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影流变中的国家像册
纪录片一直被用来记录和表征自然、历史和社会现实，作为极具现实观照意识，以真实性为灵魂的“影像意义系统”，它“将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了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
党领导下的人民纪录片事业发端于延安时期成立的延安电影团，并在新中国成立后深受重视。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纪录片事业总体保持了与国家同行、与时代共进的优良传统，并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
冉冉升起的新中国
1949年10月1日，随着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向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新中国纪录片事业伴随共和国的诞生迎来第一个高光时刻，那便是对开国大典的记录。
当时国内摄制技术和设备比较落后，基本上还都是黑白片。1949年9月初，中央电影局决定邀请苏联摄影队帮助中国拍摄彩色纪录片。在新中国成立前夜，由苏联格拉西莫夫和瓦尔拉莫夫分别领导的两支摄影队来到中国，与中方摄影师徐肖冰、吴本立等人会师，共同加入到开国大典的拍摄中，当时的分工是苏联摄影师拍摄“五彩片”，中方拍摄黑白片。延安电影团走出来的资深摄影师徐肖冰当时手拿一台轻便的埃摩摄影机，在城楼上激动地游走抓拍，生怕遗漏任何一个精彩瞬间。据徐肖冰回忆，为了拍到毛泽东主席的中近景，他甚至跨过天安门城楼的护栏。而这一幕被一直关心和关注电影事业的周恩来总理看到，再三提醒他要“小心，注意安全”。
那是一次30万军民共同参与见证，令世界瞩目的盛会。徐肖冰等人拍摄的影像，被制成了44分钟的文献纪录片《新中国的诞生》，该片从筹备新中国成立的第一次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切入，全方位、多视角展示了开国大典的历史盛况，具有极其珍贵的史料和文献价值。而苏联摄制组在华拍摄的五彩影像，被编入与中国合拍的《解放了的中国》《中国人民的胜利》两部大型文献纪录片中。时至今日，这些影片残存的画面素材仍旧时常从岁月中被打捞使用，历久弥新。
如同开国大典现场天安门城楼上中苏早期纪录片人的密切配合，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纪录片创作观念很大程度上因循了苏联模式。列宁关于新闻片“形象化政论”的思想在中国开花结果，纪录片被视为“形象化的政论”、“形象化的党报”。
那是一个新闻纪录片时代，新闻片跟纪录片的界限还是模糊的，电视在1958年呱呱坠地，但远未普及，纪录片更多是“属于”电影的。新闻纪录片在当时扮演了重要角色，新闻简报深入人心，一批从炮火中历练出来的摄影师紧跟时代脚步，抢拍了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记录了新中国最真实的社会表情。
1958年5月1日，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北京电视台成立，电视媒介开始在新中国真正登场。如同电影一样，建台初期，纪录片与新闻片没有严格的界限。当时的北京电视台新闻组兼有摄制电视纪录片的任务，组里给创作人员制定了每人每月“两长八短”的拍摄任务，长的大多“成了”纪录片。并且当时很多电视纪录片，也都是从新闻片中选取素材，围绕一定主题进行综合编辑而成。
在开播当年的国庆节，电视纪录片第一次发挥出了自身有别于纪录电影的特长。1958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9周年庆典活动。当天，北京电视台制作播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9周年庆典纪实》，这是我国第一部记录国内重大庆典活动的电视纪录片，当天拍摄，当天制作，当天播出。当然，这部20多分钟的纪录片，实际上是一部未经配音和拷贝的编成样片。当时为了赶播出，在暗室里，人们用搪瓷盆手工冲洗黑白反转片，然后挂在自制的木架子上晾干，逐段剪辑、送审。当晚播出时，几部录音机分段配音，播音员对着画面进行现场解说。制作方式可谓粗糙原始，但却保证了当时的电视观众第一时间看到庆典盛况，电视的时效性优势初显。
除了国庆大典的高光时刻，在新中国最初的岁月里，早期的记录者用镜头为新生共和国的进步和发展留下了珍贵的影像注脚。我们从《红旗漫卷西风》《抗美援朝 第一部》《解放西藏大军行》等影片中看到新中国军事领域的胜利凯旋，从《亚非会议》《祝贺》中看到外交方面的可喜突破，从《万象更新》《伟大的土地改革》《大庆战歌》《第一辆汽车》《长江大桥》《征服世界最高峰》《红旗渠》《成昆铁路》中感受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如火如荼，从《欢呼我国发射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我国成功的进行一次新的氢弹试验》《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中体会到“两弹一星”的辉煌成就，从《大庆铁人》《光辉的榜样——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中看到英雄楷模的奋斗身姿，也从《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中感受到纪录片人的骨气和对时代的忠贞不渝。这些影片记录了一个立体真实、冉冉上升的新中国形象，构成我们对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的最初记忆。
人文意蕴的新时期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它深刻改变了中国，中国的文化事业也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下进入新的阶段。这一时期，思想观念的开化迅速转化为社会的变化，敏锐的纪录片人迅速对春潮来袭的系列变化及时捕捉。对于改革开放的话语呈现，是这一时期纪录片的重要内容，数量和题材也都极其丰富。从表征国家发展、社会变化，到对时代变革思考，乃至对变革时代中人的观照，纪录片都是一个积极的记录者和阐释者。
20世纪80年代最重要的一次国家仪式，当属1984年新中国成立35周年庆典活动，当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国庆大阅兵。当时一部名为《国庆阅兵》的纪录片曾配合国家外宣活动在我国驻外使馆等海外地区放映，取得不错效果，推动了制片厂对外宣片的摄制。
在记录和呈现新中国成立35周年大庆的纪录片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当属陈光忠编导的《我与祖国共命运》。该片以第一人称的手法，通过不同人的不同感受，多视角呈现了国庆阅兵与群众游行活动。片中的“我”既是具体的个人，又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交织，巧妙地表达了影片主题。影片诗意化的表述手法一改上一时期新闻纪录影片的形式桎梏和话语方式，人的因素被突出和放大，上世纪80年代浓郁的人文气质与爱国热情氤氲其中。作为曾在1954年就创作出《永远年青》的影像诗人，陈光忠在新时期完成了“美的三部曲”《美的心愿》《美的旋律》《美的呼唤》，以及堪称80年代初的代表作品《莫让年华付水流》。一如《莫让年华付水流》中同名主题曲所唱“趁风华正茂，莫让年华付水流”，它饱含了对青年的期许，也是对新时期的隐喻。
改革开放促进了思想解放、文化繁荣，人们的爱国热情、求知欲望、奋发图强的民族精神和乐观主义情绪被激发。这一时期参与纪录片创作的大多是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他们纷纷将目光转向丝路、长江、运河、长城等具有民族象征意义的文明遗存，借纪录影像踏上文化寻根之旅，以此唤起民众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认同。
这种改变同时伴随着国门打开，在国际合作与碰撞下产生。1980年，中国电视历史上第一部大型电视系列片《丝绸之路》播出，为中日合作完成。此后的《话说长江》《话说运河》更是创造了中国电视收视奇迹。《话说长江》收视率曾一度高达40%，主题曲《长江之歌》至今广为传唱。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创作环境进一步开放，技术革新以及国外多元创作观念的涌入，使得这一时期的纪录片呈现出话语方式和美学上的革新。1991年，纪录片《望长城》将同期声、现场体验采访和跟踪记录等纪实主义手法大规模引入到影片创作，这一新的美学形式让人眼前一亮。1992年春节刚过，首都新闻界、电视界专门召开了一次大型研讨会，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周传基在会上激动地一拍桌子说：“我终于看到中国自己的纪录片了，《望长城》颠覆了中国的电视纪录片。”
技术和观念共同作用下完成的影像语言的纪实化，同时确立了90年代“真实就是纪录片的灵魂”的价值命题；作为被关注主体的人从抽象的人民具体化为一个个普通个体。这种与国际日益接轨的美学观念也让中国纪录片与世界走得更近，《沙与海》《最后的山神》《龙脊》《八廓南街16号》等先后拿下一个个国际大奖。在90年代极具作者性的本体美学探索与人文主义拓展的创作趋势下，纪录片离“社会边缘”更近，但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与主流大众的脱节。
市场逐浪的新世纪
世纪交替的几年注定是不平凡的，在这期间，我们迎来了香港、澳门回归，迎来改革开放20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的庆典，中国在新世纪初加入世贸组织，进一步融入世界，北京申奥成功重燃了民族激情和自豪。在这一个个历史时刻，纪录片人记录下来激动人心的场面，并且用一部部气势恢弘的作品为时代作出脚注。
国庆节作为具有重大社会、时代意义的事件和节日庆典，是社会公共领域集体记忆的高光点。纪录影像在保存和建构民族国家记忆方面，“国庆”是一个重要的叙述对象，不同时期纪录影像对于国庆节的记录与建构也折射出一个阶段的社会文化气质和价值取向。
进入新世纪，风华正茂的中国已经有了丰富的纪录影像文献储备，更加有了建构大型文献纪录片的底气。2001年，文献纪录电影《国庆纪事》精选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天安门广场国庆盛典中的珍贵历史瞬间，围绕国庆节发生的鲜为人知的故事，浓缩成具有史料性、观赏性的影片，反映了共和国半个世纪走过的风雨历程，成为一部民族史诗。
这一时期，市场经济改革的浪潮进一步辐射到电视媒体，“收视率”和“市场”成为频繁出现的词汇。作为上个世纪市场化程度不高的纪录片行业也开始向主流和市场靠拢。一方面关注主流社会生活，另一方面探索市场化生存道路。
这一时期一个重要的创作趋向是面向社会主流的大片化、精品化产品开始回归。《百年中国》（2000）、《晋商》（2003）、《复活的军团》（2004）、《故宫》（2005）、《大国崛起》（2006）、《新丝绸之路》（2006）、《再说长江》（2006）、《圆明园》（2006）、《森林之歌》（2007）、《昆曲600年》（2007）、《复兴之路》（2007）、《香港十年》（2007）、《颐和园》（2008）、《大师》（2008）、《水问》（2008）、《筑梦2008》（2008）、《澳门十年》（2009）、《公司的力量》（2010）、《华尔街》（2010）、《外滩佚事》（2010）、《汉字五千年》（2011）、《郑和下西洋》（2011）、《走向海洋》（2011）、《舌尖上的中国》（2012）等在制作水准、思想深度、社会责任、文化格局上都堪称精品力作的纪录片产品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捍卫了纪录片在电视媒体中岌岌可危的地位，维系了公众对纪录片的认知，有力提升了电视品质和品位，对泛娱乐风气弥漫的文化格局产生了积极影响。从更深层次的文化视角看，这些大片对民族历史文化、对时代深刻阐释的背后，映射的是一个复兴中的民族逐渐回归的文化自觉意识和更加自信从容的姿态，以及从浩瀚无垠的历史和当代实践中汲取自强精神基因的初心。
“市场”和“社会责任”两个因素的引导，使得这一时期的中国纪录片呈现出一系列的变革：纪录片从“老少边穷”走向纷繁的社会现实生活；从个人化的孤芳自赏走向大众传播；从小作坊走向栏目流水线；从谨守直接电影式的清规戒律走向拿来主义。市场话语权开始显现，主题和视角更加多元，中国纪录片也在国家与世界的深层连接中进一步走向国际。
繁荣奋进的新时代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一系列庆祝和献礼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开展。国庆节临近之际，精心修复后的开国大典部分珍贵彩色影像在历史传记电影《决胜时刻》和全俄国立广播公司为庆祝中俄建交70周年制作的系列纪录片《中国的重生》中重新曝光。中央档案馆也公布了以俄罗斯联邦档案部门提供的开国大典彩色影片为基础剪辑制作的12分钟的开国大典影像档案，这是迄今为止公开的关于开国大典时间最长、内容最完整的纪录影像。
这些色彩斑斓的历史画面是70年前天安门城楼上的中苏摄影师留下来的。毛泽东、周恩来等领袖在画面中神采奕奕，场面热烈壮观，让观众恍如亲临盛事。许多观众纳闷究竟是谁演的毛主席那么像，直到被告知，画面中的人就是毛主席。历史现场不再囿于搬演，它穿越时空扑面而来，这是纪录影像雕刻时光的魅力。
新时代以来，执政党和国家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正在引发全领域深刻变革，纪录片作为时代的晴雨表，新时代中国梦语境下的一系列国家、社会变化也深刻体现在这一时期中国纪录片的观照内容上，其自身所承担的功能和蕴涵的价值，以及由此建构而出的身份气质也发生转变。
近年来纪录片佳片不断，《将改革进行到底》《习近平治国方略：中国这五年》《辉煌中国》书写着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伟大实践；《本草中国》《我在故宫修文物》《如果国宝会说话》建构着新时代的文化自信；《乡村里的中国》《我们这五年》《拉林河畔》《小岗纪事》诉说着老百姓的生活百态；《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同命运》重新想象着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航拍中国》《超级工程》《创新中国》《港珠澳大桥》让民族自豪感的表达从对广阔人文地理的吟咏走向大国重器；《苦难辉煌》《不能忘却的伟大胜利》《百年潮·中国梦》《外国人眼中的南京大屠杀》《筑梦路上》《东方主战场》《长征纪事》《我们一起走过——致敬改革开放40周年》《必由之路》《我们走在大路上》用纪录影像凝结民族记忆，提醒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整体而言，这一时期的中国纪录片在产业体量上渐成规模；在价值归属和功能诉求上重新回归主流；在服务和关照的观念上兼具国家、市场与社会责任意识；在话语权和话语方式上为国家话语主导，市场话语更加开放且更具活力；在内容形态和主题表征上更加多元；在传播对象上走向年轻化、公众化和国际化；在传播方式上更具多样化、融合化、互动化；在依托媒介上从电视一家独大向电视、新媒体、电影院线三极传播变革。
打造中华民族的“记忆共同体”
正如智利纪录片导演顾兹曼所言，“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纪录影像在保留一个国家、民族、社会的共同记忆方面的优势无疑是得天独厚的，这是纪录片多元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历史和现实世界日益被把握为图像的时代，它无疑是最好的记忆媒介。
1911年，一个叫朱连奎的魔术师奇幻性地让纪录片和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事件辛亥革命联系在一起，拍摄了《武汉战争》，中国纪录片从诞生起就跟国家民族命运交织。此后百余年来，中国纪录片以特有的题材类型、风格美学和话语方式，在电影银幕、电视屏幕、乃至如今的新媒体平台，展现中国社会变迁，见证中国人的生活与情感流变，建构着国家、民族和社会记忆，重塑着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与身份认同，想象着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也成为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情感和记忆载体。但是，如今这些纪录影像多数都被束之高阁，整理出来的影像文献相对中国纪录片史上浩瀚的文本创作可以说是九牛一毛。
2018年，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纪录片导演夏蒙（笔名）在全国两会期间提出了建设国家影像档案的议案，意在“要让后人知道，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是怎么样为建设一个更好更美丽的中国在努力奋斗”。
建立国家影像档案，凝结国家记忆，功在当下，利在千秋。对此，西方发达国家已有来自国家和社会层面的多方实践。新时代的中国需要对作为文献和国家民族记忆的纪录影像，确立有效的建设、保护、传播机制，以此来建构国民认知，凝聚社会共识，打造中华民族的“记忆共同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