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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痖弦 口述；辛上邪 记录整理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07月 ISBN：9787559430786

双村记

回忆我的故乡要从古诗《十五从军征》说起。“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遥望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舂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出门东向望，泪落沾我衣。”诗歌描述的是：一个出征多年的人回乡，家里人都去世了。老房子还在，一片荒凉，他进去看到野兔在狗洞里跑来跑去，雉鸡在梁上飞起飞落。他到天井里煮熟了野菜，却不知道端给谁吃。我读这首诗的时候，大概十二三岁，不相信世界上有这么悲惨的事情。可是现在想一想，我还不如那个《十五从军征》的老兵啊！因为他八十还能归乡，而我却一直飘零在外。年轻时读诗，觉得是文人的夸张，哪里知道这样的命运也会降临到自己身上？！

我离开家时十七岁了，所以对家乡的记忆非常完整。我的文学创作很多都是围绕着母亲和故乡两个主题。像我诗中的红玉米晒在房檐下、春天来了孩子们在打麦场上滚铁环，都是来自对故乡的怀念。后来我的诗歌写作中断了，我曾想过有一天我再写诗时会写什么，想来想去还是会写故乡。故乡真是一辈子写不完。而且人是越老越想家、越老越想父母。因此，一个人如果有完整的对故乡、慈母的记忆，可能够他写一辈子。当然，根据他年龄不同、艺术技巧不同，会体现出不同的风貌，可这是永不止息的主题。故乡是我永难忘怀的，如一首诗中所写，“你离家这么多年了／怎么还戴着那顶破斗笠／不，那是故乡的屋顶”。现在，在我八十多岁时，我最想写的还是我的故乡回忆。

我给故乡回忆取名《双村记》——一个村子是我们家的村子，一个是我外婆家的村子，中间差十二里地。我的故乡在河南省南阳县，我从小就在这两个村子间游走，稍大才去了县城。两个村子加上南阳县城就是我对故乡的全部记忆所在。

平乐村

外婆家的村子是黄土地，我们的村子是黑土地。外婆家是明末从山西迁过来的。从山西移来的时候是一个大家族，官府就地分家——河那边是萧坡，河这边是平乐村。他们把一口铜锣断开，两半破锣分别给两边的村子，将来把两半破锣的碴口对起来，就能看出原本是一口锣，也就是一家人。要子子孙孙不忘本，永远记住是一脉所出，以后要互相帮忙。“破锣”两个字音化为萧坡的“坡”和平乐的“乐”。外婆他们在平乐村。他们村里有几家大户盖的是瓦房，形制看起来像山西的房子，青砖青瓦、五间头、四合院。我们王家祖上也是山西来的，但没有家谱，一穷二白。我们的村子就很简陋，都是草房。我妈妈为什么嫁到我们村？因为我外婆家后来渐渐穷了。我爸爸家有几亩田，娶了没落的大户小姐。外婆家的村子和我们的村子对比鲜明，一边富有文化气息，一边是蛮荒之地。

明末时河南人少，官府逼着山西民众南迁，还要有懂各行各业的，比如懂医药的，懂建筑的，读过书能识字的。他们来的时候带来了文化。我外公他们家族一直经营着药铺。我外公就是眼科大夫——在我们那里眼科医生叫“眼科先儿”——他开个药铺，也看病。我小时候就在这个药铺里跑来跑去。我外公非常想让他的子女继承衣钵。我妈妈是长女，下面两个妹妹、一个弟弟。我妈妈和两个姨能帮他抓药，但没学会中医。外公又希望我能继承，我小的时候他总是编故事讲这些事儿，可惜我也没有继承他的事业。

外公除了门诊，还做眼药。眼药是半流体的，有的装在高粱叶子里，乡下人叫“桃粟捆儿眼药”——家乡管高粱叫桃粟。有的也装在螺壳儿里，用蜡密封起来，还贴着药名和字号。外公也看病。他看病收费非常低廉，穷人买药就收个成本钱或者完全免费，一般的顾客就是半价。因此，他在乡里间特别受到尊敬。在我幼年的记忆中，他药铺的味道特别好闻，我在那些高与梁齐的药柜间跑来跑去。药铺里敬着泥塑的骑着老虎的药王爷孙思邈的像，一进门就能看到。药铺里有一副对联，“但愿世间人无病，何妨架上药生尘”，横批是“杏林春暖”。

我小时候喜欢偷吃外公的甘草，甘草很甜，小孩子总是喜欢吃甜的。我想外公早就发现了，但他从来不讲。生地也可以吃，不是那么甜，也能吃。再大了，就是向外公要木通。木通不是吃，是放在墨盒里。上小学后，每个孩子都有一个墨盒，墨盒里有一块棉花，我们研了墨汁，或买现成的墨汁，倒在墨盒的棉花上，棉花上面要再盖一个东西，写字时笔就不会沾上棉絮。通常是去药店拿一块木通——盖木通的办法就是外公告诉我的。

乡下人管砚台叫“砚凹”，那时还是以研墨为主，墨汁还不流行，要去大的镇子上才能买到。过去中国人的诗为什么写得那么好，我想是因为写诗前麻烦事儿太多——要研墨、发笔，研墨研半天才能写诗，正好构思。发笔是说新毛笔或干硬的毛笔都要用温水发，水温不要高，也不是冷水，要慢慢把笔泡开才能用。写字要有好的环境，写字要有好的心情。这些事情都做完了，才能静下心来写。

外婆胖胖的，非常慈祥。她最喜欢我们帮她抓痒。抓的时候逗我们说：“你这娃儿，哪里不痒你抓哪里。”她还会唱各种歌谣。比如她抱着我时会唱：“抱外孙，不如抱草墩儿。”我外婆虽然平时很和善，但厉害起来也很厉害——有一年，有贼人来偷东西，给她发现了。老太太就跟他们理论，把贼骂得抱头鼠窜。

我在外婆家非常快乐。当时不晓得有“文化”这个概念，现在觉得他们家是有文化的。他们家有秩序。当时也不知道秩序是什么。反正我家那边就是赌博场，还有土匪出入。而外婆家感觉不一样。我一到平乐村就不愿意走。走的时候大人把我放到牛车上，我哭着跳下来，就是不想走。

他们大户人家的家族规矩很大，大哥就是大哥，大嫂就是大嫂，出入应对都是有一套规矩的。兄弟姐妹排行都是按照家族大排行，所以我有十三姨啊、二十表哥啊。我妈妈是老七，他们都喊她“七姨”，我大姨是老八，小姨是老九。一个管一个，秩序井然。

他们每一家都有铜器，就是锣、鼓、钹等等，要过年才打着玩儿，每家都打，好不热闹。我就是在外婆家学会了打鼓。念小学时我是鼓乐队的“要角儿”——打大鼓。

外婆家在一条大河旁边。这条河从南阳流过来，一直流向襄阳，注入汉水，是可以行船的。我们在河里游泳——家乡管游泳叫作“洗澡”——男孩子调皮，扒着去远方的船游好久。船上有使舵的女孩，跟我们笑，我们就跟着船漂。漂到激流的地方就上岸了，再跑回来。我特别喜欢这条河，一天到晚在河里玩儿，它的名字叫白河。李白曾几次经过南阳，诗歌中“走马红阳城，呼鹰白河湾”就提到了白河。

年龄稍稍大些时，我就更野了。有一次船老板和他太太大概是回娘家了，没人开船。我们一群野孩子就把这条船划走了。也去摆渡，接客人。过路的客人还真上了一船，有卖油的、挑担儿的，还有些老太太。到了河中间，我们把船用篙一定，要收钱，没有钱不开。有几个老太太骂人：“你皮吧，我认识你妈。我告诉你妈去，你就得挨揍。”听了这话，我们哪还敢要钱，赶紧开船。渡船本来是不要钱的，船夫每年收粮食。秋天打粮食时，他去码头两边的村子里挨家收粮食，给多少算多少，没粮食给点鸡蛋也行。《皇冠》杂志有个专栏叫“青春岁月”，访问过很多人，我也是其中一个被访问者。我把这个故事说出来，张爱玲看到后来信说，她读了访问记上这段场景，她觉得很苍凉。我们当时只是一味地皮，哪里知道苍凉不苍凉？张爱玲还说，“这题材太好了，你应该自己写。”

连阴雨久了，沟满河平，河上涨大水的时候，从上游冲下来很多东西，有树干、家具、牲口等等。下游的人就在河里捞东西，“发洋财”。河边的沙子都是细细的白沙，被风刮成沙岗——现在当然都被现代化建设给用掉了。孩子们喜欢从沙岗上打滚滚下来，一点都不疼。沙子也侵蚀旁边的果园。果园里的沙子越堆越高，已经接近果树枝子了。我们觉得最过瘾的是躺在树下，不用动手，只用嘴巴接着就能吃到水果，吃完了再吃另外一个。那时小孩子去果园里偷吃是可以的，一般园主基本上不管。我们就觉得痛快得不得了。桃核儿留下来，穿成串挂在脖子里辟邪——桃树是鬼的舅舅，鬼怕桃树。

因为有沙地，花生种得很多。家乡管花生叫“落花生”。花生播下去很容易生长。长到一定时期，小孩子去地里刨花生吃。用脚把花生周围的土踢松，用手把花生勾出来，将大个儿的取下，再把枝子埋进沙地，小的花生还能继续生长。收获花生时，是连着沙子一起铲起来，放到一个大的像双人床似的可以摇晃的筛子里，从两边一起摇晃，沙子就漏下去，剩下花生和花生秧子了。再把秧子和花生拿到场上，晒干了去掉秧子，留下花生。每一家都有个花生仓屋。花生堆到梁那么高。我们喜欢从高处滚下来，好不快乐。收获的花生除了自己吃，大部分都卖掉了，这是每家的重要收入。小孩子没玩具玩儿，就拿两个花生，用尖儿的部分顶，谁的破了谁输花生。那也能玩儿半天。

外公和他弟弟（我叫叔公）两家中间有口井，有条小路。井旁一年四季都有女人在洗衣服。往常洗衣服的时候，洗干净了，把衣服拿回家放在米浆或者高粱浆中上浆，然后晒。晒得半干时，放在平的石头上用棒槌捶。古诗有“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有人说，黑灯瞎火的，怎么能洗衣服呢，晚上妇女去河边也不安全啊？其实不是洗衣服，是捶衣服——衣服晒了一天，到了黄昏后晒干了，不用熨斗，用棒槌敲打。捶打过的衣服特别整齐，简直可以站着不倒，穿起来也体面。井里有柳条编的辘轳。夏天把瓜果用柳条篮子系到井的深处，第二天拉上来吃，这种水果叫“井畔凉”，吃起来很过瘾，像现在的冰淇淋那样。家乡的柳条去了皮，又细又白，编成器具后密不漏水，特别受欢迎。

我家里剩下的老东西是我妈妈做针线的筐子，也是柳条做的。还有就是那个捶衣服的石头，红卫兵来破“四旧”，拿它也没奈何，因为搬不动，就劫后幸存下来了。我小时候常常坐在上面，小孩子不穿衣服，凉凉的很舒服，这个印象非常深。有一年回乡，我对太太说，真想把那块石头运过来，运到加拿大来，将来百年后就枕着那块石头，那是我家的东西。我爸爸是在青海劳改营过世的。那个时候去劳改营要自带行李，所谓的行李就是家里的一床老棉被。那床带到异地的棉被就成了家的象征。很多死在劳改营的人的遗言就是“死后把我裹在我的棉被里”——用家里的棉被裹起来就是最大的心愿了。可是青海那种地方，两三千尺的海拔，天寒地冻，晚上人一断气棉被往往被拿走了。从家里带出来的老棉被就是家了，那个捶衣服的石头也让我觉得是我和已经不在了的那个家的关联。

外婆家的房子非常结实。据说盖房子时，我妈妈的祖母对工人特别好，有吃有喝，一下子是汤面，一下子是包子，一天好几顿，还有酒，水烟袋就有好几把，摆在那里给工人们抽。工人们士气大振，拼了命盖，要多结实有多结实。清末盖起来的房子，泥巴做的，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回乡时，房子还在。墙很厚，屋顶铺瓦，梁用的是上好的木头。那所房子后来被当队部了，外墙上还漆了黑板写黑板报——家里的老东西几乎都没有保存下来。过去村子里瓦房不多，瓦房是富贵的象征。人们不是盖不起瓦房，是置地要紧，省吃俭用，有了钱都买地。

我一直不知道我母亲的名字。小时候我问她：“妈，你叫什么名字？”她不讲，整个脸都红了，“你小娃儿问这个干啥？”我妈妈没上过学，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她可能觉得不好意思，所以不讲。村子里也不作兴称妇女的名字，都是大妈、二婶儿的。门牌上记录已婚妇女的名字都是某某氏，比如我妈妈就是王萧氏。外婆家，从我大姨开始时上“洋学”，后面几个孩子都去学校念过书，只有我妈妈那个时候不念书。

我和小姨一起去念过“洋学”。外婆家的和我们家那边的小学我都念过。记得外婆家那个小学一进门是影壁墙，上面是孙中山的像，还有党国旗，下面种着石榴。教室里挂着好几个门板那么大的算盘，算盘子儿串在有毛的杆儿上，叫“毛算盘”，这样算盘珠不会乱动，摆好公式后就停在那里，做教学用。学校是公立的，免费。

到台湾后填表格，父母这一栏母亲的名字实在不好意思写“王萧氏”，但又不知道妈妈的名字，就根据模模糊糊的记忆写了“萧芸生”，其实那是我大姨的名字，她们的名字是押“生”字。小姨是萧萍生，舅舅是萧芝生，我妈妈的名字叫萧芳生。大姨夫是中央军校的学生，婚后三个月去当国军到东北打仗，生死不明，没有再回乡。大姨就这样守了他一辈子。我到台湾后，还登报寻找大姨夫。有一天接到一个电话，说是大姨夫的朋友，说他们在东北打垮了就冲散了，他也没再见到我大姨夫。1949年后，大姨不敢提她家的事儿，将孩子的姓改了，改姓萧。

我妈妈没有上过洋学，也没有念过私塾，基本上不认识字，但她的刺绣方圆七十里地都闻名。河南不叫“刺绣”，叫“扎花儿”。每年都有很多亲朋好友来找她绣东西。我现在特别喜欢收刺绣，看到刺绣就想买下来，我想“说不定是我妈做的呢”。她会绣云肩霞帔，整套的新娘礼服都能绣；也绣手绢、耳护、荷包；也绣烟袋包送给佃农当礼物——中国人有自己的审美观，不放弃任何显示美的意识。我最喜欢跟妈妈在灯下活动，她在灯下扎花儿，我给她整理线帖。线帖像现在照相本那么大，每页上有纸艺折的一兜一兜的小袋子，每一兜里面装一种线，表面是平的，拉开了能取用里面各种颜色的线。一页大概能装七八种线。有时候我饿了，妈妈就用上鞋的长针戳了很多生花生仁儿，就在油灯的芝麻油里蘸一下——家乡产芝麻，油灯里烧的是芝麻油——再在油灯上烤。烤出来很香。但不能马上吃，要等一下，烤完了针是红的，要凉一下再吃。我妈妈上世纪六十年代病故在乡下。她人缘不错，虽然臂上带着“黑五类”的臂章，但是村里人还是“大妈”“大妈”地叫她，背着干部偷偷给她东西吃。

我舅舅读的是陆军军官学校，当职业军人。妈妈说他离家时来过我家。我小时最崇拜舅舅，可他来时我很害臊，用被单子蒙头盖着，躲在下边不敢看他，闭上眼一直笑。我舅舅把被单子掀开，我又把被单子拉起来，还是闭上眼笑。结果始终我也没看到舅舅。我流亡之前，舅舅再也没回来。我一生都没见过他。在我的家乡，管舅母叫妗子。我妗子卧房里挂着舅舅的一张戎装照。还有舅舅的一把小佩剑，是蒋介石送给黄埔军校毕业生的，上面写着“成功成仁，蒋中正赠”。我小时候去外婆家，一定去妗子屋里摸那把佩剑。看着舅舅的戎装照觉得好威武。十七岁离开家的时候，父母的照片都没带，因为只知道是去南方，还会回来，不觉得是永诀，只带了舅舅的一张照片——我想去找舅舅。我想如果找到舅舅他不认识我，我就把这张照片给他看。我当然没有找到他了。他后来退伍后回家，1949年后当过小学教员，也死于历史问题。妗子后来疯掉了，害怕听到开会的锣声，一听到锣声就往门后躲，害怕被批斗。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回去扫墓时，给外婆外公、舅舅舅母立了碑，碑文是我自己写的，到蒲山店订的石碑，我交待石匠，碑上不要刻我的名字，刻的是我表弟们的名字。我在村子里请了两台吹打，摆了十几桌酒席。我姨他们因是“黑五类”等等，成分不好，多年来在村子里地位都低、抬不起头来，运动来了，对他们要打就打、要骂就骂——那次立碑时把三牲祭礼、纸扎的童男童女都摆在方桌上，抬着在村子里游行，边游还边给围观的群众散香烟。我姨抬头挺胸的，觉得总算为他们争了一口气。

平乐村是我最喜欢的。如果我再给自己另取一个笔名，我就要用“萧”这个姓，叫萧梦白——我们这辈是梦字辈，取“梦到李白之意”。我的两个孩子一个叫景萦，一个叫景苹。苹是为了纪念我外婆家的“平乐村”，“萦”是为了纪念我们自己的村子“杨庄营”。

杨庄营

和外婆家不同，我们家祖上就很苦。苦到什么程度？那还是清朝的时候，大年三十，我的曾曾祖父家里连一点面、一粒米都没有。曾曾祖父就到集市上去卖门神、春联、灶王爷。几个小孩已经饿了好几天了，饿到前心贴后背了，以为爸爸回来肯定能带吃的东西。结果一张都没卖掉。全家人只能抱头痛哭。后来他们借钱，在官路的旁边开了个鸡毛店，人称“冷店”，门口放一个草编的篓子，篓子里放着馒头，还拿一个馒头放在盖子上，表示是卖馒头的。在河南的客栈里，住店不要钱。河南人很老实，说：咱们这个棉被让人家盖一个晚上还要钱？这又盖不坏；睡在地上还能把地压个坑啊？所以不好意思要钱。但是“住店不住店、先吃一碗面”，那一碗面吃不吃都要收钱的。那碗面钱就是店钱。我这个曾曾祖父比这个还惨，只能卖个馒头，让人喝碗汤。五个孩子只有一件大褂，谁出去走亲戚，谁就穿这个大褂。

有一天，远远地走过来一匹马，这匹马渐行渐近，好像马上没有人。走近了一看，有个人伏在马上，头都快挨着地了。一摸他的头，病得很厉害。几个孩子把他扶下来，发现他已经说胡话了。幸好我曾曾祖母会针灸，治好了这个官人。官人一觉醒来，烧也退了，病也好了。看他们一家大小实在太穷、太苦，这个人说他住在杨庄营，姓华，为了感谢他们，让他们去给他家看坟。所以我不怕鬼，我家是看坟的出身。后来我家的后院就是个墓园，已经断了香火。后院种着李子树，孩子们在后院吃李子，跑来跑去玩儿昆虫，一点也不怕。

杨庄营的房子古色古香，非常漂亮。杨庄营有三百多户人家，从前是住的姓杨的，所以叫“杨庄营”，但明朝时被灭九族，杀光了，剩下一个去外县外婆家走亲戚的孩子没有被杀。那个孩子后来有些后代，大概有四五家人，其中有一个还当了我们村子里小学的校长。杨庄营的房子都被姓华的富豪接收了。明朝的房子现在还有几栋，青堂瓦榭、五脊六兽。我们祖上就在墓园旁边盖个小庵子，给人家看坟。比着华家豪华的房子，我们看墓人的房子简陋多了。这五个孩子是我的曾祖父们，他们后来又自己种地、买地，变成小地主。到我记事的时候，我们有一顷地（一百亩），已经把田给别人去种了，可是我们农民的习性还是一样。我母亲还留一块地自己种，就在我们房子后面。离厨房近的那边就种些青菜。有时候正做饭的时候，妈妈就让我去摘豆角回来。中饭就吃我摘的豆角。

我的出生地却不在杨庄营，而是生在冢头村。因为冢头有寨子。寨子就是一种土城，是地方上百姓集资建起来的。就是修了土墙把村、镇围起来。我还记得幼年时见过修寨墙。每家画好各家负责修的地界，有钱人就雇人修，没钱的人就自己修。修墙时把土里面掺上草，做成泥坯，再一块块垒成墙。寨墙有四个寨子门，寨墙外面挖了很深的坑，有的还种了有刺的名叫“月月红”的灌木（学名是蔷薇），相当于铁丝网的功能。晚上把寨子门放下来。寨子门关了以后，一般不让陌生人再进来，只有认识的人才能进来。寨子里有民团守护。老百姓也有土枪、土炸弹、刀箭。有些地主也请了长工或很多会武功的人来守夜。晚上看守时还要联络。太阳下山后就点一炷香，一炷香完了再点一炷香。香是线香，但不是插在那里，而是一根一根斜放着、首尾相接地摆在香盘里。香盘里铺着厚厚的香灰，香放在上面也可以燃，不会灭。一根烧完，下一根就被点燃。那时没有钟表，站岗就是按点几炷香来计算。比如约好，两炷香后要吹羊角。羊角是绵羊角，吹什么声音都是约好的暗号，用长短不同的音交替来代表各种情况。另外一个哨所听到了羊角声，也会回答。夜晚就经常听到号角的声音。那个声音在夜晚听来荒寒、凄凉，有时候号角声引起一片狗叫，特别恐怖。有的有钱人还修个炮楼。晚上住到炮楼里，家丁把守。炮楼上面放土枪、炸弹、滚木礌石，就是防止土匪晚上来。有点钱的人都在寨子里建了房子或者租别人建好的房子。平常住在自己的村子，土匪来的时候就跑到寨子里去。我们那里从明末起就是刀客出没的地方。刀客就是红胡子、土匪。闹得太厉害时，寨子里的民团已经抵不住土匪了，人们就跑到城里去。城里有国军、警察，要好一些。但城里的生活成本比较高，我们家基本上还是住在寨子里。

土匪和土匪之间也打仗，以大吃小、有分有合，其中的恩怨真是犬牙交错。老作家姚雪垠是我们邻县的，他的长篇小说《长夜》就是描写土匪的，写得很成功。他对土匪的认识极为透彻——对于一个善良的农民是怎么变成土匪的，研究也最透彻。他认为就是因为饥饿，跟着“刀客”有吃有喝。刀客到一个村庄就让村民买多少枪，说他们要枪维护地方治安。如果买不到枪，就要折合多少钱交上来。也有些女人被刀客掳走。姚雪垠最深刻的一个描绘是说，那些女人有些没什么定力的，到那里吃香的、喝辣的，过一阵子就不愿意回去了。回家饿饭嘛。所以当家里人按照土匪的要求拿着钱去赎她们时，她们不想回去，但又不好说真正的原因，就假托其他原因，比如说“你二哥对我不好啊”等等。他把人性的那种弱点都写出来了。

村子里到了晚上听到狗叫的声音有异，人们就很紧张，都畏缩在自己家里，怕得厉害。如果狗叫得很凶，那第二天吃早饭时，村子里就会传开，昨晚谁家一家被杀了、谁家被抢了。狗叫就是不祥之兆。一直到现在，半夜听到狗叫声，我都会害怕。还有一种叫“打业”的，就是仇家之间互相报仇。也是在夜晚，仇家之间互相砍杀。那时已经没有法律约束了。农民没有饭吃，也跟着土匪跑。去了之后就不能再回来，因为做了坏人，没有回头路。但土匪中大多数是流氓、恶棍，良民跟着的还是少数。

家家都有枪，土匪来了还可以应付一下。我家有一支枪是欧洲的枪，可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产物，不知道怎么卖到中国的。那支枪叫“十大响”，可以连续放十发子弹，好像机关枪。那时还没有机关枪。这种枪有两个枪筒，一个是装要发的子弹，一个是装没有发的子弹。可以一次装十颗子弹。前弹一发，后弹就进入枪膛。子弹头是铅做的。人中弹后带一块肉出来，伤口溃烂，后来国际上已经禁用。平乐村好像没有枪，杨庄营很多人家有枪。那个“十大响”我小时候还玩儿过，比我高。买来的时候枪里还有几颗子弹，我爸爸拿着去让邻居看时，不小心走了火，把房顶打了个洞，每个人都落了一脸灰，大家吓坏了。后来爸爸又买了一支“盒子炮”，是手枪，四方的造型，很长的枪梢，还有个木头盒子，德国造的，行军时可以将枪装在盒子里背着。盒子也可以套在枪托上，看起来像后来的卡宾枪，但其实还是手枪，一连可以发射二十发子弹。上面有个红穗子，过年时放在香案上还要拜，让枪保佑全家。

主张乡村自治的学者梁漱溟的几个实践派的学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相邻的内乡、镇平、淅川三个县发展地方自治——用法家的方法，也合乎现在用所谓开明、专制的方法治理豫西，治理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他们的方法非常蛮，就是司马中原《荒原》笔下的那些方法。据说，为了杀鸡儆猴，县长出去演讲的时候就带个判了死刑的犯人，去了演讲的地方敲锣，一聚聚好几百人，各村庄的都来了，演讲完了之后，县长就用带来的铜铡当场把死刑犯铡了，“谁不听话就这样”。当时的专员是彭禹廷，他身体力行，提倡修桥、修路，废止陋习，很受民众爱戴。法制执行也相当严格，偷一只苹果都可能被枪毙，还规定不能趿拉着鞋走路等等。在公路两旁种行道树就是从豫西开始。用这种办法竟然也把豫西治理好了。

我们搬到冢头去住，就是因为年头慌乱、闹土匪不安定。我祖父回到我们原来的村子去分场时，住在朋友华公台家里。华家有炮楼，有家丁把守。晚上，祖父觉得天气燥热，就说出去转转。据村子里的人说，祖父散步时遇到土匪。祖父跑，一群土匪就追他，他掉到一个很深的空粪坑里。北方把人、动物的粪便都放在一个坑里，加上土沤肥，再把沤好的土块拿出来送到田里施肥。等他爬上来，便被土匪抓住了。听到我祖父大叫，“你们要钱给你们钱！你们究竟要什么？”第二天看到附近池塘的水都是红的，他被土匪杀了，尸首也没找到。一直到现在，我祖父的坟里只有他的衣服。我父亲、叔叔想去为他们的父亲报仇，都学过“红枪会”——白莲教的余续，也叫“硬肚”，刀枪不入。可根本不知道找谁去报仇。后来父亲和叔父都考取了乡村简易师范。

我祖父叫王子修，也叫王乐身，后一个名字用得多。我父亲叫王文清，我叔叔叫王文洁。我祖父那辈是乐字辈，我父亲是文字辈，我是庆字辈，我孩子是景字辈，再下面是怀字辈。“乐文庆景怀”，后面还有几十句。我回乡后，请书法家写了，挂在老家的堂屋。祖父去世没几年，我出生了。我父亲是长子，我是独子，我出生时，父亲觉得家里一片黑暗，希望我的出生给家里带来光明，给我取名“明庭”，后来又给我取了“庆麟”，因为我父亲发现，我应该是庆字辈。我上高小时开始用庆麟这个名字。我很喜欢“明庭”这个名字。两岸开放后，我回家乡时问我堂弟：“我看到我的家都已经变成废墟，老房子都塌掉了，能不能重新盖起来？需要多少钱？”堂弟说大概两万人民币。我花了十五万台币，将原来老房子的砖头、土都用在里面，盖了楼房，十一个房间。我用“明庭”给这个院子取名，请好友、书法家董阳孜写的字，刻了一块匾挂在前面。

我们家有一张老照片，是我们家的全家福，可惜后来没有留下来。照片中把我放在画面的正中间——第一个男孩子嘛。那时候我还小，背后还用枕头垫着才坐得住。照片里有奶奶、父母、叔叔婶婶。那个照片的底片是玻璃的，人脸上都有红色——过去老百姓讲“照相吸血啊，你看那玻璃上的红色就是人血”。底片很容易破，要小心地保存，但是多半都破了。最有意思的是，请照相的人来家里照相时，他们从南阳城来，带着照相机和布景，还搭个架子，用黑布把草垛、门、四合院、房子等等都遮蔽起来，觉得照相的背景就要黑的，没想到把草垛、四合院照出来更有生活性。那时就是那个风气。照相馆里都画着假画儿，连家具也是画的，其实那时老家具还是很多嘛，摆个老家具多好。

只有我母亲的照片留下来一张，父亲没有照片，现在我都有些记不清他的样子了。我母亲的照片是1949年后照的。我堂弟说，有一天，照相馆的人来学校给孩子照相，村民交点钱也能照。堂弟看我母亲已经很虚弱了，担心她不久人世，就带她去照相。我母亲说：“不照了，生着病呢，照了也不好看。”堂弟哄她说：“照了不好看可以不要。”这张照片上，她看起来很紧张，好像手足无措的样子。我回家乡时，堂弟给了我这张照片。我长得像母亲多一些。曾经有个画家朋友给我画速写，画到一半时我一看，完全是记忆中母亲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