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要说自己是在“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长辈人会取笑我。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毛孩子，“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们的生活比蜜甜”，哪里还有“干革命”的机会？！但是，从太行山里走出来的同龄人，大抵是能理解我的说法的：孩提时代，我们好像一直混在八路军、解放军的队伍里，模仿战士们行军、站岗、射击的姿态；没有实战机会，我们就三五成群地玩“捉汉奸”“埋地雷”的游戏，或者站在垒过炮楼的地基上，一手叉腰，一手高高地举着高粱秆扎的“手枪”，大喊：“为了新中国的胜利，冲啊！”

抗战胜利了，解放战争打完了，新中国成立了，抗美援朝战争打完了──到我懂事的时候，这些战争已经进入教科书，但我们这帮孩子们仿佛从未离开这支并没有真正见过的“革命队伍”。那时流行看小人书，《狼牙山五壮士》《王二小》《小兵张嘎》《鸡毛信》几乎人人看过，画页中英勇跳崖的五勇士、不怕牺牲的王二小、机智勇敢的小嘎子，成为我们的“英雄谱”被顶礼膜拜──直到今天，他们不仅活在太行山中，也活跃在我的心灵世界里──由于特殊的机缘，那位在全国有着广泛知名度的白求恩大夫，是“英雄谱”中最重要的成员之一。

我初中毕业那年，校门外县城十字街的中心点上新塑起了一尊黄灿灿的铜像，身材高大，神色凝重，高鼻卷发，身披大衣──尤其那件大衣，在当地方言里被叫做“大氅”，它总使我想起小人书上杨子荣穿着的那件“英雄氅”──铜像身披大氅，很像是形色匆匆地行走在山间小路上。

全县人都知道，这尊铜像的真身叫白求恩，一个外国医生，他的“坟地”在“山上”的军城镇。

河北省唐县曾经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重要防区，从县城向北越过现在的京昆高速路，到白合镇往北进入深山区，被习惯地称作“山上”，当年那里是八路军子弟兵的安全堡垒。在唐县，你要问谁是现任的县委书记、县长，不一定人人都知道，但是你要问到“白求恩”，尤其在“山上”──没有人不知道，而且对白求恩的了解，并不局限在《纪念白求恩》这篇全国人民都熟悉的文章所提供的“高度”上，而是有具体的故事和温暖的细节，年龄稍长一点的人，都能讲出关于“洋大夫”的几个故事来，我印象最深的就有一个白求恩大夫借“消毒锅”的故事。

当时晋察冀军区驻地在唐县和家庄，白求恩在相距不远的牛眼沟村创办了晋察冀边区卫生学校──这所学校后来发展成了位于长春市的白求恩医科大学，也就是现在的吉林大学白求恩医学部。当时物资匮乏，医疗器械稀缺，只能土法上马、以土代洋解决现实问题。有一天，白求恩让勤务员去村自卫队队长家借个小铁锅，“白大夫又不自己做饭，借锅干啥？”队长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才搞明白，铁锅是用来煮注射器、针头、手术刀剪镊子的，这口锅在治疗伤员过程中发挥了大作用。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医院随部队转移前，又把这口小铁锅送还给了队长家，队长将这个土“消毒锅”当作宝贝一样珍藏下来，现在已经成了革命文物被陈列在纪念馆中。

之所以对这个故事印象深，是因为里面有两个使我感觉特别亲切的元素：一是铁锅，家家都有铁锅，童年时我听到这个故事，便常常想那口“消毒锅”是否跟我家的小铁锅一样？还不止一次端详过自己家做饭的铁锅，“脑补”过用它们煮医疗器械的场景；二是那个自卫队队长名叫“黑蛋”，在太行山区，流行给孩子起赖名才能保平安的习俗，所以几乎每个村子里都有个叫“黑蛋”的人，每次听到这个故事，我总是把队长和我们村的黑蛋联系起来！这个故事用方言讲出来，别有一番“土”味──连同白求恩留在老区的其他故事，被讲得次数多了，白求恩就成了像邻居或者亲戚那样熟悉的人，常常在日常言谈中被提起。

1939年10月，白求恩在涞源摩天岭前线做手术时，被伤员碎骨（一说被手术刀）划破了手指，后来在给另外一名伤员做手术时发生感染，败血病毒侵入体内，11月21日凌晨病逝于唐县黄石口村，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白求恩病逝后，军区交通队迅即将遗体伪装成重伤员，急行军五天转移到于家寨村。在这里，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亲自为遗体净身并装殓后葬于该村──我曾在不同的出版物上，看到过聂帅向遗体告别时的照片：白求恩的脸庞瘦削，面目沧桑，白种人的大鼻子突兀地伸挺在遗容上。为防止坟墓被日军破坏，白求恩在于家寨的葬地不立坟头，并成功地躲过了三天后的日军“扫荡”。18天后，白求恩的棺椁被起出，迁葬于军城南关古阅兵场边，并召开了万人追悼大会。即便如此，边区军民仍然觉得未能道尽对白求恩的缅怀之情，随后又历时4个多月，在古阅兵广场中央修建了规模宏大的陵墓，并立了汉白玉像。1940年6月21日，聂荣臻为白求恩雕像揭幕，并将棺椁迁入新墓中，边区万余名军民再次集结，纪念这位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令人愤慨的是，1942年日寇发动“五一”大“扫荡”，炸毁了这座战争年代晋察冀边区规格最高的建筑物，但棺椁幸存。新中国成立后，白求恩灵柩迁往了位于石家庄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并经历过从侧位到中心位置的迁葬过程。

白求恩陵墓的变迁和对白求恩精神的纪念，映照出的是他在根据地人民心中不可动摇的位置。

在唐县军城镇，老百姓把位于晋察冀军区烈士陵园内的陵墓旧址，称作白求恩大夫的“坟地”，是在心里给了他一个家乡人的归属和身份。上世纪70年代，县里建立了小型的纪念馆，用以纪念白求恩和在他牺牲之后的1940年来到唐县，并同他一样将生命留在这片土地上的印度医生柯棣华；1986年11月，在县城北部的钟鸣山下，白求恩柯棣华纪念馆新馆落成，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题写了馆名，如今已成为著名的红色教育基地。

真正的英雄可以战死沙场，陵墓也可以被对手炸毁，但精神之像却永远屹立在人民的心中──更何况，在白求恩高明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下存活下来的人，至今还在用后半生的幸福生活诠释着英雄精神的伟大。

今年夏天，我随河北省作协创作采风团来到易县，采访狼牙山五壮士的事迹。不期然却有了另外的“奇遇”──见到了一位接受过白求恩亲自治疗的老人。在易县石门村，84岁的赵桂珍老人住在女儿家，刚一见面，我就看到老人颌下和脖子上有明显的疤痕，看得出是由于年深日久的外伤形成的。

“我被狼叼了，咬在脖子上，褂子也被狼撕了。我爹把我送到甘河净找白医生，白医生给我治伤。伤好了难看呀！白医生跟我爹说，回家后去山上找小叶兰（一种草药），磨成面，用细箩筛了，敷在伤口上。我就这样活过来了。”由于年事已高，老人说话并不流畅，但感情炽烈，每一句话都拉长了声音才能讲出，而每一句话仿佛都是从心窝子里冲出来的，讲到动情处就痛哭失声。在老人断断续续的讲述中，我们才明白了：她是在白求恩大夫的救治下才活下来的！

白求恩随晋察冀军区部队转战在阜平、涞源、易县和唐县等地的抗日战场上，不仅挽回了许多革命战士的生命，同时，他也和部队医院的医生们一道，在缺医少药的年代为边区百姓看病疗伤──“洋大夫”也成了那时这一带百姓心目中能够起死回生的“神医”。我结合一些资料，又通过赵桂珍老人的讲述，大致还原了那场惊险的遭遇和“不幸之中的万幸”经历：

1939年秋天的一个早晨，距离易县甘河净三公里处的北桥子村，一条饿狼将赵家五岁的小女桂珍叼走。正在做饭的母亲听到哭声迅速赶来，见到地上的鲜血顿觉大事不好，于是大声呼救，桂珍的哥哥拿起棍子出门去追。饿狼看到来人，将小桂珍丢在地上逃之夭夭。而此时的她颈颌部位已被咬穿，鲜血淋漓，生命垂危。太行腹地，山高林密，交通闭塞。这件事如果发生在1938年之前，小桂珍断无生还之理。但此时，晋察冀一分区医院就驻扎在易县甘河净，那天，一位名叫白求恩的“洋大夫”正在这里为伤员做手术。

时隔多年后，一位叫余保成的采访者，访问当时任一分区卫生部手术室卫生班班长的高金山时，记录下了下面的情况：

“正在紧张地为一位腹部受伤的战士做手术的白求恩大夫，听翻译告诉他说求救的是一位被恶狼咬伤的小女孩，且生命垂危。白大夫闻讯后，当机立断，决定亲自进行手术抢救。白求恩大夫当即把一分区卫生部手术室主任王道健招来，替他完成战士善后手术工作，自己立即投入了抢救农家幼女的手术工作中去……此刻，幼女颈部鲜血直流，咬伤的小洞冒着气泡，经白大夫细致检查，清洗血污后，又及时对幼女的伤口进行了止血、气管缝合手术，敷药包扎后，又为幼女注射了抗毒狂犬菌疫苗。经过近一个小时紧张的抢救，终于将这个幼女从死亡线上挽救回来。术后，白大夫又让小桂珍留在边区医院观察调治。之后，白大夫每天坚持几次到病床前查看幼女的伤势恢复情况，他不顾连续手术、超负荷工作的疲劳，一会儿问小桂珍疼吗？一会儿询问孩子的家长有何要求。同时，他还反复嘱咐卫生员要精心看护这个农家幼女。在白求恩大夫的亲自关心下，赵桂珍很快痊愈，恢复健康。”

白求恩1938年3月来到中国后，6月已到山西参加战地医疗工作，7月到冀西参加晋察冀军区卫生机关的组建和领导工作，8月起担任军区卫生顾问，至1939年11月病逝，期间不到一年半的时间，他救过多少伤病员，做过多少台手术，已经难以准确统计，但相关资料记载的关于一个时间段的统计数字，可以作为参考例证：“白求恩1938年11月底到雁北前线，两昼夜做手术71次；次年2月，他率领‘东征医疗队’到冀中地区进行战地救治，冒着日军炮火的巨大威胁连续工作69小时，成功为115名伤员进行手术。据不完全统计，从1938年11月到1939年2月，白求恩在4个月时间里连续行军1500华里，做手术315次，指挥建立包扎所和卫生室13处，救治伤员1000多人，并在这一过程中发明了‘卢沟桥药驮子’和‘白求恩换药篮’，建立了战地救护的有效机制。”

数字尽管是枯燥的，但是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人命关天的严峻现实。如此的工作强度，在和平年代都是难以想象的，还原到战火硝烟的战场上，其难度可想而知，但是白求恩做到了。当年的随行护士琼·尤恩，在自述中的记载更佐证了白求恩工作的困难和他的在其中的重要性：“除了几种必不可少的东西，医疗站其实并没有任何设备。磺胺类药品从没有听说过，青霉素那时还没有发明，能用上的都是土药。医疗站有大批乙醚和普鲁卡因粉。我于是教吴先生（中国医生）配置溶剂，制蒸馏水，还教他按照白求恩大夫的方法割取生鸦片供皮下注射使用。”

白求恩柯棣华纪念馆新馆落成时，与加拿大的白求恩纪念馆签约结为姊妹馆。我曾作为学生代表观摩过整个签约典礼。多少年过去了，仪式上双方互赠纪念馆建筑模型的场景，时常浮现在我眼前──那时少年无知的我曾疑惑不已：白求恩是为中国人民牺牲的，为什么外国也要纪念他？当然这个疑问现在早已豁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全人类的事业，在这场战争中为维护正义而牺牲的人是全人类的英雄。加拿大白求恩纪念馆系加拿大政府回购白求恩家族旧居后建立，按照19世纪白求恩在此居住时的陈设布展，这座纪念馆已经被列入加拿大国家文化遗产，而白求恩家乡的中学以及加拿大约克大学的医学院，都以他的名字命名──在中国，除了上文提到的白求恩医学院外，位于石家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以及在唐县人民医院基础上建立的唐县白求恩纪念医院，都是白求恩精神的纪念者、继承者和传播者。

英雄不老，英雄不逝，只因为他们是英雄──我回首自己的“革命斗争”经历，有“英雄谱”中的英雄们一路陪伴，人生就少了迷茫和遗憾。而我从少年懵懂已至中年不惑，但英雄们仿佛从未离去，依然身形矫健地在万山丛中疾行……

（作者本名于忠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网络文艺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作协特约研究员，现居保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