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中国当代文学领域，长篇小说可以说是一种巨型文体，所得到的关注，远远超过散文、诗歌和戏剧，也远远超过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之所以出现这样一种状况，原因是多方面的。这既和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取得了重要的创作实绩有关，也和读者们喜爱阅读长篇小说有关。有不少读者，可能会觉得没有时间去读诗，读散文，读中短篇小说，却始终有阅读长篇的热情和时间。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有的中国当代作家其实更擅长写中短篇小说，其长篇小说的写作水准远在中短篇小说之下，但是其长篇所获得的关注度又远远高于中短篇。对于许多读者来说，长篇小说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在各种文类中，长篇小说的包容性也是最强的，散文、诗歌和戏剧都很难容纳长篇小说而不破坏自身的形式，长篇小说却可以把散文、诗歌和戏剧甚至一些非文学的文本都纳入其中，使其成为长篇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上，也包括对社会生活的表现深度上，长篇小说都有其独特的优势。巴尔扎克关于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一主张，在长篇小说里表现尤其明显。长篇小说还可以是众多个体的心灵史、精神史，是特定时期的生活史、社会史。因此，要总结中国当代文学的写作实绩，进行经典化的工作，既不能忽视其它文类，也必然要重视长篇小说。

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经典化的进程，虽然一直在持续，但是也存在不少问题。我在这里主要想谈三点。

要推进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经典化的进程，首先要注意的是，研究式的重读还有待加强。对于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而言，它的经典化过程往往包含着以下的部分：现场批评式的解读、文学史的确认和研究式重读。现场批评指的是一部作品发表或出版后，批评界对它迅速做出判断和解读。由于时间的限制，这种解读很可能是直观的，不会很深入细致，也不会很客观，甚至可能存在较大的误判。而在时间距离进一步拉开后，有些作品还会得到文学史的确认。尽管当代文学能否写史一直存在争议，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实践却一直没有停止。文学史由于自身体例的限制，对长篇小说所进行的解读往往偏于宏观，在阐释上不可能做到很完整很独到。因此，在文学史之外，还需要有研究式的重读。研究式重读实际上融合了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视野和方法。就外在形态而言，它和现场批评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但是在表述方式与立论上往往比现场批评要客观、严谨，也比现场批评更多地融入了文学史的视野。因此，研究式重读对于作品的经典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在中国当代文学领域，针对包括长篇小说在内的具体作家作品的解读，有的可能已经比较充分，但对于具有经典质地的作品来说，其阐释空间永远是巨大的。比如像作家史铁生，他显然是中国当代文学领域非常重要的作家，然而对其作品的阐释一直存在不少问题。史铁生的知识结构是复合的，除了文学，还涉及宗教、哲学、科学等领域，在阐释上存在很大的难度。我在做关于史铁生的博士论文时注意到一个现象，关于史铁生的富有洞见的论文，主要是出自邓晓芒、许纪霖、赵毅衡、何怀宏、周国平等从事哲学史、思想史或理论研究的学者，还有孙郁、王鸿生等具有思想史背景、哲学背景的批评家和文学研究者之手。我在做关于史铁生的研究时，实际上主要是希望沿着上述学者所开拓的思路而有所推进，虽然博士论文已经写完，但是仍旧觉得很多问题值得去继续追问。尤其是他的《务虚笔记》《我的丁一之旅》等长篇小说，仍有待研究者进行研究式重读。除了史铁生的小说，还有迟子建的《伪满洲国》《树下》、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长恨歌》，等等，都具备经典作品的质地，但是在解读上，均留下了巨大的阐释空间。

经典化的方式还不够多元，也是长篇小说经典化过程中应该注意到的问题。长篇小说的经典化，离不开学院学者和学院批评家的参与，离不开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支持，但是仅仅局限于学院内部，经典化的工作也很难有效地开展。经典作品之为经典作品，除了意味着它经得起反复阅读，还在于它们有数量众多的读者反复重读。经典作品要进入普通读者的视野，光靠作品本身的力量是不够的，而是需要以更多元化的方式去唤起读者的关注，为他们理解经典作品提供一些路径。除了文学史的确认和研究式重读，经典作品的影视改编、关于经典作品的阅读讲座，等等，也都是经典化的重要方式。在往后，还应该重视跨媒介、新媒介的力量，以多元的方式去推进经典化的工作。

长篇小说的经典化，还需要突出长篇小说本身的当代性和个人性。经典作品往往具有超越时间限制和空间限制的质地，能够为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不同地域的读者所阅读。而每一个时代对先前时代经典的阅读，实际上都会为作品融入当前时代的视野。虽然当代长篇小说在写作时间上和当下是切近的，但是其当代性也依然会因为时代本身的加速变化而蒙上灰尘，变得不那么清晰可见。它仍旧存在着一个如何突出其当代性的问题。还有个人性的问题也值得注意。在《为什么读经典》中，卡尔维诺曾针对经典作品提出了很多种定义，其中一种是：“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我们越是道听途说，以为我们懂了，当我们实际读它们，我们就越是觉得它们独特、意想不到和新颖。”在解释这一定义时，卡尔维诺强调经典作品有这样一种作用：“它与读者建立一种个人关系。如果没有火花，这种做法就没有意义：出于职责或敬意读经典作品是没用的，我们只应仅仅因为喜爱而读它们。”（【意】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黄灿然、李桂蜜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5-6页）的确，对于一部作品的阅读而言，如果没有当下时代和个人的介入，没有当代性的诉求，没有个人性的期许，这种阅读就可能仅仅是知识层面上的，和存在无涉。这种阅读给生命本身的影响是有限的，也不能为作品本身增添魅力和活力。正如伽达默尔所说的，“对一个文本或一部艺术作品里的真正意义的汲舀(Ausschöpfung)是永无止境的，它实际上是一种无限的过程。这不仅是指新的错误源泉不断被消除，以致真正的意义从一切混杂的东西被过滤出来，而且也指新的理解源泉不断产生使得意想不到的意义关系展现出来。”（【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406页）作品意义的持续生成，实际上正是在作品视野和当代视野的交融中产生的。

【作者系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青年学者、广东省首届签约评论家、广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