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七十年沧海桑田，有太多的历史经验值得总结。七十年来，长篇小说和其他的文学形式共同完成了一份时代的文艺答卷，奉献了大量的优秀作品，也留下了“有‘高原’缺‘高峰’”的缺憾。回顾历史总是包含着镜鉴未来的意图，时代的脚步不曾停歇，未来的挑战已潜至身前。在现实的快节奏变化之中，长篇小说将与哪些新情况劈面相迎？

某种程度上，长篇小说自身的特质决定了它所遭遇的挑战。这么说并不是要将长篇小说的定义作为讨论的起点，给长篇小说一个如磐石般千年不移的定论。关于“小说”定义的梳理已经足够说明，它的历时性演变过程中不断遭到共时性因素的影响，特定历史阶段的政治、文化、经济、教育、传播等因素都参与了“小说”定义的历史塑形。具体到“长篇小说”的讨论显然会更琐细，例如究竟是十万字还是二十万字以上才算“长篇小说”？依据是什么？不理会这些问题也不妨碍作家创作和批评家讨论，所以，长篇小说自身的特质更在于它区别于其他话语的所在。总结长篇小说的成就，基本上不会归纳出长篇小说拉升了百分之零点几的GDP数值、感化阻止了多少例潜在的暴力冲突、增强了多大程度上的民族或地区间的交流。在文学的范围内，长篇小说最大限度地容纳了对社会生活的再现以及对人物内心的深刻体察，汇聚繁多的文学形式，拥有其他文类不可比拟的份量（南帆：《历史叙事：长篇小说的坐标》，《文学评论》1999年第3期）。社会现实生活的变化及其对人物内心的深刻影响，为长篇小说的发展提供了不竭的能源。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雨果的《悲惨世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等，无论这些被奉为经典的小说在表现形式上存在怎样的差异，社会生活的历史和现实都有力地支撑起了它们的内在。在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发展历程上，近代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化所催生的新文化运动，孕育出了叶圣陶的《倪焕之》、茅盾的《子夜》、巴金的“激流三部曲”等长篇小说；中国革命背景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其指导思想则深刻地影响了包括杨沫的《青春之歌》、梁斌的《红旗谱》、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等在内的长篇创作。现实、历史、革命、建设等等，长篇小说为这些内在空间极为广阔词汇做好了充分的形式准备，这种特点仍然要通过比较来显现。散文被喻为文学的“轻骑兵”，诗歌被称为“时代的号角”，而长篇小说要致力的则是“民族的史诗”。在未来，长篇小说发展所需的能量和所面对的问题，都无法绕开丰饶的现实。

时代的画卷如此波澜壮阔，日新月异似乎已经不能被完全视为一种修辞。要承认，在经济规模的增长、生态环境的改善、文化交流的热络等时代现象的背后，科学技术及其进步正在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今年5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第三届世界智能大会的贺信中说，“中国高度重视创新发展，把新一代人工智能作为推动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驱动力量，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科技就像日益扩大的旋涡，不断试图将各种社会因素纳入自己的逻辑。我们生活的外在面貌和内在运行，实际上都已经受到近年来飞速发展的科技的影响。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张炜的《古船》、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废都》等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长篇小说里，科技对现实生活的影响并不是小说的主要关切所在，如“改革”或“现代化”这样的主题更为迫切或宏大。世纪之交电子时代的降临，似乎更为有力地冲击着文字表意的传统。借助网络的兴起，长篇小说获得了更大的形式自由。《红楼梦》的“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是一种长篇创作的态度，留意读者的感受和建议而做出调整，则是长篇小说在新时代获得的新可能。在网络长篇小说之中，文字可以用分段连载的方式次第更新，也可以与音乐和影像等其他媒介相融合，甚至向读者开放创作的空间。

世界智能大会(World Intelligence Congress)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学技术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天津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第三届世界智能大会的主题是：“智能新时代：进展、策略和机遇”。

时至今日，数字技术的能力已经远非当年刚问世的初级网络形态所能比肩。在这个时代中获得了更多形式可能的长篇小说创作，也必须要面对时代内容的变迁。作家们会发现，一些细节在悄然间退出了日常生活的视线。在移动支付覆盖到街边小摊的时代，孔乙己在酒店柜台上排出几枚铜钱、梁生宝从贴身衣物中里三层外三层地点出几张带着汗味的纸币，这些意味深长的小场景很难再出现。电子邮箱、QQ、微博和微信等即时通讯工具的竞相亮相，同时抹去了“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的惆怅和“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的浪漫。讯息的极大便捷使现今的人们可能对异域的歌手或球星的熟悉程度，远超过近在咫尺的邻居，这似乎撬动了传统的社会的“差序格局”。与此同时，某些长篇小说所需要处理的时代典型细节，又给传统的描述方式带来了难题。作为文字信息的主要处理工具，计算机键盘和屏幕怎么能产生传统书法的美学效果？杜甫说张旭“挥毫落纸如云烟”，李白说张旭“飘风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可这些美感已经基本淡出了日常的审美。如果抛开传统的书写之美，那么键盘和屏幕有没有空间孕育新的美感？数字技术带来的另一个重要现象就是重体力劳动场景的急剧减少。如何描述新时代的劳动场景、生产过程和具体行为，的确令人挠头。以往的长篇小说经典里自然不缺乏关于劳动的经典场景，在革命的主题下，劳动不仅呈现了人物脸上的沟壑、身上的肤色和肌肉、淌下的汗水和泪水，还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艰辛、本分和忍耐，积蓄着革命、阶级、解放等重量级词汇出场的势能。新时代技术进步很大程度上将劳动者从体能的重负中解放出来，重心转移到了脑力上面。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新时代的脑力劳作如何描绘？耕田、摘果、砍柴、跳水、捕鱼、牧羊，传统的劳动形式多样，又与不同的自然条件或社会环境相组合，纸上的劳动美学世界由此丰富多彩。要承认，美学传统的生成经过长时间的积累，非一朝一夕所能彻底松动。然而，键盘、鼠标和显示屏已经组成了一个几乎封闭的自足世界，最多只需要加上桌椅和电力，脑力劳动就可以与自然世界隔离开。无论是窗外狂风暴雨还是月明星稀，劳作发生在脑海里，冥思苦想、烦躁不安、忧愁焦虑等等由此而生的情绪不一而足。脑力劳动的时代降临，这种劳动方式带给精神世界的影响怎么通过叙述得以表现？是否只能大致外化为憔悴的脸色、蓬松的乱发、疲惫的背影，抑或肩周炎或颈椎病的诊断报告？新时代的长篇小说叙事，又应当如何致力于新美学系统的塑造？一些理论家已经指出，这种劳动方式产生了新的群体——数字劳工，也带来了更为隐蔽的剥削方式。马克思所说的工业化时代的剥削，开始朝着更为复杂隐蔽的状况转化。移动互联网等信息通讯技术彻底地改变了劳动的形式，劳动的场所不再是厂房车间，而是手机或电脑这样的移动互联网终端设备。每次发生在手机或电脑上的操作，都是数据生产意义上的劳作。这种方式的劳作可能以娱乐、信息沟通等不同的方式存在，但数据资本家们却不会为这些劳作支付一分钱，尽管它们为网络上各式各样需要付费使用的文案或程序默默无闻地作出了贡献。因此，有观点认为应尽量减少对移动终端的使用，可是，数字剥削的问题仍然潜伏在未来科技曙光乍现时的阴影中。

美国未来学家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于2005年提出了“加速循环规则”（Law of Accelerating Returns，即“库兹韦尔定律”），其核心是：人工智能领域的突破会使计算机变得比人更聪明，计算机的智能超越人类智慧的“奇点时刻”在2045年。

互联网、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更新了现实生活的许多内容，而它的能量远不仅此。例如，人工智能的兴起并不只是产生一批新词、带来许多生活的便利，它携带着新的语言法则的可能。“语言学转向”将语言从工具性的角色中解放出来，语言和言语、能指和所指等系列概念勾勒出“语言说人”的颠覆性观点，人工智能是否会带来下一次革命？至少现在看来，人工智能的思维方式显然与人类既有的思维方式差异很大。虽然许多时候人工智能还在模仿人类的思维，如机器人小冰的诗作就建立在对大量人类诗作文本数据的规律总结之上，但是，机器人小冰不需要感情，甚至也不需要明白“黎明”“希望”或“兴奋”究竟是什么，它只需要根据词语之间相互搭配的频率进行重组。更为重要的是，相对于人类语言法则的稳定，人工智能始终处于进化的状态之中。众所周知，按照库兹韦尔的预测，2045年就是人工智能全面超越人类的时间节点。很难相信，这种全面超越会建立在完全相同的语言法则之上。那么，人类语法和人工智能语法之间是否有融合的空间？后者是否能完全替代前者？如果区别两者是个伪命题，那它们的重合在哪里？如果还存在另外一种人工智能语法，那么包括长篇小说在内的整个文学的叙事，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机器人小冰已经染指了诗歌，这时，长篇小说的体量和结构是否形成了一道无形的屏障？如果是，这屏障还能支撑多久？在未来科技的发展面前，我们似乎不可能摆脱“科林格里奇困境”，永远无法在技术生命的初期就全面准确地预判到它后来的发展结果。长篇小说未来的任务，不仅包括表现数字技术的时代面容、涉足“真实与幻象”“自我与他者”“欲望与主体”等数字时代重大主题的讨论，还包括必须接受数字技术语言规则的挑战。

陈舒劼，福建福州人。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福建省美学学会副会长。曾在《文艺研究》《当代作家评论》《扬子江评论》《东南学术》等学术刊物及《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百余篇。出版《意义的旋涡：当代文学认同叙述研究》等著作三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