宿误工费用;有人说,找交警队的熟人,让判的时候伤者自己承担一部分责任……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当然都是把伤者当成敌对方来看的,也无不是为我们着想。我也想按他们告诉我的做,但是,一看到申巍的笑,他老婆无助的表情,我就忍不住一天两趟往医院跑,给申巍送补钙的骨头汤,到医生那里咨询情况,找熟人医生给他最好的护理。

或许是因为妻子来了,申巍明显好转起来,到第八天,他可以简单地说一两个字了,每次看我送骨头汤,都会轻轻地说谢谢,但他的语言能力恢复得不太好,第十天时还不能组织完整的句子,更别说思维敏捷了。问医生,说,这需要一段时间,要慢慢恢复。他妻子也很温和,虽然对丈夫的担忧使她看上去非常忧伤,但每次我来,她总是充满感激地接过汤,仿佛我是他们的大恩人。因为每天熬汤,我的厨艺日益精进,汤越熬越浓。申巍喝起来,笑眯眯的,点头称好。王大智有时在病房里,有时不在。有一次他对我说,我们也算有缘吧,说不定,为了这事儿,我们还能成为朋友。但有好几次,他尝试着问我海为什么不来,我都以工作忙为借口搪塞过去,他便摇头说,很难见到自己闯下的祸,却面都不露一下的,可见这个男人的担当,话语里还隐隐为我惋惜,觉得我可怜。从他的眼神里我感觉到他的真诚,而作为承担责任的一方,我又何尝不是一面希望申巍早日康复,回到家乡,一面又担心留下后遗症之类的,后患无穷,哪里有什么心思与人谈论一份意料之外的友谊?我又怎么可能让他知道,不让海来交涉只是我的一个计谋呢?

形势一片大好,我也慢慢从车祸的阴霾里走了出来。按照这个情形,不出一个月,他就能康复出院。然而,时间一天一天流逝,费用一天一天增多,申巍的病情却停滞了,连续六天,他没有任何变化,我只能等待。

到第十八天,我正在家准备着工作上的一些事,电话铃忽然响起,申巍的妻子带着哭腔说,申巍的情形变坏了,医生说,胸部要上支架,脑部积液也非常严重,如果不开颅抽掉积液,不知道要多久才能自行消失,即使抽掉了积液,也保不定合拢后又重新积起来,而积液压迫神经,使他不能正常交流、行动,还不知道要拖多久,家里孩子已经马上要开学了,爸爸妈妈都不在,孩子闹得厉害。说着说着,她哭了起来,你们要多准备些钱啊,我家申巍要是下半辈子不能做事了,你们要负担我们一家人的生活,都是你老公,乱开车,好好的人被他撞成这样,医生说,即使好了,也不保哪天不复发,这个事儿,你们要是不能给我满意的答复,我们要走法律程序的!

听她这么说,我心里悬着的石头总算落了地,对,这才是正常的状态。法律冰冷,不似人情,反而好处理。我便狠下心回她道,你说要怎样都行,如果走法律程序,那么,当下所有的费用你们都请暂时自理,到时候法庭判下来,该给多少,加上保险公司的,我一分不少都会给你,但他的伤残程度不是你我说了算,要法医鉴定的,等他可以出院的时候,我们去做个鉴定吧。

那边安静下来了,然后王大智接过电话说,我要回家一趟,家里出了点事儿,这边拜托你,我嫂子是一时冲动说的,不要信她的,等我回来再说。他的声音里,倒有点委屈求和的味道。我趁机说道,事实上,我做了很多无用功,完全是出于人情,我的钱也用得差不多了,这些天我会考虑让保险公司先垫付一部分钱,开颅与否,你们自己做决定,我都服从。

王大智沉默了几秒,说,我们原本也不想他开颅,一是费用太大,二是风险太大,赌一把吧,赌他能自己吸收了,慢慢好起来。我回去的时间,你可以给我嫂子换个地方,下次我可能要把申巍的妹妹带过来,超出的费用不用你们支付的。这里一切交给你了,我相信你这么善良的人,不会为难我家哥哥嫂嫂的。

我听得很辛酸,换个角度想想他们,又何尝不能体会他们的难处?我心里才升起的火焰,便黯淡下去了。

上了支架的申巍行动非常不便,王大智回去后,我给他暂时请了一个护工。因为电话里闹了点不愉快,申巍的老婆见到我时,基本上是黑着脸保持沉默。恰好那几天我开学工作十分忙碌,只能敷衍,她可能更以为我不想管他们了,言语间反复有威胁之意。

那些天气温回升,竟又回到了酷暑一般,我心里的焦虑,不安,进出医院时的各种情绪,都使我失去了一贯的从容。我只能祈祷申巍快快好起来。

四天后,申巍病情又稳定下来,医生诊断,不开颅,积液也应该能慢慢被吸收,只是出院时间尚不能定,支架的作用很好,骨头恢复情形也乐观,在同类车祸的伤残中,他的恢复让人惊讶。王大智回来时,带了他的妻子、申巍的妹妹——申艳。这是一个小眼睛小脸笑起来跟申巍极相似的女子,他们在医院外围租了一户民居,打算住到申巍出院。申艳妹妹见我的第一眼,也是微笑,目光和善,只是他们一家人都耗在这里,又该以什么为生呢?她可能看出了我眼里的疑惑,指了指手中的电脑,我是做窗帘设计的,只要按时交图纸就可以了,哪里都一样,陪着我哥,我才放心。说至此,王大智竟诡异地笑了笑,说,她不是不放心他哥,她是不放心我。

听他这么说,我惊了一下。夫妻间的事,怎么好向有矛盾的陌生人如此袒露?听他这么说,申艳也明显生气了,说,不放心你又怎样?时间这么久了,你怎样照顾我哥的?你为他争取了什么权益?你只知道一味退让,什么都不争,我倒不知道你在家的那股子豪气和干练都去哪里了?好好的一个人出来,回去是个神经反应不过来的呆子,你叫他还怎么养活一家人?你倒无所谓,不是你们王家人,他是我哥,我必须来看着他。

噼里啪啦一口气说了这许多,说得王大智眼中升起了怒火,看情形两人积怨已深,我得马上离开这硝烟弥漫的战场。我丢了句话给申艳,不管您维不维权,都不影响我自己的处事原则,这几天我不会过来了,你们要保管好医院的所有收据和其他费用的凭据,等你哥哥康复,法医做好伤残鉴定,交警队的责任认定书下来后,与保险交涉完,我一分不会推卸的。

申艳被我的话堵住,不再开口,王大智向她手一摊,说,你能,你就处理吧,正好,这段时间我也有些事情要忙,反正哥哥一时半会儿好不了,咱们慢慢来吧。说完拉着申艳的手臂往他们的出租屋去了。

去住院部交了一万元,将近一周时间,我不再去医院了,只是偶尔电话问一下医生他的康复情况,也许这样才让这件事回归到正确的行驶轨道,双方无事,只等申巍完全康复。

在此期间,身边同人发生两桩意外,一桩是因为车祸,另一桩是自杀。

短短几天,身边鲜活生命的逝去,使我又回过头来看自己这场突如其来的祸事,切身体会申巍在这场苦难中感受的一切,我感到庆幸,也深感惭愧,不管如何标榜我的善良,我还是不可避免地利己。

远离亲人,漂泊异乡,饱尝思念,只为多挣一点,给家人更体面一点的生活,这便是申巍当初来到这里唯一的念想吧,如今,因为一场由我们制造的车祸,他的美好愿景被打碎了,他不知道脑部积液何时能全部消失,而骨骼是否能再承受最繁重的体力劳动,而我,又能给他什么保证?

我将希望一部分寄托给了保险公司,在成熟的保险体系下,得到应有的赔偿,应该不难,前提是我们必须在交警队备案时标注此事故我们是“全责”一方。“全责”意味着什么?如果在交警队为“全责”签字,是否意味着以后无论他有什么后遗症,都归我们负责?为此我顾虑重重,事实上,如果他的余生病痛都由我负责,我将背上沉重的包袱前行,而如果不由我们全责,便只能赔偿百分之八十五,但那样剩余的钱全部由我自己出,交警队那边还要去不停地备案,且这样的结果申巍未必能够接受,我自己又怎么能交得上良心的差?

事实上,从撞上他的那一刹那起,双方关于现实交道的烦恼就千丝万缕纠结在了一起,再温暖的情感也无法解开现实的结。交警队副队长是我一个极好的朋友的下级,他向我陈述了利弊,并暗示对方是外乡人,对我有利的处理,在没有违法的前提下,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但思虑再三后,我还是选择了“全责”。王大智和申艳见我们如此爽快,便同意在交警队结了案,然后就是保险公司的报保。无论是医院的医疗保险报注还是保险公司本身,所有环节都严密近于苛刻,他们往日让人买保险时的热情周到全都不见,排队,等待,无尽的询问,图片的核实,一个又一个工作日的查验,到最后,才确认这起事故中,我们确实负全责,只能等申巍出院,所有费用的单子上交,才能将医疗过程中能报销的部分报销。

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奔忙于学校、保险公司、医院,仔仔细细阅读《保险法》,多方询问保险界的专业人士,争取更多的权益,深感人世艰难,唯有坚韧者可以渡过危险的河,越过高峻的山。

又过了一个月,申巍的病情一天天见好,两个月之后,他的脑部积液虽没有完全消除,骨头却已基本长好。伤后第72天,我不堪承受巨额的治疗费用,多方寻找医生问询,确认他出院不会有大的问题,加之看到他们自身也很焦虑想回家,我便请医生正式宣布,申巍可以出院了。所有人都长松一口气,而陪伴他住在银城的申艳,当场就哭了起来。她说,哥,嫂嫂,我在这里住这么久,一直跟大智闹别扭,大智让我回家乡,我舍不下你,但这里的事没他不行,加上以前的一些事,你们知道的,这些天,我跟他协议离婚,又和好,我都不知道你这车祸是救了我们的婚姻还是毁了我们的生活。

王大智在一旁,不好意思地瞟了我一眼,干吗在别人面前说这个,这是我们的家事,哥哥这一出事,我们的生活也算是改写了,都没想过,一场车祸,就像上海的一只蝴蝶挥动翅膀引起亚马孙河的一场风暴,我们的人生轨迹全都改变了,说起来,也是缘分,事情处理完,我们和益阳说再见,就真的怕是永远不会见了,说做个朋友,都是双方的情意。

出院后,为免后患,我要求做法医鉴定,定好伤残等级。然后,将所有的赔偿款,包括保险公司的,我自己出的,全部带齐,叫上海,与他们一家人吃一餐饭。

餐桌上,一开始,气氛比较紧张,大家无话,王大智从我手中接过钱,放进包里,端起酒杯说,谢谢你,你是我见过的最有担当的女人,我代表外乡的打工者——申巍,谢谢你。

他头一仰,一杯酒全部下肚。

在这个过程中你作为一名普通农村小学老师,为这个事故所付出的,我们看到眼里记在心里,谢谢你。

他头一仰,第二杯酒全部下肚。

我心里十分惭愧,我想告诉他,其实我不是他想的那样,我有算计,我心中万分抱歉,不知道申巍此去,是否从此平安康健,正常劳作,虽然我确实是一名普通的老师,但我没有他想象的那样弱势。但是,事情已经结束,与其让他们知道我内在的小,不如让他们相信世间有一份美好。

海哥,我们在这里两个月,你只今天出现了,可撞人的是你,你不应该啊!整个事件的处理,我看在眼里,特别知道你老婆不容易,你有一个好老婆,又漂亮又有担当,值得珍惜,为她的好,我喝第三杯。

他头一仰,第三杯酒全部下肚。

海与我对视了一眼,没有回复。

我给自己倒了一杯,说,为了申巍大难不死,为了他们一家人平平安安在益阳两个月,虽然受伤,却对这里留下美好的印象,我也满饮一杯。

我对着申艳、王大智、申巍和他妻子,一口饮下饱含我歉意的一杯。

王大智说,那好,不管你丈夫是否同意,我都要加你的微信,从此我们两家就是朋友,所谓不打不相识,回去之后,多多联系,申巍的后续我会持续报告给你们,请你们放心。

申巍自始至终不言一词,只是满脸温和地微笑着望着我,望得我心里生痛。他只是“基本”好了,并没有痊愈,他的语言功能障碍便是明证,此去是凶是吉,怎好言断?之所以出院,不过是因为他们自己也扛不住这么久不回去,他们年迈的父母带着孩子,一天几通电话,让他们无法安心,而我也是被这一桩事拖得筋疲力尽,只想尽早了结,我便恰到好处地利用他们的主事者王大智对我的好感,陈以利弊,劝动了他。但看得出申巍的妻子是无可奈何的,而胳膊拧不过大腿,她一介女流,在这陌生的城市又能如何呢?因此,那天桌子上始终没有笑的只有她,她是带着沉沉的忧虑离开的,而我只能对此视而不见。

那天,我送他们四人上了火车,看着火车渐渐远去,心头五味杂陈。终于,一个事件结束了,一段历程跋涉完,他们再返已无可能,申巍以后的人生不会跟我有任何交集了,我却并没有轻松之感,这匆匆过客留给我的,又岂止是忙累和烦恼?

后来,在长达三个月的时间里,王大智时不时地翻看我的朋友圈,渐渐知道了我的真实工作状态,却也毫无责备,反而更对我夸赞有加,告诉我申巍回去后恢复得很好,又发申巍的照片给我,照片上的申巍仍是憨憨地笑,慢慢地有了他在工地搬木头的健壮模样,在家里带孩子的欢快笑脸,我的愧疚才渐渐消退。

直到有一天,王大智给我发了一张申巍的相片,相片上的申巍站在一个巨大的吊车手臂前,戴着一顶黄色的工程帽,穿着一套天蓝色的工装,手里提着一个写了电话号码的工具箱,眼神明澈,笑容灿烂,看得出,已经完全恢复了健康,我才在心里为这件事画上了句号。

于是,我退回聊天界面,点出王大智的名字,食指往左边轻轻滑动,迟疑了一秒,点下“删除”,受伤者申巍就彻底从我生活中消失了,就像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

◇斤小米

中国作协会员,湖南沅江人,已经出版散文集三本,在多家文学刊物上发表散文和评论作品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