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文学中的经典本身是经过历史洗礼之后的沉淀之作，需要时间的酝酿。从作品完成到被冠以经典，往往需要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的时间。经典化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作品完成后本应该交给时间去裁决。而现如今，有一些作家在刚进行创作的时候就怀有一种经典思维和经典意识，或可谓“经典冲动”，也就是说，作家将自己的创作看成是创造经典的行为，作品甫一完成就自诩为经典，一些媒体和批评家也不负责任地进行跟风吹捧，将某某新作品直呼为经典，把本该历史化的行为过程即时化、现实化。这种“经典冲动”有时候会成为一种创作的束缚，甚至会扰乱经典形成的正常生态，使得长篇小说的书写与评价陷入一种无序状态，无益于催生真正的经典。

首先，当前作家们普遍追求一种“大概率”写作，选择容易成为经典的文学体裁，同时，普遍依靠量的堆积来增加成为经典的概率。在这一背景之下，长篇小说成为一种炙手可热的文学体裁，越来越多的作家选择长篇书写，期刊方面长篇小说专号越来越多，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每年数以千计，加上网络平台，更是不计其数。此外，文学评奖、影视改编、市场发行、学术研究等，都比较青睐长篇这一体裁，而这些行为都与经典的形成密切相关，由此作家们对长篇就越发迷恋。对作家而言，长篇是走向成熟的标志，很多年轻的作家一步入文坛就纷纷推出长篇。正是这些因素合力促使作家对长篇小说产生热衷，长篇小说大有一家独大的野心和趋势。

对长篇这一体裁的迷恋首先就是一种“经典冲动”的结果，因为回溯中西文学史就会发现，堪称经典的作品大部分是长篇小说，随口而出的那些作品，诸如《战争与和平》《百年孤独》《追忆似水年华》《红楼梦》《平凡的世界》等等，不一而足。当下作家们对长篇的热衷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对概率考量的结果。这其实也暗合了当代文化的剧变，“某些需要深度阅读的体裁，已经濒临灭种命运：需要沉思潜想象外之意的诗歌，已经宣布死亡；需要对言外之意做一番思索的短篇小说，已经临危。这样，经典之争，逐渐变为体裁之争，竞争者靠大众体裁最后胜出。”（赵毅衡 ：《符号学》，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第 384 页），而长篇小说，无论从写作还是阅读，似乎正是一种大众体裁。还有一些作家靠量的堆积来追求概率，其逻辑是，写得多，成为经典的概率就会变大，不少作家的作品目录很多页纸都写不完，个人简介长之又长，甚至有的作家达到一年一部长篇小说的速度，并且涉猎诗歌、散文、小说多个体裁。在我有限的阅读中，有经典传世的作家往往都是采取少而精的书写策略，特别是外国不少作家，一般都是几十年磨一剑。而在当下文坛，老一辈作家似乎在和生命赛跑，拼命书写，而年轻一代的作家，一步入文坛便开始以高速状态发表长篇小说。对量的追逐，不但没有提升成为经典的概率，反而还会让自己的粗制滥造的作品离经典越来越远。

其次，作家们在进行文本书写的时候，往往刻意瞄准经典文本，以此为准绳。经典的原意是宗教的教义典籍，本身就有“模子”“标准”的意思。经典作品有一些固有的标准和特性，随着研究的深入，不断被发掘出来，作家们就习惯比照着进行创作。比如经典往往是大部头的作品，于是，当下的很多小说从篇幅上与之靠齐，多卷本、多部曲不断涌现，体量巨大，《乡村志》《你在高原》遑遑十卷，《李自成》《机村史诗》《圣天门口》《野葫芦引》《人世间》《应物兄》《敦煌本纪》等小说也都属于长篇巨制。从主题上看，经典之作往往反映人性的深刻与复杂，“所谓经典，皆为渡人”（徐兆寿：《所谓经典，皆为度人》，《文学报》2019年 6 月 27 日）于是乎，各种主题的小说都会努力深挖人性，无论是谍战、商战、反腐、女性、现代性主题，还是乡村书写、都市写作、战争历史，都与人性有着深厚的瓜葛，尤其是在批评家那里，不谈人性似乎无法写就一篇像样的批评。再者，经典对整个时代有着全面的把握，有一种史诗的笔法，当下的作家们为了对时代有一种的全面把握，深挖历史，小说中历史魅影不断闪现，主题多元、内容庞杂的百科全书小说不断涌现。近年来的很多长篇写作，与过去那种单线叙事明显不同，很多看似无关的细节被写进了小说中，给人一种大杂烩的感觉。细节堆砌的结果是让小说看起来更像是一部百科全书，被塞进大量的知识点。作家们试图在一部作品中融进社会、历史、文化的方方面面。这种复调的写作模式也是当前成熟作家写作普遍存在的现象，越是写到最后，成为经典的渴望似乎也就越强烈，作品就越繁复。近年来很多作品都有此趋势，比如《七步镇》《艾约堡秘史》《黄冈秘卷》《念头》等。这些小说很难概括故事梗概，故事类似块茎植物铺开，导致主题十分涣散，每一条故事线似乎都是主线又不完全是，多中心而无中心。

还有一些属于民族基因的审美内核被作家们延续下来，比如现实关切、悲剧意识、循环时间观等等。在中国文学史上，能够称其为经典的作品一般来说是坚持现实主义原则的，于是作家们深挖现实，深度介入生活，关注医疗、住房、教育、环保、扶贫等民生主题，但是一味局限在这些选题中而不去发散，是否真的能创造经典？正如一位批评家所言，报告文学很难诞生流传于世的作品，因为大部分作品都是应景之作，这些秉持现实主义的作品，很有可能也仅仅是一些变相的报告文学，也可归为应景之作。又比如，十七年时期的“红色经典”，无论是战争题材的“革命历史小说”或“革命英雄传奇”，还是农村题材的“土改小说”和“合作化小说”，无不闪烁着中国古典英雄传奇或话本小说的艺术光晕。从人物塑造模式到故事情节模式，再到语言风格和艺术形态，当年的“红色经典”小说既是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产物，也是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中华民族文学新经典。（李遇春 ：《“文艺复兴”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重述》，《当代文坛》2019 年第 5 期）时下很多作品就是朝向这一传统的书写，对这些作品进行效仿，比较有代表的是一些扶贫题材作品，宣传时往往会贴上新时期《创业史》的标签，这正是因为《创业史》的经典性。

因为经典的存在，作家们或向古典取经，或向西方取法，影响的焦虑始终徘徊在他们头上。很多作家在接受访谈或撰写创作谈时，都会罗列一大堆对自己产生过影响的经典作家。总的来说，是将作品从体态上打造成可流芳百世的式样，这是作家“经典冲动”的常见表现。这种比照经典的创作手法很有可能会阻断文学书写的创新，因为一些具有先锋意识或具有尝试意识的作品往往得不到认可，让文学书写基本陷入停滞状态中。可当我们回溯文学史时会发现，那些经典之作往往与自己的时代不合，在诞生之初饱受争议，经典之作有时候是一种开创性书写，而当下作家们几乎失去了创作“不合时宜”之作的勇气和耐心，最终让文学更新的脚步凝滞迟缓。

再者，作家们在作品完成后，又有一种试图人为操控经典成型的努力。经典的形成需要比较挑选，一般来说有学院经典和大众经典两种模式，大众经典一般通过“群选”产生，其模式是用投票，点击，购买，阅读观看等等形式，累积数量作挑选，这种遴选主要靠的是连接 ：靠媒体反复介绍，靠亲友口口相传，靠生活轶事报道。而学院经典更新靠的是纵组合轴上的比较操作，群选经典的更新靠的是横组合轴上的连接操作。学院经典化过程决定哪些作品被写入文学史，而群选经典化过程则决定了哪些作品成为畅销书。无论是群选经典或大众经典，无论是比较还是连接，这些作家们往往比较热衷于经典化这一过程本身，甚至有操纵的冲动和欲望。因为对经典形成的机制熟稔于心，一些作家们往往挖空心思寻求旁门左道，拉拢批评家、文学评论杂志为自己造势宣传，甚至有媒体爆出不少地方作家整日游走于各个研讨会现场，以期获得批评家的青睐，而且不少批评家也乐此不疲，形成创作与批评的同构。文学评奖对经典的塑造有着更为关键的作用，于是作家们想尽办法去运作，文学奖也频频爆出权色交易、暗箱操作等负面消息。除了关注学院经典，他们也关注群选经典，通过新书发布会、签名售书，发动亲朋好友购买，或通过地方政府宣传系统的项目购买、甚至自费购买等行为刺激销量。总之，不少作家们将本该用于创作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了经典化的过程上面，他们会觉得造就的声势越大，影响就会越大，离经典也就会越近。但事实并非如此。

真实的情况却是，当代文学过去七十年，现代文学也百余年的历史，经典依旧还是那些历史上的作品，而对当前的创作很多人并不满意，有数量无质量几乎是一种共识，这或许也与历史的距离未拉开有关，但根据那些已有经典的标准，即便时间流逝，当下的大部分作品，也很难有成为经典的可能。虽然作家们都是比照着经典去进行的书写，但是功力不够又急于求成，只能模仿皮毛而无法掌握精髓，画虎不成反类犬。怀着成为经典的创作之心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对创作不虔诚，靠人为操控经典化的过程，最终很难成为真正的经典。由此观之，当前长篇书写存在的种种局限与不足，或可归结为作家们这种“经典冲动”在作祟。近年来关于当代文学史书写的讨论不绝于耳，很多观点认为当代文学仍处于过渡时期，不宜下结论。文学史书写尚且如此，构成文学史的重要元素的文学作品的价值和历史地位也是如此，过早以经典自居并不符合“过渡”的特质。作家们抱着经典的心态和冲动进行长篇书写本来可以激励作家创作出更高质量的作品来，但是将这份冲动过分外化，甚至以此为创作的核心目标和终极追求，反而会束缚创作，无益于真正的经典诞生。

【作者系《当代文坛》杂志编辑，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