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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炜:青年写作的经典化困境及突围之路

来源:《长篇小说选刊》 | 叶炜  2019年10月08日13:16

今天的青年写作既没有在同质上超越上一代作家,也没有找到自我写作的异质性。

但把青年写作经典的缺失归于外在的环境又是轻率的,毕竟,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决定青年写作经典化困境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他们自身。

如若突围,首先需要的是学习。迫切地需要学习前辈作家的“俯下身深入生活、搏一搏背水一战、拼一拼燃烧自己”的写作精神。

其实,青年写作之所以担得起“青年”两个字,本身就具有写作“突围”之意。追求写作的超越和异质性是青年写作的题中应有之义。青年写作是敢于冒犯一切的写作,包括一切前辈作家,包括一切所谓的文坛规矩,以及一切的文学权威,一切的文学定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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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的经典化并不是一个新话题,但每一次谈起都会引起不小的争论。这似乎已然成为了当代文坛的一个集体焦虑了。当代文学究竟可不可以经典化,当代文学有哪些作品可以被称为经典之作,诸如此类的问题确实不好回答。说到底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关乎时间的无情淘洗和读者的广泛参与。可以肯定的是,随着建国70周年等宏大叙事时间节点的迫近,走过70年年历程的当代文学绝不应该缺少经典之作,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因此,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谈论当代文学的经典化,当然有其不可替代的重大意义。无论从国家话语建设的需要,还是对作家个体创作的总结,倡导当代文学的经典化都是一件政治正确而意义非凡的事。

在此,我无意于纠缠当代文学经典化应不应该、可不可行,更无意于谈论“排排座吃果果”的“经典序列”。限于才疏学浅,只想结合我自己的长篇小说创作心得,从经典的尺度出发,谈谈当今青年写作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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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一个显而易见的文学史事实吧。

考察现当代文学史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史可知,许多作家的经典之作(或曰代表作)都是在青年时期创作的,有的甚至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创作出来的。比如现代作家中鲁迅的《狂人日记》、郁达夫的《沉沦》、张爱玲的《倾城之恋》、钱钟书的《围城》、新时期作家中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阎连科的《年月日》等,等等。可以说,这些作家的文学出发都很早,也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很早就写出了自己的代表作。也许这些作品可能还称不上经典,但却是当代文学史很难忽略的优秀作品。比之于这些作家的青年时期的创作,当今以70后、80后为主体的青年写作却鲜有超越前辈之作,更遑论经典之作了。那么,原因究竟何在呢?

首先,与五四一代作家相比,今天的青年写作者中少有学贯中西的“通才”。五四一代作家大都兼善古今文体,文白转换自如,既习得中国古典传统文化之精髓,又深得白话文思想之自由。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大多都曾经漂洋过海,看过世界之后又回到祖国大地,站在时代前沿高端发出自己的独特声音,从个体独唱开始,逐步走向集体合唱,发出一代作家洪钟大吕之音,为中国的新文学杀出来一条血路。直到今天,无数个青年写作者依然走在他们所开辟的大道之上,无法超越,难以另辟蹊径。

其次,与新时期一代作家相比,今天的青年写作者较少穿梭山野民间的“奇才”。无论是“泥沙俱下、屎尿横飞”的莫言式写作,还是“走向民间、融入野地”的张炜式写作,抑或是“老成持重、思想深邃”的陈忠实式写作,这些都是今天的青年写作者所缺乏的,也是难以比肩的。换句话说,今天的青年写作既没有在同质上超越上一代作家,也没有找到自我写作的异质性。虽然年龄最大的70后作家,已经进入知天命之年,但我们依然不无悲哀地发现,大多数70后作家的创作依然在前辈作家的阴影里徘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学并不必然遵循着“进化论”的规律。这一点或许会令我们沮丧,但却是不得不直面的残酷现实。要知道,即便是最年轻的80后写作者,也即将进入不惑之年,让人担心的是,他们依然还没有拿出最好的有所超越的作品,更遑论经典之作了。

然而,如果把今天的青年写作难以超越前辈作家的原因,仅仅归结于他们自身的话,肯定是不公正的。毕竟,人是时代的产物,作家的写作同样和时代环境息息相关。当代文学走过了八十年代的黄金时期以后,随着市场大潮的到来,文学逐渐从文化的中心走向边缘,文学的黄金时代终究一去不再复返。怀揣雄心壮志一心要展翅翱翔但羽翼未丰的青年作家们环顾四周,文坛惟余一片苍茫。还没来得及张开翅膀的他们发现自己已经身处于泛文学的时代,文学随同思想逐渐淡出了时代主题背景,一个来势汹汹的工业文化大潮横在了面前。他们不安,他们惶恐,他们怀疑,他们裂变,他们踯躅,他们也在抉择。一些人开始了文学“出走”,一头扎进了了影视工业化生产的流水线,或网络文学的类型化生产制作。虽然还有一些人坚持留在了日渐荒芜的文学阵地上,奋力挣扎孤军奋战,却仍旧难免成为文学的炮灰。这其中极少数“幸运儿”被招安进了文学的小圈子,以自保,以生存,以饭碗,怡然自得,乐不思蜀。在小圈子里,文学表面上活得像个大家闺秀,骨子里却更像一个站街女郎。在这样的时代环境里,想在青年写作中寻找经典之作,无异于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当然,也有特立独行者,独上高楼者,独自远行者,这些真正的青年写作者,以自己的边缘写作保持着文学的最后的尊严。可惜的是,这极少部分青年的写作,很少引起文学中心权威们的持续关注,当然也无法进入经典的考察序列。

但把青年写作经典的缺失归于外在的环境又是轻率的,毕竟,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决定青年写作经典化困境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他们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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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铃还须系铃人。

今天的青年写作的确面临着一个十分艰难的困境,他们的个体缺陷也是明显的。那么,泛文学时代背景之下,青年写作者又如何突围?

如若突围,首先需要的是学习。

别人不敢说,拿我自己的写作来讲,就迫切地需要学习前辈作家的“俯下身深入生活、搏一搏背水一战、拼一拼燃烧自己”的写作精神。

当我们谈起十七年文学的时候,或许还会有人对此不屑一顾。多年来,十七年文学难以归类经典的论调影响广泛。但如果我们平心静气地想一想,不抱任何成见地仔细阅读诸如柳青的《创业史》这样的划时代之作,就会赞叹在那个时代还是有不少作家写出了经典之作的。虽然那一代作家很少有我们现在所说的“国际视野”和“现代手法”,但他们却能够俯下身子,扎根中国大地,深入民间,呼应时代,写出了具有独特中国气派、浓郁民间气息的作品。像柳青这样的作家,为了完成自己的创作夙愿,放弃县委的领导职务不干,落户到陕西皇甫村,同当地农民一起生活,一起劳作,吃同样的饭菜,住同样的茅草瓦屋,做着同样的田野活计,为农民的命运而鼓与呼,为农村的发展而处心积虑。以柳青的才识和地位——他英语极好,曾经翻译过英文作品;职务做到了县委副书记——他完全没有必要放下知识分子的身段,为了写作而去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但他为了写出《创业史》——这部最终未完成但却依然可以称为经典之作的长篇小说,真正做到了蹲下去深入生活,俯下身体验时代,绝不走马观花浅尝辄止,让自己笔下的每一个人物都经得起推敲,让每一个细节都经得起琢磨。在我看来,柳青的成功,《创业史》的经典地位,都源自这种“蹲下去”的创作精神。而这些,却是今天的青年一代作家所匮乏的。70后写作队伍中,不乏如我一样生在农村、长在农村,读完大学留在城市工作的作者,但我们的创作在使用完了童年乃至少年的记忆之后,却很难再觅到新的生活经验和写作资源。因为离开家乡以后,我们很少再有真正和农民打成一片的机会。即便是有各级作协提供的所谓深入生活的项目,但也多是短期留驻,无法真正做到像柳青写《创业史》那样,离开城市,走出舒适区,真正从泥地里滚过,在田间拿起锄头劳作,在地头抽烟唠嗑。正是有了柳青这样的作家,有了《创业史》这样的扛鼎之作,十七年文学才有了无限的丰富性和可能性,才会让我们无法罔顾事实地说那个时期缺少经典文学。柳青奠定了陕西文学从而也在某种程度上奠定了农村题材长篇小说的坚实之基,柳青之后的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的创作,都把柳青当作自己的创作导师,都公开承认自己的创作受到了柳青的影响。可以说,柳青就是他们的文学启蒙者,他影响了当代文坛一众杰出作家,

1963年,柳青与皇甫村农民在田间交谈,右一为梁生宝的原型王家斌

为纪念柳青诞辰90周年而兴建的柳青广场

在今天的青年一代写作者身上,不仅仅需要学习柳青俯下身深入生活的精神,还需要学习路遥为了写出《平凡的世界》而“拼一拼燃烧自己”的无畏和陈忠实为了写《白鹿原》而“搏一搏背水一战”的勇气。这些,都是成就经典之作的不可或缺的元素。

路遥是一位视写作为生命的作家,文学已然成为了他的宗教和信仰。《人生》出来以后,为了写出能够超越自己的作品,他不为当时文坛潮流所动——当时文坛群蜂以师法西方先锋而沾沾自喜——路遥反其道而行之,坚持自己一贯认定的现实主义创作,呕心沥血,不顾个别文坛权威大佬的耻笑,一个人默默前行,躲在自己的精神原乡,面朝黄土背对文坛,终于完成了沉甸甸的百万字的文学经典《平凡的世界》。虽然这部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直到现在还被一些人所轻视,但路遥为了写作而不惜燃烧自己的精神,毫无疑问依然值得青年一代作家学习。同样来自陕西这片厚重土地的作家陈忠实,在柳青和路遥之后立下要写一部“死后垫枕头的作品”的誓言,最大限度地调动起自己的创作潜能,一个人蹲在乡下老家,与外界隔绝数年,最后终于拿出了一部不仅超越了自己也超越了大多数同代作家的经典《白鹿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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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学习的当然不仅仅是这些。

回望前辈作家,他们身上当然还有很多值得青年一代学习的“经典品质”,比如张炜写作《你在高原》的野心和“融入野地”的姿态;再比如贾平凹写作《废都》的决绝和几乎每年一部长篇作品的雄心壮志……只有捕捉到前辈作家身上的闪光点,青年写作者才能实现有效的超越,写出自己的经典之作,实现自己的写作突围。

其实,青年写作之所以担得起“青年”两个字,本身就具有写作“突围”之意。追求写作的超越和异质性是青年写作的题中应有之义。青年写作是敢于冒犯一切的写作,包括一切前辈作家,包括一切所谓的文坛规矩,以及一切的文学权威,一切的文学定规。青年写作者自身的优势是明显的。毕竟,以70后80后为主体的青年写作者大都经受过完整的高等教育,得到过系统的文学史训练。他们外语良好,有的还经常出国访问,能够和世界各地的作家同行对话,可以说他们有着世界性视野和眼光。更为可贵的是,他们自知当下文学的状态,对写作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他们的写作正在回归文学的本质。“无欲则刚”的他们,或许已经发现了文学的真谛,找到了突围之路。

2019年8月4日,徐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