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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从《羊的门》、平原三部曲到新作《平原客》，李佩甫一直在挖掘“平原”的宝藏，呈现泥土的气味。他关心植物与土壤的关系，人物与故乡的关系。抓住了“关系”，就抓住了中国人情和传统文化的内核。家族叙事在李佩甫笔下扩大了，具体的父子（君臣，官民）的紧张关系被更为广大的人与乡亲关系取代了。他致力于讲述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各式人生的故事，主人公像蜗牛一样背着故乡上路，主体间性深深地参与并决定性地影响主体性的建构。李佩甫堪称“大地之子”，他写出了中原大地的独特性，写出了小说的乡土性和中国性。

关键词：李佩甫 《平原客》 乡土性 地域特色 大地之子

如果说红高粱成就了莫言，那么黄麦子则成全了李佩甫。他就是中原大地上的一株麦穗：普通、素朴、结实。麦子是我们熟悉莫过的事物，它没有红高粱的耀眼的视觉效果，但与人类的脚步密切随行。“春风吹又生”，正是麦子顽强的生命力改变了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将人牢牢地固定在土地上。麦子出现在很多耳熟能详的重要作品中，如《白鹿原》《尘埃落定》《平原》《羊的门》等，海子笔下有麦子的精灵环绕。麦子是人类的常量，罂粟只是历史的变量。作为物的麦子完好地见证了人类历史的变迁。

中原的地域特性促使李佩甫深思并找到了写作的切入点——“植物与土壤的关系”，抓住“关系”就抓住了中国社会、传统文化和世道人心的本质，“中国哲学的特点之一是注重关系，而不是注重实体”“它主张在个人与其他对象结成的关系中，个人与他方构成关系时，不是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以自我为出发点，互以对方为重。”①“仁”从构字法来说就是二人的关系，“仁者，爱人”，这是人伦的基础，也是孔子全部叙述所确立的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事实上，作为社会性的动物，人的意义建立、身份认同和价值确认总是在与他者的对话中完成的。这与流淌文学长河中的人道主义关怀息息相通。

在新长篇《平原客》中，李佩甫试图捕捉麦子生命的秘密，他在扉页题记上深情地写道：“麦子黄的时候是没有声音的”，生命的惊奇依赖心身的体验。后来主角李德林多次重复这句话，并辅之以“头发白的时候也没有”，作家似乎从麦子黄与头发白中捕捉到人的植物性。就像《红高粱》中：高粱—酒—血—爱—战争—死亡，在密闭的高粱地里完成人与物的生命交换和历史的循环一样；小麦—麦黄与人—发白一道完成世界的周而复始。引用这句话并非认为它的洞见多么深刻，而是由此可以抵达李佩甫写作的根—人物在他笔下幻化为植物，幻化为一株株麦子，作家试图“于无声处听惊雷”，这是生命内部的活力、生长与蜕变。老实说，李佩甫既不是一个以小说技巧取胜的作家，也不是一个以思想深刻见长的作家，但他以人生经验的宽广、对历史延绵的理解、对中原大地深切的摩挲描绘出独属于他的时代画卷，展示出“乡土中国”由农业文明向消费文化过渡中的常与变。李佩甫深切地同情他的主人公，犹如他爱脚下的土地。他的写作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文学的认识论意义，他用自己的写作实践“介入”广阔的世界和变动不居的现实，他努力在更恢弘的历史视野中来把握当下社会的权力结构和人心起伏。他的双眼盯着大地，他的用心大于人物，这使他在刻画人物时有过分戏剧化不合情理之处，比如农民胆敢对身份悬殊过大的知识女性闹房，此时，性别优势应该服从权力优势。

现实人生中一切皆有可能，偶然、巧合、突发事件皆来自意外；而小说要经受读者的阅读、审视，必须考虑概率、可能以及逻辑关联，必须经受各种人生阅历的安检。这一点恰是李佩甫这类依仗丰厚生活经验的作家所忽视的，也是很多因新闻刺激发生的创作的短板所在。小说要让新闻生出双翼飞向它不曾抵达的疆域—事件之外的寸心之间，且要合情合理。

让我们打开《平原客》来到梅陵这个地方，一个“弓背家族”的传人刘全有进入我们的视野，他的手上长出了“肉猴”，他的血能够拯救濒危的花—人和植物、世界有了血的连接，灵的交融。一株被叫为“化蝶”“中华梅王”的古桩梅花被近镜头推出，这种叙述多少带着神话传奇色彩。梅花在中国文学中已经无法还原为纯粹的花朵，它是一种我们熟稔的象征。在漫长的文学史书写中，梅花被赋予了高洁优雅的品格，“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再也不能将真实梅花从这些咏梅的诗句中剥离出来，这些附加在梅花上的绵长的吟咏有效地转化为梅花的消费价值，使其符号价值大大高于审美价值，因此梅花成了神秘的道具，能够改写花匠儿子和花客谢之长的命运。梅花成了命运的精灵，暗地里支配着人物的情感波澜。

随梅花一道推入聚光灯下的是花匠的儿子刘金鼎，“很多年过去了，副市长刘金鼎仍然记得，那行走在路上的‘咯咯噔噔’的车轮声。那时他就睡在父亲推着的独轮车右边的第二个草筐里……”我们已经看到了《百年孤独》的幽魂飘荡，回忆性的视角就此展开。但是李佩甫并不太在意西方的叙事方式，他内心时时为“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激动，他执意刻画的是中国人的精神。

梅花与刘金鼎人生隐蔽地纠葛在一起，花客谢之长成为他生命中的贵人。谢之长以梅花开道，让刘金鼎得到了保送的机会，并经其授意与校长、老乡李德林建立了胜似血缘的师生关系。经过层层铺垫，灯光骤然变强，男一号李德林“千呼万唤始出来”。

从《羊的门》开始，李佩甫的长篇就没有孤立的男一号，二号、三号也许远在京城，也许近在身边，人情兼利益使这些“熟人”变成牢固的共同体。二号、三号总是在推动故事情节向高潮发展的同时也推动男一号走向他的命运，这就是所谓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同时这也是中国文化的独特之处，不理解家乡“熟人社会”和宗族关系，就不理解中国。“仁”乃五常之首，三纲五常是对人伦关系的规训，所谓家国同构，君父同伦即是对人的要求。人不是独立自主的，而是处于关系之中，在家从父，在外从君，人的价值和意义也体现在各种关系之中。天伦之乐在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意义。万人之上的副省长李德林不能抵挡谢之长的一声“表舅”，受教育程度不高的曾经卑微朴实的二彩也无法摆脱她的乡亲，一声“小嫂子”就能够让她找到新的身份认同，飘飘然不知今夕何夕。

人和乡亲的关系就像麦子和大地。故乡使得刘金鼎与李德林这对并非嫡系的师生变成了荣辱与共的权力共同体。即将赴任副省长的李德林一张纸条就改变了刘金鼎的命运。见字如面，纸条及其阐释在李佩甫的诸多作品中都是耐人寻味的，因为具有私密性的“纸条”承载着身份、权力和“关系”，而关系乃中国人情世故的秘密所在。

刘金鼎的“平原客”理念既来自他的现实处境，也来自他对古老“门客”观的继承，他在省城推广“平原客”的理念并对之进行现代阐释，成功地将官（李德林为代表）与商（谢之长为代表）在梅陵植物园的“梅庄”会所结合为一体，在此，两种不同的资源以堂皇的友谊方式互相交换。

从更为广大的意义上来说，有限的肉身面对无限的时间，我们谁又不是客居世间呢？“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在“梅庄”会所觥筹交错之际，当刘金鼎替李德林实施杀人之策时，谁又能分辨得清刘金鼎与李德林孰为客，孰为主？“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

在李德林学者、官员的众多身份中不要忘记他的留洋经历，这是富含深意的一笔，他是受过“西方”启蒙的。这绝不仅仅是停留于他的人生履历上，而是表现在他的身份认同上——“我，李德林，来自中国”——这恰恰是由西方的教师用英语催化的自我意识，是的，按照萨义德的解释，“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方，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现在，它正在一天一天地消失；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已经消失，它的时代已经结束”②。这种命名与阐释中“存在着霸权，这种观念不断重申欧洲比东方优越、比东方先进”③。现代转型期，东方成了需要被西方启蒙的客体，西方对中国具有莫大的影响力。在东方的自我建构过程中，西方起了重要的参照、引领和对话作用。李德林的自我意识是出国后被英语唤醒的，自我认同，从来都跟他者的唤醒和刺激分不开。在吉登斯看来，就是“个体依据个人的经历反思性地理解到的自我”④。泰勒则认为“认同和自我是在与有意义的他者持续的对话和斗争中形成的”⑤。“我，李德林，来自中国”中的三个词是并列的、同等重要的，李德林与中国联系在一起，恰如詹姆逊的第三世界民族国家寓言理论所阐释的。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人同样具有根深蒂固的宰制作用，比如“宗族”“群”“仁”以及道德孝悌伦理均从生命细节、从身体最深处规训着这位留洋深造过的学者，他吸的是“中华”烟，他挚爱的食物是由小麦做成的烩面，他的身体始终发散着泥土气息……在建构自我的原则中，“身体的生活制度是主要手段”⑥。西方留学生活不仅没有修正反而强化了李德林生活上的中国习惯，即对于“胃”的顽固认同和他内部的乡土意识。作为一个研究小麦的学者官员，李德林嘴里随时溜出一组具体的数字，他讲的是家乡话而不是英语，他开会作报告总是用学者的商量对话口吻而不是斩钉截铁的祈使句。在麦地遭遇火灾的现场，他自然流露出的是农民对粮食的疼惜感情，没有伪装没有夸张。在男女关系上，他堪称洁身自好，他从来没有以多占性资源为荣，也没有变现权力来谋取私人利益，他反感涉足欢场的自我物化。从校长升至副省长，李德林本性是农民之子、大地之子，他一痛苦就要蹲下来，蹲进土地的怀抱。他蹲得比麦子还要低，只有和麦子在一起，他才能看到本真的自我，但“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和故乡人们的心愿使他也无力抗拒官场。虽然小说后半部分他遭遇了女人是祸水的传统悲剧，叙述者对他的人道主义偏爱使我们依然掩卷为他叹息。

李德林失察于人心，他有学者的天真而缺乏官员的世故。在爱情和婚姻上，他一直是被动的。他娶过两任太太，第一位是知识分子，教授的女儿，第二位是农民的女儿，实质上都不爱他。前妻罗秋旖，与其说她爱的李德林，不如说她爱的是幻想中的“小麦之父”，她爱的是有理想有追求的知识分子有光的眼神儿。罗秋旖深受《哥德巴赫猜想》的影响，身上的每个细胞都盈溢着理想主义，崇拜知识，并激动于自我牺牲与拯救人民于饥饿之中的想象，然而生活还有现实之维，现实中的李德林是与他的出生地梅陵融为一体的，这种人与故乡的一体性可以堪称是李佩甫认识“乡土中国”的出发点。李德林的父亲是一位老实巴交、沉默寡言、整夜咳嗽、随地吐痰的农民；他的乡亲们是有待启蒙的“群体”，用最原始的方式闹洞房、宣泄感情……巨大而无形的鸿沟阻隔着他们。知识分子的妻子渴望出国去实现现代梦，李德林却无法改变他的胃，也无法同他的乡村切断“脐带”。破裂婚姻的教训，对小麦基因理论的研究，使他想要娶一位跟他拥有相同家庭背景的乡亲，这种非黑即白的选择也泄露了李德林前现代思维的简单化。经过学生刘金鼎的物色，保姆二彩成了李德林的第二任太太。这个二彩结婚时改了名叫亚男，她嫌彩土气，而且彩谐音踩感觉不吉利；亚男即是二彩对自己新的身份想象。二彩从乡村照顾老爷子的保姆一跃而成为副省长夫人，巨大的身份变化使她无所适从，很快就丢掉了质朴纯洁，变得市侩、庸俗、颐指气使，被权力快感裹挟着，她越过丈夫直接对手下发号施令，敛财生事。当丈夫提出离婚之后，她立即狮子大张口要一百万，等先生答应之后，她发现金钱并不能带来尊严，离婚后自己将重新跌入被歧视的深渊，于是将乡村泼妇的那一套使来对付副省长，她学会了跟踪、逼供、暴力和威胁。二彩爱的是副省长这个位置，她迷醉的是权力，是副省长夫人的身份。当李德林在同样遭遇过人生创伤的王小美身上找到真正的知音感时，他已经无法从痛苦不堪的婚姻关系中脱身。在学生刘金鼎的游说下，他授意了这次谋杀……这就是《平原客》中男一号跌宕起伏的命运。

《平原客》中李佩甫以小麦理论映照婚姻关系。主角李德林的小麦理论看似研究植物基因变异与时代和环境的关系，实质上也在思考人与时代、水土和环境的关系。两任太太对应着城市与乡村、知识分子与农民，她们的人生态度和择偶标准落差正是改革开放以来时代隐含的逻辑：从对知识的崇拜过度到对权力的崇尚。受过西式教育的李德林同样无法找到知识的独立价值而陷入这种时代逻辑之中。而权力从来就是双刃剑，它可以给你带来荣耀、尊重和光环，也可以将你带为阶下囚甚至招来杀身之祸。正如第一次刘金鼎去办公室找校长，李德林正要准备赴任副省长，此时的谈话不是欣喜展望而是暗含隐忧，“一入侯门深似海”，人生没有回头路。李德林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选择也显示知识分子骨子里对权力的向往、依附与配合，自由的道路依然任重道远。

和当代文学中大部分贪官形象不一样，李德林亲民、亲土地，自我要求很严，被誉为“草帽省长”“平民省长”。虽然在现代社会的今天，我们知道应该反省内心隐含的清官期待，但源远流长的潜意识是很难清理干净的，况且人的道德光辉永远像灿烂星斗一样迷人。《平原客》中，作家借李德林前妻的口预卜了他的命运：“你要想真正成为一个科学家，就要切断‘脐带’，切断你与家乡的一切联系，不然，他们会毁了你的。”⑦随后又强调了一次“他们会毁了你的”。阴影落在我们心中，雪尚未下，寒冷已然来临。接着李德林反驳说前妻对乡人存有偏见。罗秋旖又说道：“都什么年代了，他们还在用‘胃’思考问题。‘胃’是思考问题的地方么？”作家由自己这一代人关于饥饿的特殊历史记忆把握到一个民族的根本性的问题—用“胃”思考问题，问候语“吃了没”就是最为典型的标记。农业文明时代，人的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来对付胃，天灾、饥馑一直是困扰人类的大问题，每年都要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饥饿。这个问题直到20 世纪大规模的全球化才有所改变，今天死于肥胖的人要大大多于死于饥饿的人，表征变化了，由饿到撑，这依然是个“胃”的问题。如果作家有更深厚的历史知识储备，他就会发现人类的身体记忆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潜意识，以色列青年史学家在《人类简史》中曾经谈到“智人”看到果实火红时会赶紧摘下来痛吃一顿，如果不赶紧吃掉也许就被别的动物先下手为强，因此给人类的集体无意识留下了关于食物的奇特依恋，这种身体记忆是造成今天肥胖的一个源头，也是最难攻克的缘由。具有伸缩性的器官—胃最能展现人类本性的贪婪，人最基本的动物性欲望就是将尽可能多的食物塞进胃里，据为己有。节制力、自控力是文明驯化出来的。我们今天说一个人“胃口”太大，“吃相”难看，实质都是由于无边无际的欲望，由于无法自控。“胃”主情绪，脑袋才主理性，“胃”的记忆最为顽固，而且没有道理可讲，这就是故乡打在我们身上最强的烙印。“胃”的问题一定意义上碰触到了中、西文化的本质差异：西方的麦当劳等快餐按菜谱标准数据制作，量精确到以克为单位，在全世界每个角落汉堡的味道相差无几；而中国菜一个师傅一个手艺，佐料全凭直觉，单位是少许。凭数据还是感觉，这是工业文化与农业文明两种不同思维方式训练出来的结果。工业文明是有步骤地训练和控制人类的理性。而农业文明过于依赖外部环境的变化，农业文明的驯化使人被“胃”牵制，“吃了没”成为一个需要挂在嘴边的问题。童年、母亲、故乡在“胃”部融为一体。

流传千年的乡土中国“熟人社会”的思维模式依然残留在我们的本能中，受过西学熏陶的李德林也概莫能外。人性的弱点让李德林无法决绝地与背后的乡土大地割裂，天伦之乐的诱惑、孝道伦理的规范和人情世故都在深深地影响着他。正是“胃”使得他和男二号刘金鼎建立了情同父子的亲密关系。他们的感情是在一次又一次吃烩面的过程中深化的！随着他们吃烩面的场所从大街上嘈杂脏乱的小面馆到高雅私密的“梅庄”会所的变化，他们的地位升迁了，权力越大，秘密越多，共同体越牢固。同时我们也看到权力对他们“胃口”的慢慢修改，“胃口”日益精致高档也是“官场现形记”之一。经验告诉我们，在中国很多生意、升迁的机会都是在其乐融融的酒桌上，在觥筹交错之际达成的。这种时候，理性让位于飘飘然的微醺感觉，胃越过大脑对身体发指令：拍胸脯，夸海口，清醒时再反悔已经来不及了。“梅庄”成了男一号、二号以及新的裙带关系的新型村庄，“梅庄”就是城市版的“梅陵”。

对“胃”的敏感和思考让李佩甫抓到了中国文化的痼疾。与西方现实主义将笔墨全部放在塑造人物上有所不同，李佩甫更着力书写的是“场”，因为广阔火热的“生活场”更能够展现“仁”所涵括的二人关系，于凸显世道人心。比如李德林的知识分子本性和他前妻都反对他去当官，这时刘金鼎来了一句“家乡人民都希望你当这个省长”。单薄的李德林挡不住这句话的分量。这正如德波顿在《身份的焦虑》中所言：“人类对自身价值的判断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不确定性—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人对我们的看法。我们的自我感觉和自我认同完全受制于周围的人对我们的评价。”⑧李德林的自我价值与他背后的乡土大地密不可分。同样，当徐亚男独自回娘家讨论离婚时，兄弟姐妹从各自的心思出发七嘴八舌劝她不能离婚，其中她娘说的话最能代表“家乡人民”普遍意见：

这要是离了，往后，就该让村里人说闲话了……人是活脸的，要是不要脸了，论说，也能活，活得差一些罢了。如今好不容易有了脸气，再把脸丢了，让人瞧不起，就难活了……要实在是过不下去了，真想离，就走得远远的，别再回来了。⑨

大字不识的乡村农妇的见识与受过大学教育的刘金鼎如出一辙！主宰他们背后的情感逻辑是熟人社会的人际关系。德波顿在分析人类的势利倾向时将它与人的道德水准分开来，发现“深藏在我们内心的害怕其实才是势利产生的唯一根源”“这种害怕还能世代相传”“势利的病症是群体性的”“在势利社会里，如果一个身份低贱的人所遭受的痛苦，在物质层面表现为贫困的话，那么被人忽略、受人白眼则是这些缺乏重要身份标志的人们在精神层面上所遭受的痛苦”⑩。二彩的势利并不是个人的品行所致，而是环境所诱。人无法超越其社会性，高级知识分子李德林的悲剧和张二彩的悲剧具有同源性！教育、留洋、婚姻，如此这般的经历和身份都无法根本改变李德林的自我认知；同样，一百万现金也不能替换“小嫂子”的身份认同，她尝够了乡亲们的白眼和歧视，她尝够了家处社会底层带来的精神苦楚。

李佩甫有一双鹰之眼，《平原客》呈现出他对人情世故的运筹帷幄和他对传统文化精髓的把握。他的笔由乡村延伸至城市，由官场延伸至商场……他有一种阔大的视野，能够将几条线索并行推进，从人情勘探人心人性，吸收官场小说和侦破小说的特点去对人物进行推心置腹。他以人际关系为着眼点，不同的自我意识和身份认同使李德林、张二彩夫妇变成了仇人；不同时代处境和价值理念让赫连东山与赫连西楚父子变成了仇人。过去，父子反目往往是因为“革命”，道不同。但是，谁又能说网络的虚拟世界相对于传统的现实世界不是一场“革命”呢？紧张的父子关系竟然一度成为赫连西楚发愤读书的动力，读大学期间就成为一个游戏高手，年纪轻轻已成成功人士，在北京买房买车，拿着高薪，拥有无数“铁粉”。网络游戏不仅名正言顺地合法化了，而且还成了这个时代最为耀眼最为赚钱的职业。而一生破案无数，战功赫赫的赫连东山却刚刚从“双规”基地出来，他依然固执己见，“他看见危险了，可他不知道谁是敌人……”。通过刑侦员赫连东山的忧思，作家发出自己对时代困境的追问。

82 岁高龄的园艺大师刘全有终于看到了自己悉心栽培的那株“化蝶”被弃的命运—“一股腊梅的香气在空气里尖叫！”这也算是首尾呼应，开篇的伏笔终于有了完整的交代，同时也暗示了他的市长儿子刘金鼎的命运。

只有“花客”谢之长在走十字街头索解别人传来的扑朔迷离的诗……赫连东山和谢之长之间的斗争还没有完，但这不是侦探推理小说故意留线头给下一部。李佩甫无意于此，他的大网已收。

最后，我想谈谈李佩甫的写作技艺。他的写作辨识度很高，他深谙中原的植物、风土、人情，而中原正是“乡土中国”的缩影。李佩甫以热情描绘社会的广度取胜，在人性的深度方面稍逊风骚。他的小说以力见长，美则弱矣。他下苦力，任激越之情造滂沱之势，同时也导致过快的叙事无法及时刹车，弊往往从利中来。像老式商人担心不够秤一样，老作家要让每个角落货真价实。他生怕在一次写作中留有遗珠之憾，故将全部家当一一铺排开来，作品显得力气有余而空灵不足，叙述不节制几乎是情真意足的写实方式的结伴物。他的小说没能给读者留下足够的空间，不能达到余音绕梁的境界。

李佩甫有一颗慈母心，他“临行密密缝”，对读者总不大放心，生怕读者读不懂读不透，担心读者的猜谜能力，所以每到一个路口提前设置路标，蓄意引导读者走向故事结局，使部分训练有素的读者感到失望。几乎每一个重大情节他都忍不住要画蛇添足，比如开篇刘全有对待梅花“化蝶”：

那藏在心里的“怕”是说不出来的，那个梦境一直在他脑海里盘旋着，他还是觉得这花妖，有邪气。夜里，每当他独坐在花前的时候，不知怎的，心里就有一种不祥的感觉油然而生。

是啊，他根本想象不到，这株梅花将会给他带来什么。11

当李德林告诉刘金鼎要赴任副省长时“摇了摇头，笑了”，说“这一步迈出去，也许就回不来了”。接着是刘金鼎与李德林在火灾现场共同处理灾难之后，作者又追加了一句：

后来，他跟老师越走越近，慢慢就……直到那一天。

然后是与第一任妻子分手时，“他们会毁了你”的预言。

第一任妻子充当了预言家，接着第二任妻子变成了实践者。在她正式当上省长夫人渐渐显露了贪婪的本性之后，在妻子让李德林失望的同时，他的小麦理论也遭到学生的质疑。主人公经受双重打击之时：

是的，那天晚上的记忆是毁灭性的。许多天过去了，李德林仍对那天晚上发烧的事情忧心忡忡。他不敢想，她怎么就敢、她怎么就会、一下子做出那样的事情呢？！

但是，离婚的决心，他是下定了。12

其实这个时候更柔软的处理方式是景物描写，“一切景语皆情语”，比如让李德林蹲到实验田里去，望着一望无际的麦地，麦浪阵阵，远处依稀传来他熟悉的山歌，童年迎面而来……让“情语”过渡到“景语”，这样既能够舒缓有致，又能感染读者。这种处理方式也是广阔的俄罗斯文学传统，如《日瓦戈医生》中在日瓦戈医生去世时写道：“植物王国很容易被看作是死亡王国的近邻。在大地上的绿色植物中，在坟地上的树木间，在一排排花苗中就隐藏着生命转换的奥秘……”天地如此辽阔，有限融入无限，“我”融入“无我”，融入万物，实汇入虚中。

在妻子“被失踪”后，作者依然忍不住继续往下写：

后来，李德林才明白，有些路，的确不能走的。

那也只是一念之差。13

难道李佩甫预设的读者连最起码的判断力和共情能力都没有？

类似的议论、感叹、抒情太多，遍布于每一个情节末尾和转折之处。作者设身处地为读者着想，担心读者迷路，实则过早地泄露了秘密，降低了读者参与故事的热情和乐趣；过度的暗示也将小说的空间堆砌得拥挤不堪。要是有割爱的勇气将这些婆婆妈妈的絮叨全部清理掉，叙述空间就会像扔过旧物的屋子一样焕然一新，清爽俊逸。密不透风是诗歌的大碍，同样是小说无法升华的障壁。以简驭繁、举重若轻仍然等待满腹经验的老作家去参去悟。

无论叙事技艺上有多少瑕疵，依然不能不肯定李佩甫的努力，他的作品剑走中锋，不靠怪力乱神取悦大众。他的眼睛牢牢地盯着中原腹地，力图以植物与大自然的方式来认识人和世界，他从“仁者，爱人”和“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的纵横交错中把握民族精神和时代气息。李佩甫以“仁”所指涉的二人关系来勘探当代乡土中国的权力结构，以父子对比来反映时代变迁。

李佩甫全部的写作都在饱含深情地讲述中原故事，他的小说有醇厚的泥土味、麦子味、政治味和中国味。就像他所刻画的一系列让人同情、唏嘘的主人公一样，李佩甫本人就是中原之子，大地之子。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家族叙事中的自我意识与国族想象研究”（16BZW142）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 陈来：《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年版，第28 页。

②③ [美] 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年版，第1、10 页。

④⑥ [ 英]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75、113 页。

⑤ [加] 查尔斯·泰勒：《承认的政治》，《文化与公共性》，汪晖、陈燕谷主编，董之林、陈燕谷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年版，第300 页。

⑦⑨ 11 12 13李佩甫：《平原客》，花城出版社2017年版，第81、199—200、13、120、213 页。

⑧⑩ [ 英] 阿兰·德波顿：《身份的焦虑》，陈广兴、南治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年版，第7、17—20 页。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