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近些年来，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有关文学“经典化”的话题日渐升温。不少人将此现象归结为荷兰学者佛克马与蚁布思夫妇1993年在北京大学的讲演之功，实不尽然。从输入新知学理的角度来说，佛氏夫妇固然功不可没；但从更多的文学事实来看，中国学界的“经典化”工作早已悄然启动。上溯至1980年代中后期，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以及“重写文学史”的浪潮中，论者所持的总体评价之眼光、所表达的重估名家名作之吁求，已经酝酿并预示了此后的经典话题热。1994年，王一川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出版，试图“以经典文本总结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业绩”（参见该文库的“前言”）；1996年，谢冕分别与钱理群和孟繁华联手，主编出版了“百年中国文学经典”与“中国百年文学经典文库”两套书（佛氏夫妇的讲稿《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迟至该年才翻译出版）；此后，冠以“世纪”“经典”字眼的文学选本更是层出不穷。

以经典选本盘点百年文学之所以可行，首先可能是因为它承续了中国千百年来的“文选”传统，切中了国人文化心理的某种“集体无意识”。就王一川的选编而言，虽说他为文学大师所排“座次”备受争议，但少见有人反对排座次这一做法本身。其次，人们对当下文学的评说，总是要以“历史化”了的文学为参照对象，而遴选和评说“经典”正是文学“历史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最后，就我们通常的认识来说，不只是文学阅读、文学传播以文学经典为导向，文学研究、文学教育更是以文学经典为中心。在这个意义上，谈论文学经典可以说是文学活动中的常态化现象，不值得大惊小怪。

真正值得重视的，是新世纪以来出现的新动向：“经典”和“经典化”时常被用于描述和评价“当代文学”。从“词源学”的角度来说“当代”是指“当下这个时代”，“经典”的界说虽无法定于一尊，但从众说纷纭中也可透视其稳固的特性。限于篇幅，这里仅举两例。据最新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经典”的义项之一，是泛指各类宣扬宗教教义的著作，这与我们讨论的文学经典没有直接关联；其他义项则都是指向著作的特征，诸如“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具有典型性而影响较大”等等，似乎就是来源于对文学史上流传久远之作共性的提炼。时至今日，人们当然有可能以多种方式表述对文学经典的理解，但不管如何表述，恐怕都无法否认时间是检验经典品质的首要标准。比如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一文中所用定义竟多达十四个，而位居第一的定义是：“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显而易见，这里的“经常”和“重读”都强调了时间作为隐形参与者的在场。因此，若仅从字面意义来理解，用“经典”对“当代文学”作出评价、命名以至定位，可能给人以强烈的不协调乃至错位感：如何能以由时间所检验和生成的经典，评说正在行进中的当代文学？

这就要说到“当代文学”的特殊性。饶有意味的是，尽管学界一度出现“新时期文学”“后新时期文学”等具有时间标记的命名，但这些“新”的称谓都已被时间本身所磨蚀，许多人提起1949年以来的文学，还是习惯性地将其统称为“当代文学”。或许正因如此，洪子诚非常谨慎地说过：“‘当代文学’的特征、性质，是在它的生成过程中被描述、构造的。”（参见洪子诚、孟繁华主编《当代文学关键词》）今天的我们倘若试图描述“当代文学”的特征和性质，首先就无法回避其“生成过程”至今已有七十年的长度。这个时间段的两端，即通常所说的“十七年文学”与“新世纪文学”，显然有着不可等同的性质。后者属于词典意义上的“当代”，而前者已是“历史”。即便“八十年代文学”，相比当下也已是“历史”。其次，“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关系，需要借助历史维度来说明。两者间不是简单的承继或背离关系，而是彼此阐发、相互生成的关系。尤其在中国当代作家获得诺奖之后，“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更有必要在梳理历史的基础之上深化认识。构建所有这些“历史”语境，都无法离开作为参照系的“经典”。最后，对“当代文学”成就的总体判断，更需要以“现代文学”或“外国文学”的“经典”为参照系。时常耳闻目睹的说法是，现代文学三十年都有那么多经典，当代文学七十年为什么不能有经典？从这个角度来看，“经典”话题的发生、推展及热议，不仅是中国当代文学逐步历史化的必然要求，更充分体现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日益增强的自我认同。

因此，对那些借现代文学和外国文学经典以评价中国当代文学的做法，我觉得能够理解。但要说到作为动词的“经典化”，我还略有疑虑。如果“经典化”的行动意向是在当代文学中确认以至树立一批经典之作，那么它将面临某些考验。也许有人会引述韦勒克的话，以掩护自己的“经典化”行动：“如果过去许多二流的、甚至十流的作家值得我们研究，那么与我们同时代的一流和二流的作家自然也值得研究。学院派人士不愿评估当代作家，通常是因为他们缺乏洞察力或胆怯的缘故。他们宣称要等待‘时间的评判’，殊不知时间的评判不过也是其他批评家和读者——包括其他教授——的评判而已。”（《文学理论》，第38-39页）但不可忽略的是，韦勒克还说过：“一件艺术品的全部意义，是不能仅仅以其作者和作者的同时代人的看法来界定的。它是一个累积过程的结果，亦即历代的无数读者对此作品批评过程的结果。”（《文学理论》，第36页）韦勒克的表述与其说是自相矛盾，不如说是强调了文学批评与文学史工作的分工根本不同。作为文学批评家，论者大可发挥自己的洞察力，自信能对同时代的一流作家作品做出有效评判；而文学史的研究者和撰写者，却不可自信到能替后人立法的程度。文学批评家大可开列其“一个人的经典”书单，但文学史家的首要任务始终是描述和总结。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的表现，一定程度上正源于其角色立场不够坚定。他自信满满地选定了26位经典作家，力陈他们的伟大之处在于“无法同化的原创性”（“序言与开篇”第2页），并在书后为自己所划分的四个时代开列了经典书目，但面对当下这个“混乱时代”，他终于不无“胆怯”地说道：“我对这部分目录不如对前三部分那么有自信。对文化进行预言不是件容易的事，这里的所有作品不是都能成为经典之作。”（第457页）

以我的浅见，在“当代文学”中开展“经典化”工作，宜先明确自己的工作性质是当下批评还是撰写文学史。若是当下批评，或可相对随意地引入经典作品为参照，但这与其说是为了给当下作品定性与定论，不如说是借经典的难度与高度来获得更为贴切的理解与评判。撰写文学史，则有必要充分意识到当代文学的时间跨度，对于切近的作家作品，不宜过早写入文学史乃至为其谋得“经典”位置；对于相对“遥远”的作家作品，则可逐步纳入“历史化”议程。归根结底，我们当下之所以能够以经典为中心来梳理和总结文学史，既不是因为我们一定比前人的理论见识更高明，也不是因为前人的作品水准一定比当下更高明，而是因为我们与前人拉开了一定的时间距离。时间同时为经典化工作提供了保障和壁障：它既然是我们能够对前人之作评头论足的根本保障，那么也就是我们无法为后人代劳或立法的厚实壁障。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当代‘小说讲稿’的整合研究”（批准号19BZW119）之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