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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胜时刻》表现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在开国大典前夕，驻扎北京郊区香山的半年时间所经历的重大事件，表现中共从革命政党转变为执政党所经历的抉择和部署，不仅揭秘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史实，而且也是对中共执政为民的政治初心的一种追忆和致敬。在共和国70华诞前夕公映，其政治意义和价值不言而喻。某种程度上，它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赞美诗。当年，在中国革命最困难的时候，毛泽东在其《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一文中，曾经充满憧憬地描述过未来的新中国，“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而在《决胜时刻》中，这个新中国已成为一种即将实现的既定事实。无数仁人志士所梦寐以求、所浴血奋战的人民当家作主、民族独立自强的愿望即将实现。这注定了这部影片的基调是昂扬、辉煌、生机勃勃的，它呈现的是一种新的精神、新的文化。

电影不是历史教科书，记载已经发生的事往往不是艺术的主要使命。如果说历史结果已凝固，艺术则是对已经远去的历史的激活。而艺术与历史最大的差异在于，历史更关注事，关注发生了什么和怎样发生；而艺术则更关注人，关注人做了什么和为什么做。在这方面，《决胜时刻》不仅仅是一段历史文献的影像再现，更展开了对历史中形形色色人物的艺术想象。在这方面，本片的艺术探索弥足珍贵。

影片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为故事圆心，但它却同时展开了多条叙事线索。中央书记处工作，国共合谈进程，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垂死挣扎，军事前线的战斗，毛人凤、戴鹏程和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毛泽东与毛岸英、李讷、李敏以及若隐若现的江青的家庭生活，全国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再加上虚构的警卫队长陈有富和播音员孟予的爱情，小警卫员田二桥的故事……显然，这么多的线索和界面，注定了这部影片的“非故事性”和“非戏剧性”，与其说它是具有完整戏剧冲突的故事，不如说是一部形散神不散的散文电影，与其说它是靠故事的一波三折不如说它是靠人物的栩栩如生将观众带入历史观看的视角中。而这个形散神不散的“神”，就是影片对各种人物性格的塑造。电影像一幅动态的历史大画卷，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在银幕上谈笑风生，从而也让历史片段变得鲜活生动。

在众多表现毛泽东的电影中，这部影片的毛主席形象颇为丰满。在决定重大事件时的坚定、睿智，帮助捕捉麻雀时对待孩子的那份童心和慈祥，对待同志和战友时休戚与共的诚恳，对待张治中和民主党派人士的虚怀若谷，用锦囊妙计促成身边警卫员的恋爱所体现的风趣，对梅兰芳先生的尊重所体现的艺术修养，在街边吃完北京小吃的“赖账”……许多细节都从不同维度塑造了一个更加立体的毛泽东形象，也与毛泽东当时的精神状态和生活状态高度契合。虚虚实实、自成整体。虽然扮演者唐国强与当时56岁的毛泽东有不小的年龄差距，但正是人物形象所具有的生动性，才使得演员能够超越年龄局限，抓住其人物内在特征，也成为他自认为塑造最成功的毛泽东形象之一。

与此相似，影片中许多历史人物的塑造都有新的突破。刘劲饰演的周恩来在这部作品中，改变了过去相对固化的温良恭俭的形象，他两次与老对手、老朋友张治中的唇枪舌剑，都合情合理、有礼有节，表现了在当时处境下更准确的人物本色。而马晓伟所扮演的蒋介石形象，在本片中既没有个别作品过度人性还原的矫枉过正，也没有回到过去的政治漫画，而是写出了他在大厦将倾时困兽犹斗和无可奈何的矛盾心理，而最后一刻放弃在开国大典当天轰炸天安门的计划，更是为观众留下了丰富的性格想象空间；而广受赞誉的任弼时拉小提琴的段落，将无数先驱为理想献身的精神表现得充满诗情画意。即便是影片中着墨不多的一些次要人物，如民国政府代总统李宗仁、最后自杀谢罪的潜伏特务戴鹏程等等，也都写出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和典型命运。历史云卷云舒的画卷，因为有了这些人物的点染，才有了艺术的生动性和感染力，而没有仅仅停留在对历史事实的文献展示层面。

当然，影片最重要的艺术创新之一，是虚构的毛泽东身边的几个普通人。陈有富、孟予这一对情侣形象，为多维度展示毛泽东性格提供了一面不同的镜子，展示了伟人“普通”的生活侧面和性格侧面。如毛泽东给陈有富提供“诗经”的锦囊妙计去讨取孟予的欢心；毛泽东让孟予为参会者朗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段落都是影片中的神来之笔。当然，相对而言，这两个虚构人物由于缺乏性格假定的统一性和自身行为的主动性，与那些真实的历史人物相比，反而更多地停留于功能设计的状态，自身的完整性和深刻性反而并不出彩。不过，在文学和电影史上，用虚构的普通人来带动大历史的叙述，虚构人物的功能性价值往往大于艺术价值，例如美国作家赫尔曼·沃克著名的《战争与回忆》中的维克多·亨利，也更多的是串联二战大历史的功能性角色。

更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中警卫员田二桥的塑造，应该说是影片中意外的亮点。从不认识双清别墅的细节开始，这个天真、勇敢、忠诚的青年人性格就让他立在了观众面前。因为一个梦境，毛泽东意味深长地同意他回乡探亲并让他收集从基层得到的信息；小战士申请到前线并悄悄给主席写信汇报；最后在渡江战役中英勇牺牲，毛泽东得知消息后泪流满面……领袖形象的立体，正是有了这些虚构人物的镜子才能更加充分地体现出来。这也是本片创作的一大收获。

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历史悠久、硕果累累。在1980年代以前，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大多采用传统的戏剧性叙事方式，从《南征北战》到《西安事变》，出现了许多代表性作品；思想解放运动之后，从《小花》到《今夜星光灿烂》，则受苏联电影和当时人道主义思潮影响，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从戏剧化走向了诗意化，更着重于写人情人性，甚至发展为反战主题；而1989年《开国大典》和《大决战》等一系列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的出现，则创造了一种全景式、立体化的叙述方式，确立了文献电影的创作模式；进入新世纪以后，以《建国大业》为代表的影片，则用一种片段化、细节化的叙述，开拓了一种场景化创作形态……这些影片共同推动了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的创新发展。

《决胜时刻》在某种程度上是这些创作模式的集大成者。反特线索的戏剧性，任弼时拉小提琴和田二桥护旗牺牲的诗意化，国共两党高层的片段化，政治、军事、反特、家庭、亲情、爱情多线的立体感，可以说都是对过去不同阶段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模式的继承。但在本片中，这所有不同的创作手段又都共同汇聚在对人物的塑造上。创作者努力在造型上、心理上、性格上、语言表达、行为动作，甚至面部微表情上，找到每个人物可识别的“惟一性”。无论是历史上有名有姓的大人物，还是创作出来的虚构人物，这种形形色色人物的“惟一性”，使得影片中的历史场面有了人的鲜活性和生动性。对历史人物的想象，使得本片在继承过往革命历史题材经验的同时，获得了艺术上新的突破。

当然，也正是因为影片集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经验之大成，所以出现了一些风格不统一的痕迹。例如，反特的戏剧性线索不够完整；两位年轻人的爱情故事缺乏新意带来人物形象的单薄；领袖人物的性格特征还是留于表层性，客观上使得人物缺乏更结实的时代力量，也缺乏心理和行为的深刻动机。如何将戏剧性、诗意化、文献性、以人为本有机、完整地融为一体，或者在某个向度上更加单纯，有所为有所不为，还是一个需要继续探索的创作难题。革命历史题材电影未来的突破，更在于如何用美学的方式真正去理解和表达历史人物的深刻性、复杂性以及时代的制约性和个人命运感。而这种史诗性创作的出现，需要的既是创作者的坚持和才能，更是时事所营造的整体的艺术想象和艺术创作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