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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凸凹《生门》的苦难叙事

来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5期 | 孙谦  2019年09月25日15:43

内容提要:苦难是现代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文学中的苦难叙事之所以重要,一方面由于它展现了人类社会在现代历史进程中所遭遇的磨难,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人在与苦难抗争中所显示的精神力量。凸凹的长篇小说《生门》对苦难进行了多维探寻。小说对饥饿造成的生存苦难的书写表达了作家对饥饿与人的权利关系的思考;对人性苦难的书写,体现了作家对苦难本质与人性之恶的反思。谢亭云、翁七妹等女性形象则体现了女性对苦难的独特承受方式以及女性对苦难的救赎。

关键词:凸凹 《生门》 饥饿 生存苦难 人性苦难

文学与苦难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特别是对于20世纪中国历史来说,苦难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历史的本质。苦难也因此成为现代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无论是以拯救国民灵魂、医治民族创伤为主旨的五四文学,还是发端于“伤痕”文学的新时期文学,都呈现了关于苦难的多样叙述。文学中的苦难叙事之所以重要,一方面在于它展现了人类社会在现代历史进程中所遭遇的磨难,从而为现代政权的合法性提供了明证;另一方面文学通过对人类苦难的书写完成了对历史反思,给人以巨大的精神震撼力。因此,文学中苦难书写说到底是文学想象与历史的关系问题。与以重大历史人物和政治事件为核心的历史叙事相比,文学着力突显的是苦难本质以及人在与苦难的对抗中所遭受的心灵创痛。从这个意义上说,凸凹的《生门》虽然没有展现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但却集中呈现了个体在苦难的历史境遇中,特别是饥饿的生存处境中,个体所经历的生命伤痛,从而使其关于苦难的叙述具有独特的精神力量。

小说以京西后岭为描写对象,展现了这个偏远的村庄从20 世纪50 年代到70 年代所发生的变迁。时间跨度虽不大,但是其间中国发生的“大跃进运动”、饥荒、反右运动以及“文革”,却无一不对后岭人的日常生活构成冲击。小说首先呈现的是由于粮食匮乏所引发的饥饿乃至饥荒给后岭人造成的生存困境。与人类其他行为相比,食物之于人类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它既能满足人最基本的生理需求,维持生命机体的正常运转,又集中体现了特定社会的生产与组织方式,而且关系到个体生命安全、权利保障与理想实现。鲁迅曾说:“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①新时期之初,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中有大量关于饥饿描写的作品。作家借助对饥荒造成的民间苦难的书写来实现对极“左”政治的控诉。文学中的饥饿书写体现出较为明确、单一的意识形态诉求。至于饥荒中个体的挣扎与困苦,小说中是语焉不详的。饥饿虽然成为一代人永难忘却的记忆,但是作家并没有以个人的体验与经验激活那段历史,更没有以思想与艺术之光去烛照被遮蔽的历史。

与以往作品中过分流露的以饥饿书写来表达意识形态诉求不同,《生门》真切地还原了饥饿这一极端生存处境中个体的生命状态,既展现了普通生命个体的困顿、挣扎与无助,也表达了作家对人生命尊严的思考。翁上元一听说集体食堂吃捞面,先把自己吐空了,吐成一条装裹捞面的口袋。因为吃下了过多的捞面,他整整坐了三天三夜。饥饿造成的肠胃对食物的强烈渴望与饕餮给身体造成的巨大痛苦形成强烈反差,印证了“‘食物的记忆’与一般的记忆不同,它属于‘被沉淀于身体的记忆’”②。翁上元的妻子刘淑芳为了解决一家人的吃饭问题,不惜以身体为代价向翁息元借粮,这成为翁上元、刘淑芳之间永难消除的阴影。为了消除女儿、女婿的情感隔阂,刘淑芳的父亲刘老爹甚至以跳崖来替女儿赎罪。古人说:食色,性也。食物与性的满足都属于人的基本生理需求。但由于受中国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男权文化思想的影响,女性往往作为男性的消费对象或食物而存在,所谓“秀色可餐”则直接表明女性的美色与食物的价值是等同的。因此,女性与食物之间存在着某种隐喻意义上的重合。这种重合意味着当饥荒发生时,女性要比男性承受更多的苦难折磨与生命凌辱。饥荒中刘淑芳以身换粮又遭抛弃,折射出女性作为社会交换系统中的“物流”③对象所隐含的男权意识对女性生命尊严的侵害。

如果说通过女性与饥饿的纠葛呈现了小说对饥饿造成的苦难的性别化言说,那么翁息元这一形象则体现了作家对饥饿、权力与人性之间的复杂关联的思考。

无论从身份、身体特征还是命运来看,翁息元与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中的李铜钟有许多相似之处。从身份看,李铜钟是李家寨的党支部书记,翁息元是后岭的生产队长兼支部成员,两人都是粮食的管理者。从身体特征看,两人都有残疾。李铜钟在朝鲜战场光荣负伤,装着斤半重的假腿为群众奔波要粮。翁息元则在保卫粮仓的过程中被群众打断了脚脖子,落下残疾。从命运结局看,李铜钟为了拯救李家寨濒于饿死的群众擅自向粮站借粮,被定为哄抢国家粮食的首犯,最终因过度劳累与饥饿死去;翁息元则因为到原岭为后岭群众借粮劳累致死。但是,两者之间的差异更耐人寻味,从中我们可以管窥到不同时代作家对饥饿书写方式的不同以及背后所隐含的对人的主体性建构的差异。上个世纪80 年代《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因为题材的特殊与作家对农民命运的关注,引发了强烈反响。但总体上看,小说对饥饿的书写基本上还是在围绕着政治—国家话语的叙事展开,将饥荒的原因归于基层领导者的素质问题。其饥饿书写主要围绕着两种道德理念的冲突与较量展开。李铜钟正直无私、舍生取义、坚定忠诚与“带头书记”杨文秀为代表的“左倾”势力的敷衍塞责、追名逐利对比鲜明。饥饿造成的苦难场景虽有涉及,但是苦难更多是为了反衬出极“左”政治的荒谬,彰显党领导人民斗争的英雄气概。对“拨乱反正”的意识形态的迎合,最终淹没了受难的英雄性格复杂性的探究。与李铜钟相比,同为粮食掌管者的翁息元则体现了人性的复杂性与矛盾性。身为后岭的生产队长,翁息元身上不乏责任感与正义感。大旱之际他率领群众种萝卜度荒;为了保卫粮仓,他被村民打断了三根肋骨与脚脖子;为了保证粮车安全到达后岭,他劳累过度,最终内脏破裂致死。但翁息元的干练、质朴中又透着些许狡猾与邪性。当后岭发生饥荒时,他以粮食为砝码与女性进行交易。西尔维·布吕内尔曾经指出,“谁控制了食物,谁就掌握了权力。把一部分人口长期置于食物严重不足的状态就可以达到控制他们的目的”④。翁息元以粮食控制女性的身体反映出他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不惜制造出新的苦难。小说由此淋漓尽致地展现了饥饿、权力与人性之复杂关系。另一方面,翁息元虽因保卫粮仓被村民殴打致残,但这并未泯灭他作为一个人的良知。当众人沉浸于批斗地主婆谢亭云的兴奋中时,翁息元出于义愤说出娶她做老婆的话,并践行了自己的诺言。他与谢亭云患难中建立起的感情成为他劫后余生的精神支撑。翁息元这一人物形象,反映出作家对饥饿造成苦难的思考已经走出了苦难宣泄与政治的控诉,而是深入到人性的腹地,揭示出人性的变异与苦难的关系。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价值体系,与时代的强力相比,个体注定是无法摆脱被裹挟的命运。这似乎已经成为我们进行历史反思的前提。因此,当我们进行历史反思时,我们经常会把矛头指向时代、指向命运,而唯独缺乏对自我内心的审视。但个体的道德如果不足以抑制人性之恶的涌动,那么人性中的恶魔性因素终究会在某种触媒的诱导下弥漫而成某种社会情绪。《生门》虽然只是选取了乡村政治运动的几个片段,但小说对极“左”政治与人性幽暗面之间的关系显示出敏锐的洞察力。

与众多善良、隐忍的后岭女人相比,凌文静,这位随翁送元从城里回后岭的女人,更多地体现出以嫉妒、贪婪、虚伪、阴冷为主的性格特征。凌文静先是在机械厂抓运动,她把机械厂搞得乌烟瘴气的同时,也让自己成为孤家寡人。运动失意后,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她嫁给了翁送元并回到后岭。她之所以策划、并组织对地主婆谢亭云的批斗,一方面是出于强烈的政治欲望,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嫉妒心理。谢亭云虽然被定为地主婆,但是她的清秀、利落以及不卑不亢的态度让“城里人”凌文静黯然失色。这种失落感让她将谢亭云作为假想敌进行批斗。为了弥补自己在城里搞运动的失落,凌文静对权力表现出强烈的欲望。她虽不直接参与后岭的批斗,却对运动的执行人、自己的丈夫翁送元进行操控。甚至翁送元运动水平的提高,竟然扭转了她原先对翁送元的厌恶之情。与她的嫉妒、贪婪相联系,凌文静性格中的第三个特征是虚伪。个体心理的失衡使她在追逐权力过程中表现出极端的残酷与冷漠,也使她的行为举止处处透露出虚伪、无情。这种虚伪集中体现在她的情感生活中。她选择翁送元,与其说出于情感的需要,毋宁说是寻找欲望发泄的工具。对政治运动的追逐,不仅诱发了她和翁送元精神人格的畸变,甚至成为他们情欲的刺激物。本以情感为基础的婚姻却被革命与暴力的刺激所造就的政治幻影所填充,幻影的破灭最终必然引发主体精神的坍塌。翁送元的死表面上看与凌文静对其无情的榨取有关,但从深层来看则体现了政治对人肉体与精神的全面渗透。勒庞将革命中人类精神的失常归因于大众天生具有追随的奴性心理,“那些高明的政治家则正看中了这一点,他们就像一颗燧石,利用大众的盲目和轻信点燃了激情之火。在乌托邦革命理想的刺激下,大众的情感开始以加速度冲向强度的最高峰,成为暴力的发动机”⑤。《生门》不仅展现了政治与权力对人性的异化,更为重要的是小说从人性剖析入手,通过翁送元、凌文静等政治空心人的命运揭示出人性的幽暗、民众的盲从心理与极“左”政治之间存在的千丝万缕的关系。

文学中的苦难书写之所以令人震撼,并不意味着苦难比其他主题具有多大的优越性,而是说苦难主题传递了一种人类对生存困境进行抗争的精神。因此,对苦难的渲染、叠加并不是文学叙事的目的,重要的是文学要在苦难的穿透中展现人类的精神意志,并对生命存在的可能性作出独具个性的表达。与其他作品动辄几十万字的书写相比,《生门》可能不够厚重,但小说却自有一种令人念念不忘的勇气与力量。这种力量来自谢亭云与翁七妹为代表的翁家女性对昏昧的冲决与对苦难的救赎。后岭作为中国乡土社会的缩影,从本质上说是一个以男权为主导的社会。以翁息元、翁送元、翁上元为代表的翁家男人,他们的生命不可谓不顽强、坚韧,但是传统乡土文化造就的因循守旧、麻木狭隘的性格使他们缺乏一种僭越的勇气与力量。相比之下,以谢亭云与翁七妹为代表的翁家女性则体现出一种鲜明的自主意识。

谢亭云的身份比较特殊,她是一个地主婆。在传统革命文学题材中,这类人物多处于缺席或失语状态,或者因其阶级身份而被丑化。《生门》中,谢亭云不是小说中最主要的形象,但却是血肉最丰满的一个。她的丈夫地主冯明阔虽已死去,但她却因地主婆身份屡遭批判。为了增强批斗效果,干部发动群众对谢亭云进行专政。他们先是把蚂蚁放进谢亭云的衣领,后又用荨麻这种令人奇痛无比的植物去撩拨她。尽管遭受种种非人的侮辱,但她始终不卑不亢地活着。翁息元虽出于义愤说出要娶她的话语,但却反感于她的阶级身份。两人之所以从敌对到相互理解、相互扶持,原因在于谢亭云用女性的包容与细心消融了翁息元心中的仇恨。谢亭云身上最突出的特征是真诚与宽容。正是凭借这种发自生命内里的诚与真,她超越了世间利害的纷争,表现出顽强的生命抗争力。而她的宽容则隐含着悲天悯人的情怀,但更“隐喻了一种自我完善的力量,能凭着生命的自身能力,吸收各种外来的营养、化腐朽为神奇。我将这种奇异的能力称之为藏污纳垢的能力,能将天下污垢转化为营养和生命的再生能力,使生命立于不死的状态”⑥。小说中最令人感喟的是,谢亭云在翁息元的墓碑前问翁送元,

“支书,我贫农的丈夫也死了,您说,我算个啥?”

“我不是说我的苦命,我是说咱当过地主婆,这次该算什么婆?”

翁送元明白了,“你什么也不是,是咱的弟媳妇,是咱的大妹子。”

一直遭人鄙视的谢亭云在翁息元死后被翁家认可,这一迟到的身份无疑是令人悲哀的,但又构成对极“左”政治的巨大反讽。勒庞在对宗教改革与法国大革命对比分析后,指出,它们“在起源上是如此接近,但它们的长远后果却迥然有别,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它们会表现出不同的持久力。在宗教革命中,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向其信徒们揭示他们受到了欺骗,因为他们非得进入天堂才能验证;而在政治革命中,一种虚假教条的错误很快就会大白于天下,经验迫使人们不得不抛弃它”⑦。谢亭云从“地主婆”到“翁家媳妇”身份的转换,从另一个层面也表明在民间日常生活伦理的烛照下,极“左”政治话语的荒谬必然导致其不堪一击的虚弱本质。

与谢亭云因身份问题而遭遇的苦难命运相比,翁七妹的悲剧主要体现在她的爱情上。她与下放到后岭的右派知识分子南明阳的爱情无疑是传统文学中才子佳人故事的现代翻版。许子东指出“‘文革’故事的第一主题是‘灾难’,第二主题是‘拯救’”⑧,并从七个层面归纳出“文革”叙述中的拯救主题。从表层上看,南明阳与翁七妹的故事显然属于“男主人公忍受身体苦难,为民间女子所救”。如果说以往文学中有关知识分子“文革”叙述的重心是围绕着知识分子的精神自救展开的,展现知识分子如何经由苦难的磨砺实现精神的提升。那么《生门》则透过一个乡间女子的命运思考觉醒的个体应该如何冲破昏迷的现实而找到生命理想。翁七妹勤劳、本分却又泼辣能干。在她的照顾下,下放的右派南明阳重新焕发了生命活力。当个体遭遇巨大的精神危机时,爱情所具有的强大救赎功能再次凸显出来。与南明阳的事实婚姻以及流产的伤痛虽让翁七妹承受了舆论与身心的压力,但她依然选择了坚守与承担。相比之下,落实政策的南明阳一旦重获自由,却立刻抛弃了翁七妹与后岭,重新做回了“知识分子”。 翁七妹的悲剧一方面表达了“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⑨这一绝望的生命体验,另一方面也隐含作家对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人格的反思。南明阳根据在后岭的笔记写出一部深刻的人类学著作,并成为德高望重的学者。南明阳的命运及其选择表明知识分子的苦难史被置换成崇高史,他与后岭联系的断绝证明翁七妹“以肉救灵”的拯救方式并没有真正地内化于南明阳的生命历程与精神结构中,在翁七妹的悲剧命运中,南明阳作为知识分子主体人格的反思是严重匮乏的。

令人欣慰的是,翁七妹的死深深地刺激了翁家的第三代人翁大元。他意识到山里人充满宿命意味的生命代际循环是没有意义的。如何冲决乡土社会生活中昏聩而滞重的藩篱,是后岭人生存的希冀之所在。他选择进城读书可以说开启了后岭人探寻生门路径的新面向。虽然文化自救在后岭人所遭遇的生存与精神危机中究竟具有多大的拯救功能充满了不确定性,但它却标志着后岭人生命意识的觉醒。而这种生命意识也正是激发后岭人摆脱命运的安排,真正凭借个体的力量去争取自我生存空间的力量之源。这也正是小说取名为“生门”的喻义之所在。凸凹在小说的跋中写道:“产道,也叫产门,又叫生门,是生命出生的路径。每个人都要出生一次,所以,人人都有一个生门。生门,在这里便是一个扩展了的意思:系指人们生存的路径,生活的路径,追求自由和幸福的路径。”⑩生门的获得固然与社会的解放、物质生产的发展以及社会保障的健全有关,但是如何在自我主体的建构中挣脱既定的命运,超越昏聩、蒙昧的代际循环,进而在个体意识的高扬中找寻生命的出口,才是生门寻找的真谛所在。由此,现代中国人才能真正摆脱文化负累的拘囿,不断丰富和完善自我的灵魂。

《生门》虽是一部苦难之书,但小说丝毫没有给人以压抑之感,而是回荡着一种悠长悲越、雅俗交融的韵味。这与作家对故土父老乡亲的苦难发自肺腑的悲悯与体恤有关,也与作者对京西乡野民间语言的运用有关。文学创作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语言想象活动。选择什么样的语言不仅体现了特定的文学追求,而且也反映出创作者的价值立场与审美观念。对京西乡野民间语言的运用,让作家深入到故乡的根部,感同身受地写出了在那片土地上挣扎的人们的痛苦与无奈。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中国社会从基层上看是乡土性,中国的文字并不是在基层上发生。最早的文字就是庙堂性的,一直到目前还不是我们乡下人的东西。我们的文字另有它发生的背景,我在本文所需要的指出的是在这基层上,有语言而无文字”11。“有语言而无文字”说明乡土社会语言的独特性在于“言为心声”。对“言”的贴近无疑也就是对乡土内在生命肌理的感触。小说中“憋昏”“别拿搪”“吓黑”“骚腌菜”“书力人儿”“里儿隆”“讲咕”等方言的运用,不仅勾勒出一个活生生的民间世界,而且也形象地传达出后岭人的喜怒哀乐。翁七妹爱上右派分子南明阳之后,向谢亭云诉说自己的“心事”,谢亭云让她告诉翁上元,翁七妹说,“哥咋了,他管得对咱听,管得不对也听?再说,自己的事儿自己做主,好歹不后悔,也不落埋怨,活着落忍”12。“落忍”一词在小说中出现多次,这个词体现了后岭人对生命的评价标准。翁七妹说的“活着落忍”则体现出她性格中勇敢、乐观的一面以及对爱情理想的坚定。再比如,翁上元给因早产死去的孩子挑选墓地,南明阳认为这是搞迷信。当南明阳被一束荆根绊到,打了两个趔趄,翁上元说,“你瞧,你不信,有东西找兴你了吧”。“找兴”这个词体现出后岭人对天地神灵的敬畏之情。只有在乡村生活过的人,才真正理解图腾之于乡土世界的意义。凸凹把后岭人对图腾的敬畏与崇拜融入民间世俗生活,完整、准确地呈现了民间的精神世界。因此,乡野民间语言的运用,打破了苦难叙述的沉重与单一,使小说充满了乡野的生机与情趣。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凸凹的苦难叙述缺乏坚实的力度。长期的散文创作让凸凹在进行小说写作时保持了一种节制、隐忍的叙述态度,《生门》简洁、平实、内敛的叙述中其实隐含着作家对土地、苦难人生的深切悲悯以及对生命救赎的希冀。小说的苦难书写也由此具有了一种力透纸背的力量。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新时期中国文学中的饥饿叙事研究”(14CZW050)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⑨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167—168,166 页。

②③彭兆荣:《饮食人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3、202 页。

④ [ 法] 西尔维·布吕内尔:《饥荒与政治》,王吉会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50页。

⑤⑦ [ 法] 古斯塔夫·勒庞:《革命心理学》,佟德志、刘训练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7—8、51 页。

⑥陈思和:《自己的书架——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名作欣赏》2008 年第3 期。

⑧许子东:《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年版,第88 页。

⑩ 12 凸凹:《生门》,中国书籍出版社2014 年版,第330、230 页。

11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22—23 页。

[作者单位:济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