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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池莉新作《大树小虫》是其迄今为止篇幅最长、耗费心力最多的长篇小说。章节上的前后不对称、不平衡，结构上的曲里拐弯、盘根错节，使这部小说叙事上充满了形式感，体现出苦心经营的文体创新意识；语言上在好看耐读的基础上，强化了时尚性、即视感的一面；人性表达上则有着池莉小说一以贯之的俗、准、狠的特征。池莉小说有着鲜明的大众化倾向，其内容形式上的特点决定了受众群之广，《大树小虫》也不例外，是一部直面人性百态的匠心与慧心之作。

关键词：池莉 《大树小虫》 结构 语言 人性

池莉新作《大树小虫》2019年5月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共40 余万字，是池莉迄今为止篇幅最长的小说，也是其耗费最多心力的最富“野心”之作。该书构思于2010-2015 年，2015—2018 年三年内三易其稿，2018 年底又做了大幅度的修改与调整，从70万字精简至40万字，这在池莉几十年的创作生涯中还是第一次。对于《大树小虫》来说，笔者认为这是一部充满创新意识、内容与形式上均十分讲求机趣与机巧的匠心与慧心之作，无论是对2019 年的当代文学发展，还是池莉本人的文学谱系建构均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接下来，笔者将以文本细读的方式从其结构、语言、人性表达几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

《大树小虫》在结构上的独具特色与苦心经营，不但在池莉作品中是绝无仅有的，就是在同时期其他作家的创作中也较为鲜见。

这部容纳40 多万字、但只有两章的小说，从结构上说是极其不平衡的。第一章是以“人物表情关键表述”的方式给两个家庭、三代人中的10 个人物分头立传，似乎只是正文的背景交代部分，但实际上第一章是足有35 万多字的重头戏；第二章，名为“故事只是男女主角2015 年度实施造人计划始末”，实际上则是2015 年从1 月到12 月的12 次拉拉杂杂、汤汤水水的生活流记录，算是正文，但是总体不过五万字，简短而琐碎。这种结构的编排，以长篇小说传统来看，已经不算是一般的头重脚轻了，青年作家笛安在《大树小虫》的首发式上说，“看这本书千千万万不要着急……这本书让我有一个特别真实的感觉，其实看到一半才理解作者在干什么，所以千万不要跳过去读”①。是的，只有细品才能体会到这种非同寻常的结构安排的独具匠心。池莉自己将这种结构方式称之为“方块+ 线条”式，“第一章是方块，第二章是线条”②，这是从第一章是分别交代各人物来龙去脉的多线并行，第二章则集中于男女主人公怀二胎的单线发展这个角度而言的。笔者认为仅仅的“方块+ 线条”还无法涵盖其结构上的技巧与机巧，因为第一章中的多头并进并非相互之间没有多少关联的平行式“多头”，而第二章围绕造人计划的单线发展也不是没有对前述线索进行聚拢、消化、拆分、变异的“单线”。事实上，这种结构上的不平衡并非只是为了营造某种“不对称”的特殊美学氛围，其是为内容服务的，尽管这部小说将俞思语、钟鑫涛命名为男女主角，但它当然不是只关注他们才子佳人结合与生二胎这么单薄的一点事，其意欲囊括“两个家族、三代人百年跌宕命运”的野心，使得“主角不主、配角不配”，家族其他人的形象同样鲜活生动，而这主要得力于这种多线索、多视角并进的特殊“方块+ 线条”式结构。

当然，篇幅上的不平衡只是这部池莉思考10 余年的小说结构上的创新之一，更值得关注的还是它那种曲里拐弯、盘根错节，在不同人的故事之间、同一个人故事的前后不乏裂隙的复沓回环中螺旋式深入的“叙事”特征。从男女主角“被设计”的一见钟情开始，小说就开始了对已述情节进行解构、重述，推倒重来的“绕弯子”之旅。像小说对格瑞丝的描写，尽管在人物表中被冠之以“配角”，起初是以俞思语闺蜜的身份出现在小说中的，“去年暑假，格瑞丝来武汉旅行，一见俞思语就喜欢，俞思语一见格瑞丝也喜欢，她俩成了双方有话说不完还不可以让别人听见的那种闺蜜”③，但随着故事“剥洋葱”般的推进，格瑞丝与俞思语的公公钟永胜、父亲俞亚洲之间均有着不足为外人道的暧昧关系，“法国老公”名不符实，她与俞思语的相遇亦绝非“旅行中相识”这么简单，而其作为俞思语爱情婚姻中关键“推手”的一面也逐渐显山露水。这个风情万种、八面玲珑的女子不但在“运作”自己，也暗中运作别人，而这一切并不是作者一股脑交待给读者的，而是在其他人物的故事进展中、蛛网般的立体结构中逐渐呈现出来的。还如从小说开篇就提到的俞奶奶与俞爷爷之间“彭厨子”的梗，草灰蛇线一般，在前后几个章节中均时不时出现，日常生活叙事中的暴力、杀人能制造悬疑、诡异的氛围，彭厨子是谁？为什么对俞思语比父母还要和蔼慈善的爷爷奶奶说话时会有“是你杀了彭厨子”“我没杀了彭厨子”之类的激辩，而且不止一次两次？小说最后给出了1949 年新中国成立前后时代动荡的原因，但这丝毫没有缓解这一情节制造的“弯弯绕”观感，因为一、通过俞奶奶这一“心病”的描写，小说是在间接消解俞奶奶俞爷爷之间经历动荡的相濡以沫之情，前面所讲的俞思语对爷爷奶奶情感生活的印象、记忆事实上被推翻了；二、时代风云、阶级仇恨的宏大叙事，对个体的裹挟终究要落实到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它不仅影响到了爷爷奶奶的感情，还对从俞亚洲到俞思语的后代培养产生了影响。“彭厨子有另一种活法，他活在活着的人生活当中。彭厨子一直生活在俞正德、彭慧莲的生活之中。又跟随他们，进入了他们子孙的生活”④，这种描写本身增加了结构的“见招拆招”、推倒重来、回环往复特征，体现了小说叙事形式层面弯弯绕、卖关子的苦心经营一面。

二

从池莉小说谱系的纵向梳理来看，《大树小虫》不像其第一部长篇小说《水与火的缠绵》那样是以主人公为中心、以时间先后顺序为线索的带有自传体特质的写作，也不是其影响力较大的《来来往往》《生活秀》那种以核心人物的人际交往为线索铺展的扇形结构，而是开启了不对称、不平衡、不顺畅、不平实的“弯弯绕”追求之旅，因此，其在艺术结构上无疑是池莉最标新立异和煞费苦心的一部。而在具体的语言表达方面，这部小说在发挥池莉作品一以贯之的好看、有趣、耐读语言观的同时，又进一步强化了其时尚性、即视感的一面。

早在1998 年，池莉在接受专访时就谈到了对语言的追求，“想把文字结构得富有弹性和张力；想在时空上尽可能地扩大感受面，包含精神暗示和时代气息；想在平滑流畅的语言草地下面暗设陷阱，让阅读者不自觉地掉下去；每个字都要斟酌：特别注意语言的感觉，注意技术、技巧，注意色彩的气息”⑤ 。这部《大树小虫》中池莉更进一步，对自己提出了“文字画面感”的要求，要让古老的文字艺术有画面的视觉效果。《大树小虫》第一章对出场人物的介绍一改传统的说法，名为“人物表以及人物表情的关键表述”，以简短、凝炼、时代感鲜明、带入感强烈的文字来概括人物形象的主要特征，给人鲜活的“表情感”，比如对钟永胜的描述，“成为中国先富起来的人。喜欢说话，容易动情，更容易被流行歌曲打动。敢于冒险，十分强势，九分自恋。非常顾家，血缘姓氏观念极强，在骨子里，不自觉地。私心一直渴望女性的崇拜与仰慕，并喜欢与她们的亲密感，始终苦恼和不明白这与他的家庭有什么不能兼容的”⑥。同是对“新富人”的描写，比起《来来往往》中的康伟业与《小姐你早》中的王自力，这三言五语的“表情”概括既没有美化或丑化之嫌，又风趣、讥诮、入木三分，可谓池莉所言“不惜打破既定语法，去掉能够去掉的虚字虚词，字字句句都是骨头，都有动词为主导”⑦的鲜明例证。正文中频频出现的“人生表情”一词，更是自带喜感，给小说语言带来了难以言传的修辞性和时尚性，像“俞思语18岁的青葱人生，她的人生表情，果然就变到了青葱的直白和水嫩”⑧“2015年，依然一刻不停地朝钟鑫涛走来。钟鑫涛的人生表情像他那圆乎乎的脸，完全是一种懵圈”⑨“高红这个时候的人生表情，就是一杠杠的富婆了”⑩“俞亚洲的人生表情：一张苦瓜脸。又苦，又瓜”11“彭慧莲77 岁的人生表情，在俞思语婚礼上的人生表情，就是一位幸福的无名英雄”12等等。星罗棋布地点缀着的“人生表情”字样，可以说是《大树小虫》的标志性文本元素，配合出版宣传的动漫版人物手绘图就是从这里来的，个个惟妙惟肖，让人忍俊不禁，可谓池莉对文化产业作出的贡献。

篇名“大树小虫”的选取，既具有概括全篇的思想力度，也有语言上异质元素叠加的创造性。池莉小说出版之前，大树与小虫的组合只是出现在儿童读物中，是对两种物象的实物指称。池莉在小说扉页的醒目位置援引了爱因斯坦的名言，“一只盲目的甲虫在弯曲的树枝表面爬动，它没有注意到自己爬过的轨迹其实是弯曲的，而我很幸运地注意到了”，爱因斯坦以这样的方式向年幼的儿子解释广义相对论，阐释运动轨迹未必都是直线的原理。池莉则将其延伸到了人与人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网状复杂关系之中，量子纠缠，互为语境，彼此指涉，前面我们论述的小说“弯弯绕”结构能够从这里找到伦理依据。但在具体的语言表达上，池莉化繁为简，以简单明了的“大树小虫”概括这一场景。小说直接写到大树小虫的地方很少，只在第二章2015年惊蛰部分有所提及，“浑然不觉是浑然不觉，内在苏醒的万钧之力，还是会突破重重隔膜，来到人间，大树小虫齐被震撼。惊蛰之时，俞思语醒了”13，这里的“大树小虫”有万物之意，两个语词是并列关系，与由量子力学原理延伸来的题目的寓意还不完全一致。有心的记者找到这一细节向池莉求证时，她并没有正面回应，只是淡淡地回答，“书名的寓意都在内容里，读完了也就知道了。大约每一个读者都有自己的解释，我不解释它的寓意。我有一万个说不清”14。以笔者拙见，题目中的“大树小虫”更切近爱因斯坦言说中的小虫在大树上弯曲爬行的所指，有着“生活如大树，我是一小虫”的寓意。小虫在枝繁叶茂、盘根错节的大树中盲目穿行，轨迹是弯曲的，并非直线，但它本身却是不自知的，这更契合小说表述的人生百态。不要说俞思语、钟鑫涛这两个缺乏父辈能力和心计的傻白甜、高富帅的人生是“被设计”的，小说中哪个人能彻底摆脱造化的操控与他人的影响、真正主宰自己的命运呢？连最长袖善舞的格瑞丝也无能为力。当然，从大树滋养小虫、小虫却能掏空大树这一角度，又可以延伸出人对支配自己的生存语境的有形无形抗争这一命题，小说对此亦不无揭示。无论如何，“大树小虫”凝练精当、寓意深远，作为该书题目不但恰如其分，也有望成为一个新的流行词，活在人们的口耳相传中。

三

再来说一下这部小说的人性表现。它是小说能够“立”起来的根基，不过相对于作者在结构、语言上的苦心经营，其人性表达与池莉此前的作品相比变化并不是太明显：依然有着力透纸背的“俗”“准”“狠”的一面。

“俗”性人生的表达是与池莉本人的价值观、婚恋观联系在一起的。“我首先希望自己是一个大众意义上的正常人。我能够与大多数人一样吃东西很香，穿着得体，知热知冷，知好知歹。我希望我具备世俗的感受能力和世俗的眼光，还有世俗的语言，以便我与人们进行毫无障碍的交流”15，这是池莉艺术人格的起点，“世俗”是其关键词。与个人化、边缘化写作正相反，她喜欢描写居于秩序、伦理、规范之内的“常理、常情、常态”的人物与事件，曾被批评为丑化知识分子、“小市民，名作家”也是从这个角度而来的，决绝的反抗、疯狂的精神叩问、执迷的激情飞扬等极端状态在她的小说中是较为少见的。《大树小虫》也不例外，像俞思语从“被设计”的爱情进入婚姻后，也是过着一地鸡毛的日子，按说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现代女性在社会上找份体现自身价值的工作最正常不过，可小说中她因为不谙世事被强暴一次后，就再也没有了独立面对社会的勇气和能力，生二胎的各种准备和“没怀上”事无巨细铺陈，与池莉此前的新写实写作如出一辙。俞思语这种父母地位高、嫁给富二代、婚后以生孩子保家庭为主的女性，与独立自主的现代女性意识尚有一段距离。另一个女性人物钟欣婷更是经历了“从叛逆到还俗”的过程。非法二胎、佯装由农妇生出，东窗事发后父母受处分，回到家庭后不受待见，这一切使得她没有长成富家公主，反而成了玩世不恭、愤世嫉俗的一代“愤青”。小说写到钟欣婷喜欢鲁迅杂文，成为班里刺头，做事说话混不吝、楞头青，有着池莉《生活秀》中来双媛的影子。后者作为来双杨的对比，没有得到叙述主体的多少认同，反而有被揶揄、嘲讽之态。当然，钟欣婷没有仅停留在来双媛的阶段，由于长篇小说故事的推进，小说写到了她与简单粗暴的清华博士董金泉的失败婚姻，以及由于这次婚姻钟欣婷的“成长”。“回到原点：钟欣婷还是回到了自己父母家。女儿离婚了又带着吃奶的小宝贝，不回娘家回哪儿”16，尽管这次离婚让钟欣婷分到了自己的住房，小说还是让她带着孩子回到了原生家庭，与父母的关系和好了，传统伦理秩序得到修复。这是与小说对世俗化人性的理解分不开的。

“准”是就池莉对芸芸众生此在情感把握的精准度而言的。从“烦恼人生”开始，池莉就对准了饮食男女的“过日子”哲学。在一篇散文中，池莉对她所理解的爱情婚姻提出了极富个性的“谬论结构”的说法：

世间万事万物，凡立得住站得稳的，无不是结构得好……男女自然也是结构。爱情是结构上长的草。结构一散，爱情便不复存在了……除非一个人不正常，正常男女谁也逃不出结构。你可以不结婚，但不可能不与人形成结构。结婚是一种公认的合理结构，除此还有许多其他形式的不受公认的结构……爱情这东西当然是有的。它像春天的花，夏天的雨，雨后的虹，孩子的游戏。它可以是婚姻的基础和台阶，也可以不是。17

将婚爱关系的实质以“结构”呼之，这曾招致了某些倡扬婚姻自由、个性解放的浪漫主义者的批评，但不妨碍因其说中了中国人感情生活中某些秘而不宣的事实而得到了另一些人的共鸣。池莉的不少作品其实是对这种“结构化”婚姻观的文学性诠释。像《小姐你早》中借对戚润物婚姻的离散所说的“婚姻的实质是实力平衡。人们说这个与那个相配或者不相配都是根据实力来掂量的。男女之间也是时刻掂量着对方的实力的，只是不会明说而已。实力不相当的，结不了婚，即使一个恍惚结了婚，日后也得离婚，谁轻了谁重了分分钟都能感觉得到，人都敏感着呢”18。《大树小虫》中钟永胜与高红，俞亚洲与任菲菲两对夫妇，尽管属于社会上有财富、有地位的精英名流，但小说通过他们隐秘生活细节的展示，道尽了这种靠“结构”维持的婚姻生活的酸甜苦辣。小说中的钟永胜一如前文提到的其“人生表情”所言，是家庭伦理和快活潇洒都想要的财富新贵，不但有情人，连家里的保姆、情人的妹妹也没放过，还被老婆、儿媳当场拆穿，结局是她们走的走、散的散，“每天全家还是一桌子吃饭，都当没有发生任何事情”，这就是“谬论结构”在起作用，钟永胜与高红之间“结构”没散，这个婚姻还会维持下去。《大树小虫》因为用了多声部叙述视角的方式，给每个当事人言说自己的机会与权力，这个结局并不让人意外，反而让人读到了力透纸背的真实。小说正文之前援引了韦洛斯·安德拉德的诗，“大地上的罪行，怎么可以原谅？我参与了其中一些，另一些我躲在一旁围观”，这是大有深意的，小说从养尊处优的繁华与时尚写起，转向生活背面的罪恶与欺瞒，一家人迎接2016 元旦吃年夜饭的结局中，欢乐里透着隐忍和苍凉，被称作武汉动态版的《清明上河图》，不是没有道理的。

“狠”则是指其向人性深处开掘的力度与尖锐性。出版过池莉小说的责任编辑林金荣曾这样评价池莉，“在尖刻与狠之中，她抵达人性的深处，她触及了人性的隐秘，她留给你一个挥之不去的印象：真实。真实并不是容易达到的，或者有些作家追求极端个性化的真实，读者难以获得共鸣，或者一些作家根本认识肤浅，到达不了真实，这真的很见功夫”19。池莉小说中男人有钱会变坏、女人风情得不到善终、夫妻同床异梦这样的情节设置，被某些批评家视为“媚俗”，这当然是些爱被大众茶余饭后谈论的对象，但池莉的特别之处在于她不是像一般言情读物那样流于讲述故事本身，而是渗透其对人性堪称老辣的深度叩问。像格瑞丝这一全程以洋名的中文音译（grace，优雅的意思）出场的人物，出身贫苦，但人美歌甜、有心机、擅风月，步步为营接近钟、俞两家，不但是俞思语公公、父亲的共同情人，婆婆高红信得过的朋友，俞思语的闺蜜死党，甚至连俞奶奶也能交心谈天，这是一个池莉以往小说中较少出现的“尤物”型人物。但结局又如何呢，东窗事发后格瑞丝人间蒸发，“格瑞丝就像空气一样存在过，又不存在了，没人理会”“影响了俞思语人生和婚姻的格瑞丝啊！格瑞丝人走了，涟漪却在俞思语这里久久荡漾，俞思语也不知道会荡漾到什么时候”20。三个男人却没有一个给人到中年的格瑞丝婚姻和真爱，俞思语反而“被设计”着嫁给了高富帅，并努力造人，以求儿女双全，池莉在对人生残酷的揭示方面不可谓不“狠”。还如对俞爷爷俞奶奶的描写，因为怀疑彭厨子的死与俞正德有关，也因为听信传言错过了去台湾的原未婚夫“白麻子”，俞奶奶一直对俞爷爷心存芥蒂，晚年更是到了“恶言恶语，互相刻薄，彼此嫌弃，叮叮角角，没完没了，也都是真生气”21的地步，然而，“俞正德、彭慧莲被生活习惯紧紧捆绑在一起了。煮熟的粽子了。捆绑成性。离婚已然没有意义—这是他俩最后的默契—那就还是要个面子吧。这么大年纪了就剩面子了”。两人唯一的共同之处就是疼爱孙女了，“在外面要面子，在家里要面子，特别是在思思那里要面子—岂止是他俩老脸的问题—是不能够让思思毁灭美好婚姻的神圣感”22，这种描写入木三分，戳中了“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中国人家庭生活的实质。

四

在中国作家网的名人推荐中，王蒙对《大树小虫》的推荐语是，“池莉的写实风格在读者中大受欢迎，她的不少小说可以卖到几十万册，这是我辈不能望其项背的”，未对小说的内容、形式作过多描摹，单单指出了她作品的“畅销”，这大概是文坛对她的一般看法。笔者对此曾以“大众”为关键词写了一本专著来阐释池莉小说的“大众化”特征与“畅销”的缘由，提出了“大众化艺术人格（大众化人生观；大众化婚恋观；大众化生活观）”“‘为大众’文学观的确立（‘文学是一种俗物’、读者：大众、小说的标志：‘好看’）”“给大众化美学原则赋权（走进大众生活的最深处、抵达大众集体无意识的暗角地带、对大众此在情感的发现与体认、非极端个性化的大众真实）” 、在一套顺应大众诉求的话语策略下（命名策略、细节仿真、修辞魅力）等系列命题。23这主要是针对池莉此前的中短篇小说而言的，对于《大树小虫》这部厚积薄发的长篇小说来说，我们上文所做的细读阐释表明，其在很大程度上是同样适用的。

西方有句谚语，one man’s meat is anotherman’s poison，对应中国话里的俚语，大概就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趣味人人言殊，有人喜欢余华，也有人喜欢池莉，这本不足为奇，至于喜欢池莉的读者在数量上占一定优势。笔者认为，这是需要从其受众群的特征来考虑的。池莉小说以市井细民琐碎庸常的婚爱、生孩子、过日子为写作重心，女性（市民）读者更容易将她的小说与自己的生活“无缝对接”，而这些读者是当前文学书籍买方市场中的主流人群，否则也不会有“女性向”文化24的说法出现；而其日常生活流叙事也特别适合电视剧等大众文化改编，因为电视连续剧之所以也称肥皂剧soup opera就是以家庭主妇为收视群体、多插播肥皂等生活用品广告等，这些并非都是池莉的主动迎合，但其作品内容与形式上的特点客观上契合了这些人群的需求，却是一个事实。大众文化改编又反过来提升了池莉小说的社会知名度。《大树小虫》刚一出版就有影视改编等事项的接洽，道理也在于此。

另外，如果说大众读物都是瞄准大众需求而做，池莉小说艺术上的精益求精又使其比之一般通俗言情读物也更易获得青睐，这种艺术质素层面上的原因也能对池莉小说的“畅销”作出部分解释。就《大树小虫》而言，平心而论，它不是没有池莉此前作品的影子，像俞思语、钟鑫涛小两口备孕二胎的拉拉杂杂描写能够从其《太阳出世》《来吧，孩子》中找到某些端倪，俞爷爷俞奶奶之间有关彭厨子的家庭悬疑也能让人联想到她的中篇小说《云破处》等，但池莉均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改造、化用，并不给人重复雷同之感。或许，池莉家长里短的“过日子”哲学可能会让某些不习惯这种风格的人产生厌倦心理，但同样的描写也会让另一部分人倍感亲切。毕竟，在一个文化泡沫泛滥的年代，这样兼具时代感与人性深度透视的作品并不是太多。笔者就是从这一角度将《大树小虫》命之以“匠心与慧心”之作的，有兴趣的读者如有不同意见可与我商榷。

[本文为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7CZWJ07)、山东省研究生教育优质课程项目（SDYKC18045) 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 刘雅：《池莉新作〈大树小虫〉： 文字的视觉感比电影高级得多》， 中国作家网，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9/0513/c403994-31082253.html，2019 年5 月30 日。

②⑦丁杨：《“写人，写民，写他们不可言说的内心深处”——访池莉》，《中华读书报》2019 年6 月10 日。

③④⑥⑧⑨⑩ 11 12 13 16 20 21 22池莉：《大树小虫》，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 年版，第8、358、149、8、89、219、293、336、379、120、421、346、346 页。

⑤王洪：《“我是一个‘革命派’”—池莉专访记》，《中华读书报》1998 年5 月21 日。

14 傅小平：《池莉：我在获得清晰视线的时刻，写完了这部大长篇》，《文学报》2019 年4 月25 日。

15 池莉：《我》，《花城》1997 年第5 期。

17池莉：《谬论结构》，《家庭科技》1994 年第2期。

18 《池莉文集》，江苏文艺出版社2001 年，第242 页。

19 林金荣：《池莉小说为什么会畅销》，《大众科技报》1999 年10 月28 日。

23 孙桂荣：《大众表述与文化认同—池莉小说及其当代评价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1—84 页。

24 “女性向”最初来源于日本漫画，意为“面向女性的”“针对女性的”，是一种将女性定位为主要受众（读者/ 观众）群体的文化类型，笔者在《大众文化语境中的“女性向”叙事—以郭敬明现象为例》（《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6 期）、《“她江湖”文学场与新媒体时代的“女性向”方式》（《烟台大学学报》2019 年第3 期）等文中对此有详实论述。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