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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不同于1990 年代的女性都市小说写作与性别意识觉醒的同步，在新世纪女性都市小说写作呈现出更加客观理性地追求两性和谐的成熟姿态与稳定风格。男权文化与物欲都市的双重钳制，成为一种女性生存的常态，女性小说中更多展现了女性自身在生存困境中的奋斗与挣扎。同时，不同代际的女性作家对于都市女性的书写也会呈现出微妙的区别，表现为更倾向于描写当下都市中的女性情感与生存状态或书写城市历史发展中的女性生存轨迹。

关键词：新世纪 女性都市小说 性别趋同 代际差异 女性知识者

相较于乡土小说，对于都市的文学表达在小说创作中的表现并不总是尽如人意。这与时代的文化焦点与精神走向有关，也与都市自身发展的起伏涨落息息相关。不过，相较于乡土总是被各种文化“终结”的言论和批评所包围，都市显示出它的活力和朝气，无论是都市本身，还是都市文化与都市文学，都还在蓬勃的发展与无限的蔓延之中。其中，女性都市小说的创作与发展也一直处在动荡波折的路途上。

在现代文学时期的女性都市写作，比较经典的是1940 年代张爱玲、苏青等海派女作家的都市书写，《金锁记》《结婚十年》等小说对于上海及周边文化的解析以及对于上海世态人情的描摹可以看作现代时期女性都市表达的成熟之作。在当代文学时期，1990 年代都市文化崛起之时亦是女性都市小说的兴盛时期。铁凝的《玫瑰门》《大浴女》，王安忆的《米尼》《我爱比尔》《长恨歌》，池莉的《来来往往》《小姐你早》，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陈染的《私人生活》，卫慧的《上海宝贝》，棉棉的《糖》等从不同角度表达了女性的都市生存图景。女性文学在1990 年代的主要小说创作几乎都是以都市为描写背景及描述主体的，由此可以看到1990 年代都市文化与都市精神对于女性作家的强大吸附力，同时，非常奇妙的是，1990 年代也正是女性主义文学的崛起时期，也就是说，女性文学自身的勃兴与都市文化的繁荣呈现为重叠的奇异景观。所以，女性作家此一时期的都市书写也是尖锐的女性主义心声的表达。借由都市的自由开放的空间与多元宽容的精神，女性某种程度上摆脱了乡土以及传统道德的桎梏，获得了伸展性别特质、解放性别身体的机会与自由。如果说作家铁凝还沉浸在她的传统仁义之中，如《永远有多远》之中的白大省一样，因而充满了对于历史与现实之中人性原罪的阐释与自我救赎；那么王安忆已经融入都市以精准的眼光审视着上海小女人在物质世界中的沉浮起落。池莉1990 年代笔下的美女与大款的人生故事迎合了读者对都市新兴阶层与新兴人物的关注与兴趣，但同时也因为难以超脱的物欲描写为人诟病。可以说，都市在给予女性作家及其笔下女性人物生长空间与蓬勃生命力的同时，也为其设置了都市的物质消费观念以及欲望人生的桎梏与羁绊。与传统女性作家不同，成长于都市的“60 后”女作家在1990 年代的文学表现更为亮眼。陈染、林白等具有鲜明女性意识的女性个人成长故事的表达都是以城市为背景的，同时主人公倪拗拗、多米等，也是都市中产阶级女性的代表，在都市物质富足、经济独立的女性个体身上，滋生出批判男权、标榜性别意识的独立宣言。现代都市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与个人独立意识的增强，都为女性的独立与自主创造了条件、拓展了空间。卫慧、棉棉等“60 后”作家，将女主人公投放在声色迷离的大都市之中，两性情感的开放与个人生活的放纵描写，显示了都市堕落性与黑暗性的一面，女性身体的解放与性别的自觉意识被导向不可知的迷途。

一 女性都市书写的性别趋同

新世纪，如陈染林白完全不接地气、不触现实的精神高蹈、如卫慧棉棉完全放弃精神高度、拥抱都市声色的堕落人生，都在某种程度上走向了写作的末途。女性作家与都市文化在1990 年代实际上实现了一次互审与交流，片面、偏执、激烈的争执与刹那的火花，都是碰撞与纠结带来的结果。到新世纪，都市女性小说的创作不再像之前那样备受瞩目，但因都市的继续发展与迅速扩张而保持着一如既往的良好写作态势。一方面，王安忆、池莉、方方等女性作家继续延续了她们对于都市的写作热情与表达力度。另一方面，“70 后”与“80 后”女作家的成长与加入，也壮大了都市写作的群体，充实了都市写作的题材与内容，丰富了都市写作的风格与精神向度。这其中包括作家金仁顺、魏微、戴来、鲁敏、盛可以、朱文颖、笛安、张悦然、春树等等。

与1990 年代的女性都市书写不同，新世纪的女性都市文本渐渐放弃了强烈的对于男权文化的全力批判，以及对于都市物质文化与物质精神的强烈抵抗情绪。男权文化与现代物欲社会的双重压制，是当下女性生存环境中的客观存在，对于女性小说写作来讲，已经成为一种常态的情境。男性，同样也在面对这种生存的困境。池莉的中篇小说《有了快感你就喊》讲述了一个城市男性小人物的悲喜人生。卞容大的人生是都市小人物受挤压之后的一出滋味苦涩的变形记。作家对于这个人物的同情与理解不带任何性别色彩。城市对于男性来讲，同样也是苦难人生的聚集地。笛安的《龙城三部曲》中的《西决》所塑造的男主人公西决的形象让人印象深刻。在飞扬跋扈的东霓与不谙世事的南音中间，西决起到了重要的协调作用。父母因为意外去世从很小就寄居在叔叔家里，不过西决聪明懂事、善良真诚，对于身边的人体现了最大的宽容忍让与理解同情。西决没有被塑造成一个模式化的都市人物，没有过度的罪恶与欲望，也没有任何胆怯与猥琐，是一个认真生活并坦然接受生活现实的好男人。对于这个好男人的塑造，显示出在新世纪的女性小说写作中不再与男性尖锐抵抗的温情意识和某种意义上的两性和谐。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遍地枭雄》与之前一系列的上海女性故事迥然不同，讲述了一群流浪江湖的男人的故事。出租车司机在被劫持后居然和劫持者成为了一起浪迹天涯的人，从逼仄沉闷的都市生活中逃离，获得人生的释放与自我的成长是小说的主题。

在描写都市虚浮的物质空间与残忍的生存法则上，较之1990 年代，新世纪都市女性小说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在这种描写中女性角色的凌厉、心机、欲望、残忍程度往往与男性平分秋色，这既体现了都市生存法则的某种公平与一视同仁，也可见女性在都市中无可避免的沉沦与堕落。但这种沉沦与堕落，因与城市的沉沦与堕落相契合，便被抹煞了其黑暗色彩与否定性因子，具有了生存的积极意义甚至成为向上的人生力量。“更让人感兴趣的，还不在于新都市作家写了这些勃勃向上的欲望心态，而是他们对笔下的人物价值判断的态度，他们不再以居高临下的态度来批判新都市人道德的沦丧，也不再用悲天悯人的情怀来慨叹人性的迷失，而是从容地承认世俗欲望的合理内涵，用事实来昭示一个不断向物质利益倾斜的都市新人类的形成。”①笛安的《龙城三部曲》中的《东霓》，女主人公东霓强势、霸道、自私、功利，为了获得巨额财产在离婚时欺骗自己的家人还有丈夫，在极度愤怒时会对自己最亲的妹妹拳打脚踢。家庭不幸与父母不和似乎是东霓难以逾越的人生鸿沟与人性黑洞。但同时，东霓也被认为是一个泼辣、能干、进取的现代女性。东霓这个人物角色呈现出现代都市中独特却普遍的一种女性形象，她们一方面表现为自私残忍利欲熏心，另一方面又表现为聪明能干果决勇敢。在现代大都市打拼的女性，被欲望的都市所裹挟，被塑造为急功近利的都市型人格，同时也在急功近利之中，受到都市的中伤与刺痛。她们痛并微笑着，一方面明了自己内心的黑暗和恐惧，知道自己品质的缺陷和漏洞，另一方面却洋洋得意于自己与都市同构的现代性品格。笛安对这部作品的自我认可应该也是出于对于她所塑造的这样一种矛盾却和谐的都市女性形象的肯定。

那么当同样备受现代都市压抑的都市男女们走到一起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或带来怎样的人生故事呢？“在当代都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短暂，越来越功能化，心灵的交流变得越来越少；每个工作的人生活节奏都极快，很难有充裕的时间与家人朋友交流；现代社会分工日趋细致，每个人都生活在社会系统的特定层面上，生活内容和人生观念相距甚远，又为交流设置了障碍。正因如此，都市人的孤独感越来越强烈。”②个体的孤独无助与渴望融入群体以及获得情感交流的欲望使现代都市人变成了刺猬一样的存在，在彼此的猜忌、揣摩、算计与渴望、付出、交流中，不停亲近又不停疏远，不停分离又不停结合，没有终了没有结局，只有永远的漂泊状态。金仁顺的短篇小说《彼此》很好地诠释了这样一种都市人的生存状态与情感关系。现代都市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丈夫郑昊风月无比的艺术家世界与妻子黎亚非沉默理性的外科医生的工作大相径庭，他们的生活在周末少有交集，黎亚非与同事周祥生的暗生情愫不可避免。但当黎亚非和周祥生走到一起后，发现这不过是又一段相似的婚姻生活的开始。爱情、家庭、婚姻在现代人的生活中变得原来越轻飘和不可信，真正不可替代的情感少之又少。黎亚非痛恨郑昊曾经的花心与不忠，没想到自己其实也是同样的人；周祥生调笑黎亚非对这样的事情也会耿耿于怀，但面对黎亚非对郑昊的旧情同样无法释怀。他们很容易进入一段感情，也很容易结束一段感情，他们追求感情的纯度，但自己也难以做到在这个欲望横流情感开放的都市里清心寡欲。黎亚非对自己的情感生活的态度是：“她审视着自己的生活，没有什么不好，也体会不出有什么好；有时候，她觉得有必要改变改变，更多时候，又觉得应该以不变应万变。”③换句话说，现代人的情感关系已变得淡漠疏远，对感情的认知也似是而非，判定感情的标尺更是五花八门，因而那种崇高、神圣、坚实、忠诚的情感以及情感价值已经从现代人的生活舞台中退场，他们依然渴望，但却往往遥不可及了。

无论是聚焦男性生存的《有了快感你就喊》，刻写女性欲望的《东霓》，还是探索两性关系的《彼此》，这些对于都市人生存现状以及情感状态的真实描写，显示出女性作家性别修辞的别样意味。她们关注女性的生活、情感与心理状态，但同时，男性不再是“他者”，也不是事物与事件的对立面，二者并不构成主体与客体的对立关系，与此相反，男性与女性共同构成了当下都市生活的多样景观。社会的多元化与多向性，人的个体性与独特性，使都市生活中的男女强化了自己的个性色彩与生存的独立意味，同时又非常奇妙地削弱了他们的性别存在感。女性在这样一个开放自由的空间拥有了更多的身体以及精神自主性，但当女性与男性一样平等坦荡的时候，女性的内敛、贞洁、贤惠、善良等富有传统文化意味的性别特质都随之烟消云散了。女性在与男性争夺生存资源时，也丧失了女性的弱势位置与被保护特权。

二 对都市物欲书写的代际差异

作家的年龄与代际划分某种程度上和作家与都市的融入程度成正比关系，都市在近40 年的改革开放的历程中表现为逐步放开与渐次深入的自我繁荣与发达的景象，越是年轻的女性作家在成长的过程中就对都市的认知与认可程度越高，越晚出生，她们越是生存在一个高度城市化的世界里，包括物质的城市化，也包括精神的城市化。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50 后”“60 后”女作家较多具有乡土的生活经验，在进入都市之后乡土生活经验与乡土情结也会影响她们对都市的理解与判定，比如女作家铁凝。当然也有王安忆这样的海派文学的写作者，不过王安忆对上海都市中女性生活的描绘更带有一种冷眼旁观的理性色彩。“70 后”女作家的都市书写较为普遍与广泛，在新世纪的她们也正处在一个写作的上升期与成熟期，对于都市的表达较之乡土也更为顺畅与自然，比如金仁顺的都市小说，对于都市人情感的冷漠与内心的荒芜，她的作品表现出了令人讶异的冷静与坦然，一如作家王安忆。如果说王安忆笔下的都市人的欲念与挣扎是作家置身事外的观摩，金仁顺小说中都市人的残酷与寂寥就是作家感同身受的体悟，如金仁顺等“70 后”女作家的都市书写带有1930 年代上海新感觉派小说的现代笔法与现代性感受。“70 后”也有很多女作家和乡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盛可以的乡土成长背景，但这丝毫不影响作家的都市感受与对都市的解读，因为如盛可以，她们处在一个变动不居的社会当中，哪怕生在乡土，但终有一天要从乡土走向都市，这是时代潮流对她们必然的推动与感召，所以表现都市人的生存感受对她们来说依然游刃有余。

“80 后”女作家被看作最富有都市现代人身份属性的一个写作群体，因为她们没有历史重负的成长，因为她们处在一个乡土已与都市完全同化了的全球村时代，因为她们毫无负担地接受了现代社会的物质属性与消费理念，她们是被这个飞速前进与变化的现代都市物化了的一个独特群体。“80 后”女作家也可以按照“乡土”与“都市”的二分法做一个切分，带有“乡土属性”的女作家，比如张悦然，这里的“乡土”当然并不指真正的现实乡土，而是指作家的城市化与物质化的异化程度，出生知识分子家庭的张悦然并不是都市时髦女郎，也不是什么异类的酷女孩，她从小生活的城市济南也只是一个文化古城，但写起都市年轻人的残酷与个性来，她比谁都要极端。红色的高跟鞋、嗜血的女杀手、古怪的小女孩等等都是她小说常常出现的暴力元素。更富有都市情结与流浪意识的“80 后”女作家是春树，《北京娃娃》等作品中对于热爱音乐与艺术的北漂青年生活情态与生存现状的描写被认为是“用青春写青春”的最真实最贴切的表达。很显然，“80后”女作家与现代都市生活的联系最为紧密，描写也最为切肤，她们写的是都市，其实写的也是自己。“80 后”的写作提示我们一个重要问题，现代都市生活与现代的年轻人是互为表里的，现代年轻人的生活正是都市生活的表征与体现，而都市的物欲、华丽、功利、蓬勃也只有在“80 后”之后的年轻人身上表达得最为淋漓尽致，他们之间是不存在隔阂与缝隙的，他们彼此达到了很好的互通与融合。因而如果要在文学作品中表达对于当下都市的融合式体验与感受，要在个体与城市之间做“无缝衔接”式的描写，就不能不描写都市中的年轻人。

“80 后”女作家的创作当然是毫无疑问的“青春物语”，描写年轻人在这个现代物质空间中的生活与故事，展现面对巨大生存压力下的他们的精神迷惘与心灵动荡。这很容易让人想到1980 年代的年轻人的故事：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以及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时代不同了，但年轻人面对人生时的迷茫与彷徨的情绪感受却如出一辙。1980 年代的这类小说是找不到人生价值与意义的浪漫主义的激情的四处碰壁，新世纪的年轻人的故事则是已经放弃了宏大人生价值与意义、褪去了理想与激情之后的人生困境的描写。比如笛安小说《南音》中的年轻女孩南音，在物质富足与亲情温馨的环境中长大，却仍然要面临爱情的选择还有情感的纠葛，闪婚的率性的生活方式很符合都市年轻人的口味，不过南音也要承受轻易的爱带来的轻易的恨与分离。不匮乏爱不代表能够认真审慎地去对待各种爱的情感，现代年轻人要承受生命中的爱的“轻”特质与“轻”精神。

“70 后”女作家比“80 后”女作家的整体创作风格与情感表达要略显深沉与滞重，因为她们笔下的“她们”跨过了最初的情感懵懂期而进入到了更加严肃的婚姻关系之中。当下都市社会中的她们在物欲与情欲的冲刷下，是一群努力寻求自我、挣扎在情感漩涡中的女性个体。比如盛可以的长篇小说《道德颂》，都市女性旨邑的故事并不新鲜，这是一个常说常新的古老的小说命题：关于第三者的情感与道德。作家的本意应该是想要重新探究一个总是意欲介入别人的生活和爱上有妇之夫的女人的内心世界到底是怎样的。“道德颂”不是对当下道德沦陷与道德低微的调侃，也不是对女主人公旨邑情感道德问题的指摘。“道德颂”实际上是“反道德颂”，祛除道德约束的现代社会的人类，没有因为道德的缺失而放弃情感的探索与追求，没有了道德标尺衡量的婚外情也未必真的那么“不道德”，人类的情感还是如一，甚至更加自由与坦荡，谁能说旨邑就是一个坏女人呢？这个漂亮倔强的女性是那么惹人爱怜，她甚至觉得自己的精神世界是崇高而美好的，把征服已婚男人作为自己的情感寄托，这样的情感，除去道德的捆绑后，呈现为一种都市多元文化中的自然景观，承认人的欲求，哪怕它并不完美与规矩。不过，《道德颂》显露出在都市社会中女性普遍的一种情感危机与道德焦虑，因为不害怕不道德与渴望情感的冒犯行为而呈现出来的道德焦虑与情感危机。

“50 后”“60 后”作家如何来展现现代都市中女性的生活情态与人生故事呢？比如王安忆的中篇小说《月色撩人》《新加坡人》都写到了都市女性的生活，从侧面描写了她们的人生故事。《月色撩人》中的年轻姑娘提提是画廊老板潘索的“新宠”，作家没有把提提写成为了金钱不择手段的物质女孩，也没有把画廊老板写成放浪形骸的虚伪的都市人，作家意欲写出这故事里的人物关系的实质：人与人的关爱的某种方式，以及人不可能是圣人的生活真理。不过提提的面影太过模糊，读者也看不到她的内心世界。《新加坡人》的主角不是雅雯，而是那个新加坡人，不过这不影响小说对这个女性角色的倾心描写。这个住在弄堂里的女孩子有机会认识了有钱的新加坡人，她有着对物质富足的生活与人生的向往，也有着小女孩的纯真与可爱，但当晚上回到自己蜗居的弄堂，女孩子也没有强烈的心理落差与不切实际的人生妄想，她是笃定而平静的。与那些“80 后”女作家笔下所描写的浮夸的年轻女子不同，老作家王安忆笔下的都市女孩既有对繁华世界的向往，也有对自我人生的清醒认知，她们并没有在大都市之中丢失自我，她们只是适应这样的生活并坦然地承认自己的欲望。

所以说，对于现代都市中女性人物形象的刻画与塑造，“80 后”女作家的创作是相当集中与丰富的，因为这是她们某种意义上的精神上的“自叙传”。“70 后”女作家的这类写作紧随其后，不乏优秀与真诚的文本，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也与“80 后”的写作呈现某种人物年龄与情感经历上的延续性与一致性。“70 前”女作家的这部分创作尽管并不是非常显著，但显然，她们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挖掘却异常深刻，描写也精彩。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女作家们不约而同秉承了现代都市物欲社会的开放理性的精神，对都市女性的成长与情感经历保有了最大程度的客观描写与冷静态度，从而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更加真实也更加残酷的女性都市生存景观。

三 对都市历史描摹的女性心声

与对都市生活的当下性的描写相对应的，是女性都市小说写作中所体现出的历史意识。如果说都市生活的瞬息万变与日新月异，展现了都市发展中的不可预估与不可捉摸，带有种种行进中的不安定因素与生活价值判断的困难；那么描写都市的过往与曾经的历史就成为探寻都市内在结构与精神密码的重要途径。在经历了新时期最初经济发展的20 年之后，都市渐成规模，都市文化也日益丰厚驳杂，人们也经历了逐步了解并拥抱现代文明并实现自我价值转换的艰难过程。放眼回望，就具有了某种人在历史中前行的生命感受与心灵历练的独特的都市体验，这种时间流逝之中的都市体验浸入到都市小说的文本写作之中，就成为这种都市的“历史意识”，即当下都市所具有的初步的历史性。

“70 后”与“80 后”女性作家因为与都市的同步成长与浸淫其中的都市人格，使其并不具有某种发展性与变动性，在描写当前都市人的生存现状与情感关系时她们更加游刃有余。面对更具深度的当代都市历史的描写，“50 后”与“60 后”的女性作家似乎更具有话语表达的权威与能力。王安忆、池莉、方方、徐坤、林白等女性作家都在致力于书写这种在都市中寻找自我与重塑自我的生命感受与人生故事。从自我的亲身经历出发拟写女性主人公的都市成长经历是这些作家不约而同的选择，因而塑造具有强烈的自省意识的女性知识者形象就成为这类作品的首要特征。比如池莉小说《所以》中的叶紫、徐坤小说《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中的毛榛、林白小说《北去来辞》中的海虹等，小说中的这些女性人物是不甘于平凡而努力寻求知识与追求上进的女青年，她们往往生活在城市的底层，或者生活在边缘的小城镇，亦或乡下，“大都市”代表了社会的进步与现代的繁荣，由小地方突入到大都市就成为她们的人生奋斗目标。在辗转突围的过程当中，女性主人公往往经历了无数的困难与坎坷，见识了都市文化的魅力以及残酷，也收获了人生的种种历练与成长，提升与丰富了自己的心灵世界，并最终成长为一个富有都市气息与情怀的优秀的现代知识女性。这个过程是一个卑微的普通人不停向上努力的过程，所以小说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平民意识”，女性主人公时时处处都会感受到自身的脆弱与渺小，在强大的社会进步的潮流之中，她们往往只能随波逐流，那些抗争与努力也仅是在随波逐流的过程中艰难地存在着，这些女性人物在新世纪的女性角色的图谱上与其他女性具有强烈的一致性，那就是不再如1990 年代的女性那样表现为鲜明的强势的区别于男性的自我，而是一个具有性别色彩但更具有普通人的共同人性的柔弱个体。

这样的女性角色，与其说是对于新世纪都市小说中女性知识者的一个生动的表达，不如说是对新世纪女性写作者的一个形象的表征。也就是说，这类小说创作其实是自叙传的一种独特形式。在近年的女性乡土写作中有一类非虚构类创作，比如林白的《妇女闲聊录》、孙慧芬的《生死十日谈》等，就具有和自叙传创作的相似性，即小说文本所具有的客观性与现实性。如果说非虚构类创作还只是女作家的一种代入式的文本想象，那么对于女性知识者的叙说就是女作家的自我心声的完全表达了。因而，非虚构更具客观性，都市女性的成长叙事更有“主观性”，这种“主观性”无疑在艺术虚构的基础上是更加真实的“客观性”，这包括故事的人物行为的客观性，也包括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客观性的展现：这些文本真实记录了在都市生存的女性所经历的精神世界与心灵世界的波动以及变迁。

诉说女性的成长历史，不得不涉及到与女性息息相关的社会中的男性群体。尽管女性主义写作与女性主义批评进入落潮期之后对男权批判的声浪已趋于平静，但只要社会存在两性互动与两性矛盾，那么性别批判就会一直存在。与之前的男权批判不同，这个时候的性别斗争更加隐晦、理性、温和，是一股潜在的暗流。这里值得探讨的问题，一是女性成长与男性世界构成了怎样的性别关系，二是女性的成长历程与都市又发生了怎样的隐秘的关联。在陈染林白等人1990 年代所创作的女性知识者的小说中，女性往往将男性与这个社会画上等号，一并打入冷宫，清醒的女性知识者成为批判整个男权社会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存在群体，她们作为都市中产阶级女性的群体身份也令人深思。新世纪的女性知识者已经不再将男性视为自己的天敌，更不会将男性视作社会生活的全部。男性可以成为女性的精神伙伴与知音，也可以帮助更加弱势的女性在社会中立足，给予各种可能的支持。那么性别批判从何而来？显然，尽管在彼此的互助中两性关系更加融洽和谐，但女性还是会面对许多困扰，比如给予你精神慰藉的男性往往并不能提供足够的物质与生活保障，而给予了富足的物质生活的那个伴侣常会缺失精神层面与女性的沟通与交流。《北去来辞》中的女主人公海虹就面临这样两难的情感困惑。为了在北京立足，面对残酷的生存环境，海虹妥协于一段婚姻，男人史道良代表了海虹的现实归属。但同时，激情澎湃的1980 年代的都市生活又给予了海虹以怀揣理想的自由与诗意的放纵，在男性友人陈青铜那里，海虹获得了深度的交流与理解，与文化名人瞿海洋的恋情也如电光火石照亮了她的生活，但最后，他们都只能成为海虹生命中的过客。小说结尾，女主人公海虹没有回归家庭，也没有继续这些短暂的恋情，她逃离了北京，行走在漂泊的旅途中。北京作为都市的象征，是女性精神追求的地标式存在，既为她带来心灵与情感世界的富足，也带来了同样的生存的困惑与纠结。成长的都市之于成长的女性，是一把无形的双刃剑。徐坤的《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探讨了类似的有关都市女性成长的话题，那就是彼此心意相通、志同道合的伴侣是否能够实现真正的两性和谐，从而获得女性知识者对现代都市社会性别秩序的重新整合。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毛榛与男主人公陈米松是一对十分相爱的有志青年，但这对人人称羡的爱人还是在物欲横流、人心不古的现代都市里迷失了自我，并最终走散。男主人公令人匪夷所思的逃离，是对这段婚姻的背弃，也是对偏狭压抑的都市生活的背弃。女主人公婚姻失败后一次次在爱情欢场的溃逃印证了自己也是都市的“病儿”，只能等待情感的救赎。

在新世纪，都市女性知识者的故事也具有了某种延展性以及与乡土的互动性。小说中的城市主体不再是封闭的单一的空间存在，变得更加丰富驳杂。女性在与城市的对话中，乡土的声音也一直存在，乡土在浸入到城市之中，成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甚至对于都市女性的生存也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北去来辞》中关于银禾的故事，可以把它看作缩小了的木珍的故事，当这样的女性故事成为都市女性主体生活的侧影时，就是对都市女性执拗的生命追求的一种矫正，或是一种比照，一面镜子，映照出她们彼此的不同，成为都市女性反观与反思自我的一种独特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乡土女性与都市男性群体一样，都是都市知识女性自我成长道路上不可或缺的存在，虽然看似还不能作等量齐观，但越来越具有重要的意义，那就是不同女性阶层的对话，在新世纪破除了单一的男权反抗的神话之后，所具有的区域性生存的交流与辩驳的意义。

注释：

① 贾丽萍：《欲望之境与生存之象——论90 年代新都市小说》，《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99 年第6 期。

② 翟文铖：《“70 后”作家的都市小说》，《 小说评论》2015 年第2 期。

③ 夏烈主编《袈裟扣——70 后女作家的小说国》，浙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5 页。

[作者单位：中国石油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