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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近年报告文学创作进入到一个新的活跃期，实绩可观。但报告文学存在的基本问题依旧，即作品的审美性建构不足，尤其在一些重大题材的写作中更是这样。如何在落实文本内存的客观真实性的同时，又能达成作品充分的审美性，这是报告文学文体建设的自身命题，也是读者对它的重要期待。徐剑的长篇《大国重器》，以其题材题旨的重大、作品叙事重心设定的合理和结构安排的奇巧、人物形象形神兼得的塑造等，较好地处理了国家叙事的宏大和审美表现精微之间的关系，为这类作品写作的优化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文本。

关键词：徐剑 《大国重器》 国家叙事 审美建构

评论家梁鸿鹰在综述年度各门类文学创作情况后，作出了这样一个判定：“现实题材的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创作一家独大，优势明显，尤以总结成就、颂扬英模、反映新气象的作品增长较大，有的也确实产生了不小影响。”1事实上不只是2018 年报告文学创作具有凸显的实绩。是不是“一家独大”，这也许并不重要，因为这样具有刺激性的证说，可能会一家兴奋多家不欢。但可见的事实也是最近五六年来报告文学文体葆有较为强劲的活力，进入到了它的一个新的活跃期，可观之作不少。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已卓然闻声，进入本世纪身影依然深耕在报告文学园地中的一批跨世纪作家，如何建明、徐刚、李延国、李鸣生、徐剑、赵瑜、王宏甲、黄传会、杨黎光、曹岩等，他们以有质量的创作，支撑了报告文学的天地，更有后来加盟这一文体的更年轻的作家，如李春雷、朱晓军、陈启文、纪红建、丁燕、丁晓平、马娜、李朝全、王国平等，以新作呈现新气象，为报告文学的可持续发展增添了新力量。基于这样的形势，我们应当给报告文学应有的评价。当然像梁鸿鹰这样的高评，对报告文学更是一种有意义的激励。

但这只是报告文学的一面。回到报告文学的内部，我们对它作些检视，可以发现其中存在的若干不足。“不必讳言，当前报告文学的创作，确实充斥着大量的表扬稿。表扬稿的弊病就是只有报告，而无文学”“报告大于文学，新闻多于报告；有的语言太制式化”2。这些问题是老问题，也是这一类写作的难题，即非虚构写作，如何在落实文本内存的客观真实性的同时，又能达成作品的审美性建构。这是报告文学文体建设的自身命题，也是读者对它的重要期待。在这样的背景中，我们研读徐剑2018年推出的长篇报告文学《大国重器》，感觉有一点欣慰欣喜。因为报告文学写作中的典型问题，在“主旋律”写作，尤其是宏大叙事作品中更为突出。徐剑作为报告文学内中之人，深知这一文体具有独特的无可替代的功能，但他也洞悉报告文学创作中的缺失。他是报告文学的自觉者，其新作以选题的重大、人物形象的真实感人的塑造、中国精神的激扬以及作品叙事结构的精巧设置等，较好地处理了国家叙事的宏大和审美表现精微之间的关系，为这类作品写作的优化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文本。

一

徐剑是当代资深有为且具代表性的报告文学作家。《大国重器》是他献给自己60岁生日一份厚重的大礼。“徐剑”其名和主人的人生之间，有着一种特殊的可“互文”的机缘。徐剑之“剑”与他特色化的写作对象导弹书写之间，具有某种特殊的关联。徐剑不同于其他作家的是，他对于写作对象，不是一个外在的他者，或只是一个采访者、书写者，而是置身其间，融合其中的一员。他的写作，不仅是作者一己的文字编码，而且也是他所心系的中国导弹事业的一部分。2018年5月22 日庆生60当天，徐剑作七律《感恩》：“滇雨寒霜落板桥，戎装学子问云高。东风纵笔蘸湘水，秋月握雷听梵涛。一路贵人多友谊，独逢骚客鲜文刀。半壶浊酒宴花甲，正院门前抚夏蒿。”这里的“戎装”关涉舞剑，“东风第一枝”，更是长剑倚空天。徐剑年少即从戎，参军的部队所属二炮，就是现在的火箭军。这是一支名副其实的“剑”军。峰回路转之中，他走上了创作之旅。作为作家，徐剑有多副笔墨，散文、小说、电视剧本、报告文学等多种文体的写作都有建树，他涉及的写作领域也比较宽阔。但是，在我看来，徐剑是属于“剑”的。《大国长剑》《鸟瞰地球》《砺剑灞上》《逐鹿天疆》《导弹旅长》等导弹系列作品，确认并确定了徐剑作为“导弹作家”的身份、地位和价值。这是醒目而有独具光彩的徐剑标识！

《大国重器》自然是一部“大字头”作品，其副标题“中国火箭军的前世今生”，已经明示了作品“国家叙事”的宏大构架。对于“大号”题材的报告文学写作，近年来文学界和读者表示了不同的看法。“非虚构”在新的语境中的又一次提出，一方面满足了市场和读者对于种种新名号的兴趣，特别是对舶来名称的好奇，而另一方面其根本在于文学界内一些人士和相当一批读者，对报告文学写作日益模式化、叙写空间渐趋逼仄等的不满，“非虚构”者希冀“由此探索比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更为宽阔的写作，不是虚构的，但从个人到社会，从现实到历史，从微小到宏大，我们各种各样的关切和经验能在文学的书写中得到呈现”3。由此也引发了“报告文学”与“非虚构”称名的争论。在我看来，其实两者之间并非势不两立。其基本的逻辑前提是文本的客观真实，“非虚构”是文类，自然包括体类很多，而“报告文学”是一种具有特殊规定的文体。“非虚构”和“报告文学”是一种不等式关系。作为报告文学写作者，可以从“非虚构”倡导者以及一些成功的实践中，汲取有益之处，优化报告文学的叙事，以适应新时代新的书写对象、新的读者受众，对报告文学阅读的新需求。

文随世移，报告文学的文体是一种开放的文体，如果只固守某种教条的框框，那么其势必然趋衰。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需要指出的是，在我们的文化心理中，好走极端常常成为定式。就以纪实书写而言，现在一说“非虚构”，就有人会拒绝“国家叙事”类的报告文学写作，以为只有具备了某种个人化经验的写作，才是现在“非虚构”的正途。这是另一种值得警惕的片面。报告文学需要多样化，但毋庸置疑，国事国史国运等的书写依然是它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华人民共和国70 年，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这样的历史传奇和时代伟大创造，需要报告文学以新“史记”进行大写细述。这是报告文学书写对象的客观规定，也是这一文体体现存在价值的优先方向。只是对于这样的大题材，我们应更加注意以非虚构文学的方式加以书写，在题材的公共性和书写的个人性之间，生成有文学的思想的信息饱满意趣盎然的艺术文本。理想的宏大叙事报告文学作品，它在完成大历史书写中，最终也能成为历史中有意义的一部分。我想徐剑的《大国重器》就有这样的可能性。

二

《大国重器—中国火箭军的前世今生》是一部题材主旨份量极重的作品。这是一部书写中国导弹发展历史的史诗，一部绘写火箭军“前世今生”的大传。全篇“引子1956年元旦那场雪”和“战斗部跋”外，有“上卷发射基座”“中卷火箭第一级”“下卷火箭第二级”三部分组成，共十九章，以叙写对象的关联术语结构篇章，以一甲子的历史纵深和波谲云诡的宏阔世界背景，具体生动地记录了中国火箭军从无到有、从仿制到自创、从低端到尖端发展壮大的辉煌历史。这是当代中国大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导弹诸事并不只是军事之谓，而是关乎一国政治经济外交等，从某种角度而言就是一国的政治经济外交，是现代民族国家自立于世界的支撑之盾。因此其事也大！面对国际上的核威胁、核讹诈、核封锁，我们只有而且必须拥有“两弹一星”。邓小平也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可以说，强大的国防能力、自卫能力是与中国大国地位相适配的核心力量。以火箭军而言，即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那样，“是我国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是我国大国地位的战略支撑，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由此可见，徐剑选取火箭军辉煌的历史和壮美的现实，作为报告文学写作的对象所具有的特别重大的意义。

就意义论《大国重器》，有一点是显见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徐剑书写的一部导弹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英雄谱。在这样的英雄谱中，蕴含的是大写的中国人、中国军人的中国精神和民族之魂，激扬地体现正大气象的中国气派。徐剑以为，“讲述中国故事，需要诠释的是中国精神，尤其是承载着强军梦的故事，最能地体现这种正大气象”。徐剑特别看重报告文学中“风神韵”体现，强调“神是神品，是上品的风骨、风神，就是一个民族哲学的向度与精神维度”4，是报告文学不可或缺的要素。在《大国重器》中，作者通过作品具体生动的叙事，激活了一段又一段峥嵘岁月，呈现了一代又一代、一批又一批为国奉献的导弹英雄。在这些英雄的身上，凝聚了崇高感人的中国精神。

对过往伟大历史的缅怀，于今天砥砺奋进的我们至关重要。作品中有一节描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黄迪菲已经整整 80 岁了。近千度的高度近视，令他几近失明，如今的世界就像他面前一片景物，模糊幻化，而不可辨识。看不见亦好，落得一片清净。然而，有关导弹岁月的记忆，却像一张老唱片的纹路一样，轨道清晰可现。记忆的指针一点，就像音乐流水般地淌了出来。黄迪菲老人乐于像流水一般地给我讲故事。每次我来，对他与夫人徐阿姨都是很高兴的日子。毕竟还有一位作家记着他们，乐意听他们讲昨天的故事，毕竟导弹事业早期的故事，就像一页页老皇历一样，连他的亲人都不愿去翻动了，而我却是一个乐意倾听者，且不止一次听黄迪菲老人讲自己的故事，第一代导弹先驱的传奇。”老人与老唱片，似乎没有比这样形象生动的描写更贴切，更意味深长了。这里的无奈，被作者点破了：“毕竟导弹事业早期的故事，就像一页页老皇历一样，连他的亲人都不愿去翻动了。”正是在这里，作者的写作有可能使读者走近那渐行渐远的历史，掸去历史的封尘，在阅览先驱的传奇时，完成一次精神的洗礼。

英雄总是与传奇相关联。在物质至上主义者这里，以国家民族集体性价值为重的英雄，被他们以自我实现为务的个人价值所遮蔽。经济中心主义的价值观，构筑的是物质崇拜和资本英雄。《大国重器》是一部英雄礼赞，作品对导弹英雄的再现与讴歌，是对时代核心价值的一种重申和弘扬。导弹英雄的叙事在《大国重器》中占有很大的篇幅，这也是作品最为感人的地方。而这样的设置在徐剑这里是高度自觉的，是有意为之的。徐剑在这部作品中有言，“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在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我们的民族需要这样的英雄，我们的国家需要这样的英雄，我们的人民更需要这样的英雄！”

这里有令人心生悲壮崇敬的场景：“导弹筑巢人就是这样，每一个国防工程竣工了，每一个导阵地建成了，就会留下一座烈士陵园。”“面对一座座烈士的水泥小屋，极目远方，看着缓缓而落的夕阳，晚霞染红墓地，犹如喋血一般，然后缓缓地举起右手，行一个最肃穆庄严的军礼。”更多的是一个个令人唏嘘流星般逝去的生命故事。王文强是高干之子，红军后代。他“当了风钻班长。这是最危险最苦的活了，三年之间，他却一直撑下来了。团党委根据他的表现，遂决定将王文强提升为排长，命令已经拟好了，准备第二天就宣布”。可在组织施工之时，巨石砸下，“王文强安静地躺在了导弹阵地上，芳草萋萋，青春的年轮永远凝固在了21 岁的年华之上”。连长胡定发，“我三年没回家，还不知道我儿子长得啥模样呢？”妻子和儿子到部队探望他，“妻子转身拉儿子，快叫爸爸。儿子从妻子屁股后边伸出头来，喊了一声 ：叔叔！”一家人难得相聚，而就在这相聚的日子里，胡定发在检查工程中突发事故而牺牲，相聚竟成永别。还有杨业功，“在亚洲第一营里，他从一名学兵开始了自己的导弹生涯，继而成了发控技师，发射排长，发射连长，作训参谋，作训股长，一步一步地走向了导弹司令的辉煌人生”。他重病尚未恢复，就要上班，“给我汇报打仗准备情况”“我要参加指挥所工作！”“最后，再无力坐下去了，被部属架出了会议室。”读着这样的文字，我们无不为这些英雄而肃然起敬。他们以生命浇铸的中国导弹事业，为我们撑起了一片晴朗和平的天空。我们仰望星空，感念共和国的英雄。

三

言说了《大国重器》的题材主旨意义和作品的精神价值，我们再回到这部作品的叙事本身，来感知、读解它的特质。报告文学的主要价值可能不在文学方面。但是没有了文学的表达载体，报告文学所要报告的对象当然不复存在，其价值也就无从谈起。报告文学不能满足单一的新闻报道的宣传功能，之所以在新闻之外还需要报告文学，是因为报告文学在报告与文学的统一相生中，能实现非虚构叙事审美的最优化。正是在这一点上，《大国重器》为报告文学的审美性达成提供了成功的经验。报告文学文体的要义，它的称名已经昭明。“报告”是其价值之基，离开了非虚构的客观真实，就失去了言谈这一文体的前提；“文学”是其价值生成的关键。言而无文，自然行之不远。报告文学之所以称之为报告文学，而不是一般的新闻通讯，道理正在这里。没有了作品的非虚构叙事之美，离开了读者的阅读接受，报告文学的终极价值就不可能达成。现在许多名为报告文学的作品，其主要问题就是有报告而无文学，或者说是报告有余而文学不足。徐剑的这部《大国重器》，在报告的真实性这一点上，我无需赘言。这样重大而又敏感的题材，有关部门审读经年有余。但作品中所反映出的作者对有关材料所持的审慎态度，还是使我有话要说。这些材料涉及周恩来总理。其一是周恩来的亚洲导弹第一旅的题词“东风第一枝”。“这个旅的老人，退休的、转业的、复员的，皆这么说，我们便采信了。一旅政委如是说。”但是徐剑经过考辨，认为“东风第一枝”出处无关导弹部队。“我们官兵以‘东风第一枝’自誉、自傲、自豪，取其风骨、神秀，未尝不可。只是‘东风第一枝’非彼即我，题词乃张冠李戴，不可安于我们头上。”其二是周恩来为导弹第一营送行的照片。“照片的说明是1959 年7 月15 日，导弹第一营移防大西北凉州武威，总理来送行”，这照片“已经上了第二炮兵军史馆的展板”。“只是7 月15 日这个日子，总让我有点存疑，那是北京的盛夏之时，总理却是一身中山装，李甦则是春秋常服，持枪，扎腰带，时间和节令上有些对不上号啊！”徐剑通过访谈当事人，查阅周恩来年谱等，照片的说明都没有得到印证，认为时间和事由可能不准确。这样，就没有采信这一材料，防止以讹传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于报告文学写作所秉持的严谨态度。

《大国重器》是“中国火箭军的前世今生”的历史叙事，但这并不是历史学中的历史书写，也不是火箭军军史的制式，而是一种非虚构的文学叙事。非虚构的文学方式进入真实的历史存在，其前提是非虚构，而文学则包括语言运用、结构设计、人物再现、现场实感、主体情与思等等，总而言之，要以作家充分的个人化来文学地呈现对象。不同于其他类型的历史写作，文学的历史写作，往往是以小进入历史之大，以故事的讲述和人物的鲜活再现历史。徐剑当然深谙这些非虚构写作之道的。徐剑是一个文学方面历练有素的作家，也是对此有所思考、探索的自觉者。“我以为，报告文学的文本、叙述姿势和细节的挖掘则是文学性创意标高所在。其包涵了三个要素：文本即结构，叙述即语言，细节即故事，惟有这三个因素的推动，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5徐剑所说的报告文学文学性“三个要素”，找准其生成的关键点，其中具有某种可操作性。不仅如此，徐剑对报告文学的文学性本源也有清晰的认知：“我秉持一个观点，真实生活远远比作家更富有想象力，这需要作家以行走之姿，走到，听到，看到，从大量的真实事件和人物中去发现独特生动的细节和精彩。”6要之，报告文学的文学性存在于书写对象非虚构真实性之中。这是它与小说文学性生成模式的最为别异之处。因此熟稔写作对象，善于发现对象本身内存的机缘巧合等，成为报告文学作家写作的基本功。

在文学性“三要素”中，置于第一的是“文本即结构”，可见徐剑对作品结构的看重。在报告文学作家中，徐剑是很有结构意识和结构能力的一位。《东方哈达》以上行列车与下行列车双线结构的并置，建构关于青藏铁路建设及其关联的现实和历史；叙写电网建设的《雪域飞虹》，用电学中正极与负极结构全书等。我们看《大国重器》的结构生成，其中也有精巧。徐剑从火箭军历史的机缘巧合中，发现了结构作品的契机。“2015年12 月31 日，历史子午线与现实的子午线在这一瞬间重合了。六十年前，钱学森备课，次日下午提出火军概念，六十年后，习近平主席授旗、训词，标志着火箭军的序幕于此刻撩开了。”“一个甲子，一枕火箭军之梦。历史于冥冥之中，在辞旧迎新、一元复转的时空交接之中，预示和影响了中国火箭军的前世今生。”这种真实的历史巧合，点亮了作者结构作品的灵感，也使作品的故事性建构得以强化。作品的入题正是从钱学森的“导弹概述”开启的。纪实作品的开题至关重要，作品的进入视角、进入方式等，大致上反映了作者的文学能力和作品的艺术水准。从实际的历史存在看，《大国重器》可直接由讲座的主人钱学森进入叙事，也可以在主持人国防部副部长兼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大将这里落笔，等等，可以有很多种设置。但是我们读作品就知道作者是从李旭阁这位当年总参作战部空军处参谋这里展开的。处长“扬了扬手中一张入场券，说明天下午三点新街口排练场有一场很重要的科学技术讲座，让你参加”。“听讲座的都是驻京各大单位的上将、大将，可能你是最小的官。”“年轻少校一生从此与导弹结缘，而钱学森教授也未曾料到自己的一堂讲座，会在新中国一位年轻军官的成长之旅中划下一道深深的历史之痕，会与一支战略军种的成长壮大密切相连。当时听他课的人很多，但是将来其中走出一位中国战略导弹的司令员，或许令后来的他有点始料未及。”李旭阁由听“导弹概述”的参谋，后来成了共和国第二炮兵的司令。生活不缺乏故事，历史之中有的是传奇。徐剑由对写作对象的深谙中，发现了这种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性，并且将这种故事性有机地导入到文本，这样就使作品的叙事引力随文而出。作者以小微进入大历史，小与大，轻与重，神秘与期待等有机地融合起来，使作品的叙事有了一种特别重要的张力。

文学是人学。尽管报告文学不像小说那样以塑造人物为第一要务，但我们依然认定，人物再现是报告文学文学性构成的基础。《大国重器》是叙大国大事的作品，但作品并没有见事不见人，相反，作者始终注意突出故事中的人物的再现。徐剑认为，“文学的靶心始终对准人，对准那些创造了历史的底层小人物，对准那些改变了历史的大人物” 7。《大国重器》以充分的篇章为我们展示了中国导弹人为国牺牲、卫国精武的感人事迹和崇高的精神形象。塑造再现了不少真实感人、丰富饱满的人物形象。对于人物的再现，不只写到高层的决策人物，火箭军的中高级指挥员，也以许多笔墨为普通的官兵立传，其中有导弹发控号手张元庆、六级军士肖长明、“金号手”军士长康平、“发射战车之王”周文芳等。人物在作品中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谱系。这也体现徐剑这部作品表现的重心的预设：“重器也，但非器也，大国国器是人，大写的中国人，中国士兵、中国火箭官兵，他们才是真正的大国重器。”8

在人物叙写中，对一些高级首长的写作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其中对向守志的描写就是代表性的一例。“不当军长当院长，只恨手中剑不长”，当军委任命向守芝担任西安高级炮兵学校校长时，他感到“很荣幸，倍感光荣”。他“将自己档案里的名字向守芝，正式改名为向守志”。《大国重器》对这位守中国火箭事业发展壮大之志的将军，以充分的篇幅给了浓墨重彩的描写。为了不使自己成为永远的外行，向守志特别请学校的专家给自己开小灶补课。对专家校长特别尊敬，每次都要到楼下迎接。有一天席力给向守志讲课，“他入院长小楼时，发现向守志没有下来迎接，而是由公务员导引上至楼上，只见向院长坐在一个气充满的游泳圈上。他刚入屋里，向院长站了起来，说，席力主任，请坐，我这几天痔疮犯了，老毛病了，不能下楼接你，抱歉，医生给我出了一个好主意，让我坐在游泳圈上听课”。再有一次，苏晨给向守志上导弹发动机课。“已经讲了一周时间了，讲到最关键的发动机液体燃烧时的流量推力比时，门诊部主任突然闯了进来，在向守志跟前耳语了几句。只听向守志惊叹了一句，啊，怎么会这样？”苏晨知道可能出了大事情，建议课延期再讲。向守志没有答应，“日暮时分，因为课堂你提我问，拖堂了，过了开饭时间才最终下课”。原来是医院查出向守志爱人患了癌症，需要手术。这里所呈现的场景和细节都非常真实，素朴的文字，刻画出人物感人至深的形象和令人崇敬的品格。读这样的文字，即刻就会转换出如在目前的画面，所写人物在读者这里就挥之不去。

由这两个场景和细节的描写可知，报告文学的写作，它的表现力的达成，它的文学性的获得，除了作家需要具有良好的文学修养、语言功底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采访的到位了。“功夫在诗外”，报告文学的功夫在采访，在体验，在感知、感受，在采访内化对象。采访之力要用于对写作对象的全面整体的认知，更要用于对具有特质性的现场、情节、细节等的挖掘和发现。一个核心细节远胜于空泛无物的唠叨。“文学的经典，其实就是细节的经典。惟有独特、生动、精彩的细节，才能撑起文学天空，同样，惟有那些经典的挥之不忘的细节，被一代代读者津津乐道，一个典型的人物，才能在文学长廊兀自而立，栩栩如生。”9这是徐剑《大国重器》给我们的一个有益启示。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媒体’时代中国报告文学转型研究”（16BZW025）成果]

注释：

1梁鸿鹰：《坚守、创造与再出发——2018 年文学创作管窥八段》，《光明日报》2019 年1 月9 日。

2 4徐剑：《新时代主题书写：报告文学要处理好三个关系》，《文艺报》2017 年12 月4 日。

3 《人民文学》2010 年第9 期内容简介。

5 9徐剑：《关于非虚构几个关键词的断想》，《中国艺术报》2017 年4 月11 日。

6 徐剑：《观千剑而后识器重》，《中国作家·纪实》2018 年第7 期。

7 徐剑：《追寻中国气派与风格下的世相之美》，《中国艺术报》2019 年5 月30 日。

8 徐剑：《我有重器堪干城》，《文艺报》2018年12 月21 日。

[作者单位：东吴学术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