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伴随着“中国崛起”过程，以反思姿态介入男性支配气质建构，文学女性主义在重建男性经验和男性形象的政治策略上不断推进，试图还原男性现代生存真相，充分关注男性中那些“沉默的、缺席的、没有说出的、符码化的，有可能是他自己失落的一部分”。在这个重建过程中，采用了如下几项文本政治策略：一是对男性弱势经验的书写，二是对父权支配性气质的反思，三是对性别政治中的竞争赌性的审视。论文以虹影《饥饿的女儿》、张洁《无字》、严歌苓《妈阁是座城》等重要文本的男性书写作为分析重点，展示大中华语境下文学女性主义男性关怀的多重努力。

关键词：男性经验 男性形象 《饥饿的女儿》 《无字》 《妈阁是座城》

西方女性主义自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将性别研究由关注女性和争取女性与男性同等的权利，推进到关注男性和男性研究领域，研究父权菲勒斯中心主义对男性的影响，剖析以少数人的成功和多数人的牺牲为代价的父权体制对男性的伤害，推动对父权体制的深层改革。目前男性气质研究已经成为西方社会性别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视角几乎涉及社会科学的所有学科领域，甚至包括生物科学和自然学科。那些认为男性气质由生物决定的观点， 如男性更进取、竞争、好斗、暴力；如男人的行动由左脑控制，女人受右脑控制，左右脑有不同；如此等等的观点，曾经被认为是男性优越论所建立的生物学基础，而如今却已被性别是社会建构的理论所取代。1

当代西方最著名的男性研究专家和男性气质改变实践家康奈尔，他通过亲身实践和深入田野调查，提出男性气概是在实践中建构的，指出并没有天生的、生物决定的性别，在人类社会中性别是社会建构的。他本人在实践中将自己的男性气概重建为女性气质，在社会公共空间和研究领域，他都把自己的社会性别定义为女性，他在填写性别表格时一律采用“女”和“她”，因此研究者们也把他的理论直接写成她的理论2。这位美国学者的理论和实践行动的知行合一，体现了父权菲勒斯中心主义“男性气概”和男性气质的可改变事实。吉登斯评价康奈尔：“他的理论在社会学界特别有影响，因为他把父权制和男性气质概念结合为一个性别关系的综合理论。在康奈尔看来，男性气质是性别秩序的重要部分，不能同性别秩序或者同与之相伴的女性气质分开理解”3。

康奈尔的理论认为：从支配性“男性气概”中，可以分析出权力在实践过程中的作用。三个互相影响的社会层面建构了男性气质。其一是性别权力关系，在当代欧洲、美国的性别秩序中，权力关系的主轴是女性的整体从属性地位与男性的统治，这一结构也就是妇女解放运动所要挑战的父权制。其二是生产关系，性别分工差异是常见的，通过对工作的性别分工，资本主义经济积累着性别的差异，结果是男人控制财富，而财富的积累又通过性别的社会关系紧紧地与生产领域联系在一起，使社会呈现为男人主导生产，男人统治管理。其三是情感关系，在这一形塑和实现性欲望的实践活动中，双方是自愿的还是强迫的？快乐是平等地给予和接受的吗？实际上性别秩序会参与情感关系实践。基于以上三个社会建构层面的分析，康奈尔认为男性气质之间存在着等级。他将男性气质划分为支配性、从属性、共谋性、边缘性四类，它们共同建构现代西方性别秩序中的主流男性气质模式的种种实践和关系。具体而言，支配性男性气质被认为是男性气质的“理想类型”，一个集团可以凭借支配性男性气质来声称和拥有在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被统治男人处于从属的地位。由于能够从各方面严格实践支配性男性气质的男性是相当少的，于是需要从女性的整体依附中获得共谋性。而边缘性指那些阶级和种族中发展出来的男性关系，如富有的黑人男明星与白种男人富人之间的关系。男性气质的四种类型处于动态实践，并受到女性主义改造的挑战4。

康奈尔的理论有助我们理解西方父权对东方的扩张，其支配性男性气质将东方女性化的过程，也试图将东方男性变成从属性、边缘性，甚至共谋性男性气质，以便建立西方主导的统治秩序。在西方现代性竞争推进中，东方男性原有的秩序系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挫折，原来的历史进程被迫中断和转型，抵抗西方男性支配性气质，重建自身的男性主体形象的努力，可说充满了后发现代性。在“亚洲崛起”和“中国崛起”的主流表述背后，充满了东方现代男性经验的复杂性。

大中华语境的文学女性主义用文学的方式关注和研究东方男性的现代性处境，几乎与西方女性主义转向男性研究同步。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中国大陆开放不久，被称为中国大陆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女权之作《在同一地平线上》5已出现对中国男性支配性气质重建的关注，小说中的男主人公以画强悍的老虎为追求，并强烈要求妻子服从于他的事业。老虎作为男性气概的象征，和雄狮通常用来象征东方雄性力量。这篇小说对男主人公身形、气质与追求的“虎气”描述，象征了中国大陆开放之初的男性支配性气质张扬。女主人公对男主人公男性支配气质的反思，则象征了文学女性主义对男性主体建构的参与。

伴随着“中国崛起”过程，以反思姿态介入男性支配气质建构，文学女性主义重建男性经验和男性形象的政治策略，试图还原男性现代生存真相。采用了如下几项文本政治策略：一是对男性失败经验和男性弱势经验的书写，二是对父权支配性气质的反思，三是对性别政治中的竞争赌性的审视。本文以虹影《饥饿的女儿》、张洁《无字》与严歌苓《妈阁是座城》6等重要文本的男性书写分析，来展示大中华语境文学女性主义男性关怀的多重努力。

一 《饥饿的女儿》：对男性弱势经验的书写

英籍华文女作家虹影，写作了大量自传体小说，其代表作《饥饿的女儿》， 题材涉及20 世纪50 年代末至60 年代初发生的大饥饿史实，小说以作家个人的遭遇和家庭遭遇，再现饥饿苦难，讲述饥饿中男女相爱生下私生女并由养父抚养成人的故事，其英译本和汉语本都深受不同语言读者欢迎，产生了世界性影响。小说围绕私生女的诞生和成长，生父和养父与母亲一起历经磨难，形成一道无形的爱的联盟，他们共同创造了私生女长大成人的奇迹，文本对弱势男性经验的书写，再现了底层男性生活真实，塑造了充满隐忍精神和爱的努力的男性形象，使小说富于感染力。

在文本中，饥饿的女儿包含三重象征，她象征了物质生活的匮乏、精神生活的荒芜和私生女身份得不到社会的承认。如果说物质生活的匮乏和精神生活的荒芜是当时普遍的社会现实，私生女问题却是非常独特的困境，事实上，私生女情结是一个深含性别秘密的话题。在父权社会之前，母亲生的任何孩子都是亲生的、平等的，无须说明父亲是谁，父权中心婚姻制度确立之后，母亲生育了父亲之外其他男人的孩子变成非法，出现了私生子或者私生女这样的概念。 因此，私生女问题与婚姻法联系在一起，小说中，这个私生女尚在襁袍中，就被带到法庭，在不同的男人和母亲的手上扔来扔去。幸而婚姻中的男人非常善良，就在女婴被扔来扔去的过程，他改变了主意，由于他是起诉方，他的改变也带来了女婴命运的好转。关于小说中男性弱势经验的书写，正是立足于父权婚姻遭遇私生女考验的背景。

养父，迫于生计航船在外，家中一群孩子全靠妻子负担。在全民饥饿的时代，养父的工资在正常情况下也不能使家人温饱，更不幸的是他受伤住院，连家都不能回。母亲她已是再次婚姻，带着第一次婚姻生下的女儿，在第二次婚姻中又生下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她到街道打零工补贴家用，饥饿是家中常态。男人在外地受伤住院使这个家雪上加霜，女人只好去当搬运工，做她所不能胜任的重活，以免孩子们饿死。同情她的青年，是一名母亲再婚，具有文艺气质的家庭多余人，他比她小太多而把她当姐姐帮助。物质的贫穷令他不断帮助她，精神的荒芜则使他的同情心演变为爱情，男女的爱情产生了后果，私生女成为了不正常生活中不正常感情的见证。当婚姻中的男人归来，周围的人包括邻居都与他结盟，声讨非法男女和女人肚子中的私生子，最后闹到法庭，于是便有了前段中提到的故事。最终，生父被判每月负担女儿生活费18 元。养父双目变得近乎失明，家中生计全靠母亲外出做苦力，养父在家悉心照顾女婴，并摸索做全家家务，直到女儿成人。

而故事中的生父，从此不能与女儿相见，每月抚养费通过老母转给女儿母亲。他在女儿上学的路上尾随，只为了看见女儿。年复一年，女儿习惯了被人尾随的秘密。直到18岁那年，年复一年的秘密和周围人冷漠的歧视，令她要求母亲说出自己身世。可怜的母亲安排女儿与父亲见面。女儿对自己的命运充满怨恨，不愿叫一声父亲，父亲用积攒的钱请饥饿的女儿下馆子，又给女儿扯蓝底白花的布，为终于可以见到成人的女儿而激动。其间，生父由于侵犯他人婚姻家庭的恶名，不能正常结婚，做了农村人家的上门女婿，虽然生育了两个儿子，夫妻感情冷漠。为养活女儿和家庭，生父城里活乡下活样样干，在人们的歧视中辛劳度日。见到成人的女儿后不久，生父重病去世，年仅49 岁。

以上对两位弱势男性经验的书写，呈现了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物质的贫乏和精神的荒芜，使普遍的人们处于生存弱势状态。其次，性别规范的支配力量，深入作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男性的命运同样受到支配，在弱势生存处境中，性别规范即婚姻支配的力量，强化了违背婚姻规范的男性的弱势处境，使他们的生活雪上加霜。而这两个方面的问题，适用于普遍女性经验分析。女性在父权社会的历史和现实处境，始终是物质上相对男性贫乏，精神上相对男性荒芜，婚姻体制对她们约束更加严酷。因此，对弱势男性经验的书写，促使我们对于女性弱势经验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并从超越男女二元对立的视野，看到大多数男性与女性相通的经验，把反思重点放在性别制度对人性的束缚上。现代性促成人们对受压抑经验和弱势经验的开发，对男女两性弱势经验的书写，释放出两性对话能量，有助两性互相理解和共建更合理的性别交往关系。

婚姻是父权中心体制的核心细胞，它不同于父权军事体制专门用于战争暴力，通常只在非常时期和特殊场所彰显存在；婚姻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它甚至是普通人人生的归宿。婚姻中明确的性别规范体现为人们的生活习惯：孩子随父姓、子承父志、严父慈母，男尊女卑、夫唱妇随、女子守节等等。婚姻作为生活习惯式的父权体制构成部分，只有当人们违反习惯遭遇惩罚时，才能体验到父权力量的无所不在。生父由于“侵犯”了父权中心的婚姻，身被恶名，不能幸福，抑郁而终。养父由于善良接受了“被侵犯”，生活于巨大的心理创伤中，双目失明更使他失去“男主外”的能力，使他成为“男主内”的倒置角色。这两位男性从不同角度遭遇了“私生女”这一违背婚姻习惯事实的惩罚。一个男人必须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婚姻不被其他男人侵入，其他男人应该建立自己的婚姻，不得侵入别人的婚姻城堡。婚姻为维护父权中心统治，对男性实行习惯性约束，这一约束内化为男性自律，与男性的人性觉悟相抵触，从而使男性生活于孤立无助的处境。两位弱势男性的经验，凸显了当男人违背婚姻时对男性的规范约束，他们都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两位男性变成弱势的原因，看似源于物质经济匮乏和政治权力缺失，然而，他们真正缺乏的是夺取以上权力的能力。他们并非天生不具备能力，他们都勤劳善良，缺乏的是侵犯特征和支配性进攻欲望。这一父权秘密，也可说是恶的力量，与他们与生俱来的人性善良，具有冲突性质。文本对弱势男性经验形成的这一秘密的揭示，正是要唤醒男性对父权及其婚姻制度的反思，这一制度作为男性对女性统治的习惯方式，不仅要求女人必须守贞，而且也严格规范了男人之间的职能，他们被要求成为女人的统治者，不能越界，不能自然表达爱情， 不能自然传递善良。两位男性的善良，是他们弱势的根本原因。善良作为人性反遭遇欺压，反证了父权及其婚姻制度的非人道。

为了集中关注弱势男性经验，《饥饿的女儿》还塑造了另一位弱势男性形象， 他是饥饿的女儿的初恋情人历史老师。作为饥饿的女儿的精神父亲，他不同于生父养父之处，在于他不像生父养父那样都是体力劳动者，他是一位知识分子，作为高中历史老师，他不仅历史知识丰富，对时代也非常有见解，同时热爱文学和音乐，年轻有气质，是女孩心中的偶像。然而，他仍然是一位弱势男性，作者所要揭示的是，一个物质和精神相对并不缺乏的男性，当他无法与支配性男性力量认同时，他同样会陷入弱势处境。由于天天看报，看到报上严酷的政治斗争，历史老师对于现实怀着清醒的绝望，他深感自己无法融入社会，他也没有爱的勇气和能力，他沉浸在强烈的孤独怯懦之中。他在和“饥饿的女儿”做爱之后，自杀身亡。文本细致地刻画历史老师的孤独怯懦，这个能够与女孩平等对话的历史老师，处于支配男性群体之外，又无法获得女性群体的支持，也没有其他同类男性交流。他的孤独无助、自杀离场，留给女孩的不仅是他赠送的图书，他遗留的精子，更是弱势男性无法承担生命和世界的深刻反思。

《饥饿的女儿》通过三位弱势男性形象的塑造，不仅反衬了父权势力无形的力量，而且揭示出大多数男性在处境上，都是潜在的弱势群体。父权等级制度中，处于高端的支配性力量很少，少数特权支配性男性集团，依靠军事武装力量维护他们的统治，使大多数男性处于被支配的依存地位。被支配男性成为从属的、或者共谋的、边缘的几种状态而存在。如果男性处于经济政治阶层低处，他们不能从属、共谋，又不甘边缘，他们唯一的支配对象是女性，婚姻便成为他们支配女性的方式。如果他们未能在婚姻中行使支配权力，如上生父和养父两位弱势男性经验所呈现，那么，从这些男性身上会体现出与女性类同的处境，也容易与女性经验共鸣，由于弱势而产生人性的同情和爱。这正是女性主义特别重视的人道力量和男性爱的精神。积极培育和发展男性的爱的力量，并使大多数男性从少数男性的支配中获得解放，正如争取女性的解放一样，女性主义是为每个人的爱的哲学。7

二 《无字》：对父权支配性气质的反思

文学女性主义书写男性失败经验和男性弱势经验，丰富了我们对于男性形象的认识。但重建男性主体形象的努力，还需要在改造传统支配型男性形象方面着笔。书写传统支配型男性形象受到西方现代父权冲击所遭遇的复杂情况，反思传统父权和现代父权的冲突，反思冲突中男性支配气质所遭遇的压抑，并引导男性主体成长，文学女性主义呈现出女性主义界入父权壁垒的努力和信心。

孟悦、戴锦华曾在她们的《浮出历史地表》中指出，“五四”一代女作家生活于“中国有史以来罕见的“‘弑父’时代”，“新文化先驱们旨在废弃的是文化领域的‘帝制’：是那个历来不可触动的、超越一切肉身之父的封建‘理想之父’：他的礼法、他的人伦、他的道德规范乃至他的话语—构成父权形象的一切象征”。 “五四”时代的英雄主人公是一代逆子，“不仅是弑君的孙中山、忤逆的陈独秀、不肖的胡适和叛逆的鲁迅、李大钊，而且是那些无数反叛家庭、反叛传统和礼法的父亲的儿女们”8。

从拉长的历史视野和全球化背景来看，大中华文学女性主义将“弑父”和“弑父者”，将失势的父亲和逆子们，还原到历史语境钟去，她们反思西方现代性扩张对中国传统的颠覆，思考中国现代性发展所需要的男性主体形象，这使得她们远比“五四”一代女作家成熟老练，脱净幼稚激情，展现理性审视。张洁的三卷长篇巨制《无字》讲述“五四”逆子变成革命者、改革者，骨子里却一直充满父权支配气质，这一支配气质制造了男女两性关系的悲剧，也阻碍了男性现代性主体建构；探讨了男性主体成长的内因困境，尽管没有提出克服双重困境的行动良方，却让人看到了重建男性主体形象的症结所在，可见文学女性主义对于父权文化复杂性的清醒认识。

如前所述，在康奈尔的男性研究理论中，支配性男性气质或者说男性气概，被认为是典型的男人特征，它建基于性别权力关系即男人对女人的统治，它也建基于生产关系即男人控制财富，使女人陷入贫困和依赖，它还建基于情感关系即女人必须爱上男人，屈从于异性恋的心理控制。就男性从小接受教育和自律要求而言，男性气质则可以更通俗一点理解为，是指男性应当具有成就取向，对完成任务的关注或行为取向的一系列性格和心理特点。9也就是说，康奈尔所作的父权制度剖析，具体到每一个制度中的男性而言，他的男性气质养成实际是表现为生活和生命状态。在西方女性主义看来，异性恋是“对性欲的二元化管控”颠覆的多元性，而中国传统父权文化下的异性恋婚恋更复杂，在强势男性集团中，多妻制合法存在，同性恋也并不排斥。性欲管控单方面针对女性，“从夫”是基本的管控模式。事实上，一个男人管控多位女性并要求她们服从，是传统父权文化异性恋常态。现代以来受西风影响，法律婚姻形式上的多妻制度已消除，但传统父权文化影响下的强势男性，一个人管控或驾驭多位女性的异性恋情感模式，仍然存在于中国现实生活中。文学女性主义深刻揭示中国现实生活的这一独特性政治， 努力于复杂中探讨重建男女情爱关系的对话。

《无字》在书写三代女性悲剧命运的同时，展示了三代男性支配性气质的演变。可以说，正是男性支配性气质的演变，使三代女性悲剧命运区别开来。饶有意味的是，张洁揭示的三代性别故事，其实是中国现代性演变在性别冲突中的故事演绎。

百年现代性演变，从祖父的男性气质改变开始：“这个窝在本世纪初石灰窑子里的业余猎人兼地主，很奇怪地迷恋上知识”10。外祖父叶志清对于现代知识的这种态度取向，竟然是博得外祖母墨荷欢心的唯一原因，使得外祖母从而和经济上不如娘家的外祖父结成家庭。这与传统婚姻对男性的经济需求迥然不同，外祖母放弃“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的传统习惯，乃在于她对外祖父迷恋上知识这一现代男性气质内涵的崇拜。西方文化对性别故事的界入，就这样悄然而有力地发生了。外祖父对于西方知识的迷恋不过是一种姿态，于现实并无助益，当她开始审视外祖父的真面目时，结果发现原来外祖父的文采也并非特别出众，聘礼上让外祖母的父亲停住脚步寻思的字还是他的父亲代写的。这是外祖母对外祖父男性气质的解构，也是作家对最早受到西方文化冲击的中国传统父权的嘲讽。外来的知识于他们只是皮毛，骨子里父权思想丝毫没变，外祖母最终因不能生育男婴继承叶家的姓氏而死，仍然是一个传统女性的悲剧—但由于加入了她对于外祖父想入非非的现代男性气质想象，更具有悲剧色彩，因为设若没有这份想象，她会依循传统嫁给经济条件更好的男人，也许生活更好一些，未必死得那样早。从外祖父的角度看，他则得力于迷恋西方知识的姿态， 这使他获得了一点现代资本，在经济实力不足的条件下，凭了这点西方知识的借力，赢得了对于外祖母的青睐。这无疑是一种写实的象征：中国传统男人必须通过扩张的西方现代性借用，才可以赢得对于女性的婚姻统治。

第二代男人父亲顾秋水，不是“五四”“弑父者”，也算不上“逆子”，但可归入得“逆子”潮流风气的一代，这个意义上，他更代表了那时代普通的男性。他与母亲叶莲子的相识相爱和结婚，实行的是当时流行的西式的自由恋爱模式。两个年轻人顺利结婚，开始共同生活，彼此学习生活经验，能够平等相处，生育了女儿也没有歧视之嫌。顾秋水的男性气质可说是温和的，他不是典型的支配型男性。如果没有战争，他们的小日子会平静过下去，甚至可能算得上不同于传统婚姻的新生活。然而，战争爆发，年轻的夫妻失去了学习成长的机会，战争的恐惧使她需要保护，使他畏惧拖累。事实上，他们完全没有应对战争的能力，这也是一切普通人的命运，反衬的是父权战争的非人道。战争的残酷打击普通男性气质的养成，他们被分出阵容，受到军事支配，大多数普通男性只能归属从属服从气质。顾秋水变成典型的从属气质男人，他看哪家军阀能够让他追随，他就死心塌地跟随，直到被抛弃，他再选择强势追随， 最终流落香港，甚至靠侍女阿苏补贴度日。小说中，女儿吴为称顾秋水这样的父亲为“瘪三男人”，在他身上抽空了父权支配气质，沦丧了正常人起码的正义感，从属性、依附性与他的肉身力量形成强烈反差。这位精神气质的“瘪三男人”， 可说是父权战争另一种真相的写照。

但男人顾秋水并非天生如此“瘪三”，他也并非希望自己变成“瘪三”。他这样写信给妻子：“谁让你死心眼儿，死死地缠住我！把我缠死你也好不了。你不想另求活路，只好两人一齐死。咱们就泡吧，你也许解恨，我也不想好了！你的思想太旧，太顽固不化，让你自逃生路你偏不干，现在我可顾不了你了，这几天看看不行，我只好同要饭花子一起要饭吃了。为了养大孩子并给她以教育，你应当牺牲自己，就当我死了。”11信中暴露了他幼稚的心理，也暴露了他与妻子之间复杂的纠缠，让我们看到战争恐惧让女人希望得到男人的保护，但同样处于恐惧的非支配气质男人承担不起责任。承担不起责任的幼稚软弱男人，反而想象女人应当牺牲自己成全后代。潜意识支配女人的基因此刻复活。这种复活也表现在他抱枪痛哭的时刻，他对枪枝哭喊着“我的儿子”，潜意识强烈渴求支配和强势力量，回到已被“弑父”的思路惯性，是现代营养贫弱的顾秋水无奈的精神回旋。

从一个温和平等气质的普通男人，变成了精神“瘪三”，映照出了父权战争的残酷，也照出了顾秋水这类怯懦的现代幼子，男性气质营养的严重匮乏，他们既断了传统父权的基因，又无法吸取西方男性的养份。他的“幼弱”象征了新男性成长的贫弱无能，这必然导致中国女性的悲剧。显然，叶莲子的悲剧是不同于上一代女性的悲剧，她的被抛弃，无可依赖，是彻底的无望于男性。叶莲子必须要独立承担起自己和女儿的命运。她用漫长的一生做到了这点。在这个意义上， 叶莲子最终成长为独立的女人，她付出了沉重代价，也摆脱了对父权的妄想。 在与男性分离而独立成长的过程中，叶莲子和吴为形成母女共同体，战胜了生存艰苦和恐惧，也开发了女性成长潜能。她们同时又象征了中国现代女性独立成长的艰难历程。进一步而言，这也使得中国女性在精神独立上，拥有审视传统中国父权和西方现代父权的双重能力，因为西方现代性扩张在中国土地上发生的战争，成全了她们对于双重父权的批判视野。

《无字》的深刻之处，还在于对第三代男人即胡秉宸支配性男性气质的多重反思。小说女主人公吴为经历了对胡秉宸由爱而恨的心路历程，她对胡秉宸支配性男性气质由迷恋到批判、由认同到反对的认知过程，反映了作者对支配性男性气质的反思深度。

仅比吴为父亲顾秋水年轻数岁的胡秉宸，是一位真正的“五四”逆子，他背叛他的显赫家族投身革命，孜孜以求，从优异的学习成绩到赴延安寻找革命，从革命成功到荣获京城要职，从受政治迫害而不消沉到复出之后投身改革，取用康奈尔的典型男性气质或者说男性气概来衡量，他无疑是一位精准的男性气质自律者。这也是他强大的魅力、领导力所在。他对于所从事革命和改革事业的成就取向，自认为是历史使命，有意思的是，他的自我确证却并不是由事业来圆满完成。换而言之，革命成功，改革进行，他却不能停留在革命和改革本身确证男性气质，他需要对女性进行征服。首先战友白帆成为他的妻子，他却揭发她有外遇有私生子，他抛弃她，追求吴为。获得吴为之后，与吴为之间展开了书写各自自传的竞赛，在此过程他显然输于作家吴为，他又回头找白帆。征服复数的女人，这一潜在欲望和控制策略，遭遇两位女性不断的反抗，他想游刃自如而不得，最终败于生命大限。《无字》首先反思了“他那个阶级的精品人物”胡秉宸在男性主体建构上的努力，也揭露了中国精英男性在现代性价值上的虚无。同时，通过故事也暗示着中国男性气质建构的启示：一方面，中国男性需要建构现代主体性，另一方面，这一主体性必须中止演变为父权支配气质。

三 《妈阁是座城》：对性别政治中的竞争赌性的审视

相比严歌苓其他作品，《妈阁是座城》在语言叙事艺术上甚至可说不足够从容，但就探讨竞争赌性这一原创主题而言，这部作品再次体现了严歌苓卓越的创造力。杰弗里·弗里登指出：竞争是全球资本主义的本质，竞争和威胁是相关的存在12。史蒂夫·比达尔夫则揭露道：竞争是现代资本主义导致的一种个人生活品格，它起源于人们强迫自己寻找那些永远不可能得到的赞赏。他甚至认为竞争心理是男人生活的毒药13。他们都看到了现代竞争与现代男性支配气质之间深刻的渊源。

如何书写现代竞争，这一构成现代男性支配性气质的关键因素，对于文学女性主义来说无疑是个挑战。东方或者说中国男性与西方资本主义相遇，实际是与竞争对手相逢，如何塑造受到竞争冲击的中国男性形象，意味着对于中国男性处境深刻的理解和阐释，也意味着对中国女性复杂处境的全面认识。

《妈阁是座城》选择赌博为题材，这无疑具有强烈象征性。中国澳门是西方文明进入中国的桥头堡，也可说是中西方文明竞争的第一个平台，这里如今是世界最大的赌场，虽然世界各地赌客都有，但更多的赌客来自中国，他们中绝对多数是经济上的成功者，绝对多数是具有竞争精神而且不怕输，具有竞争赌性气质的男人。严歌苓甚至把小说的第四卷直接命名为“东方男人身上都流有赌性”，这个命名点明了她小说探讨东方或者说中国男性现代赌性气质的主题。

小说的“引子”回顾中国男性与西方男性相遇的百年历史，上溯梅家五代的男人故事，探究中国男性现代赌性的由来。梅大榕 “出洋去番邦淘金沙”，他和村里许多其他男人一样，离开自己祖辈熟悉的土地和农活，去美国做劳工赚钱， 全球资本主义将他们的生活彻底改变了模样。他们的辛劳、他们的伤痛无人问津，就像严歌苓《扶桑》中所写，有人死在歧视的皮鞭下，有人死在过度劳累中，而他们赚的血汗钱积攒了，才能回家娶媳妇。他们中大多数人把赚的钱投向了赌桌，要么赢得更多，要么输精光，手中的钱让他们觉得不过瘾。资本主义的金钱奇迹令他们以生命为赌，许多人输了就投海，梅大榕最后也成为其中的一个。

显然，赌性历史的追溯证明，所谓“东方男人身上都流有赌性”，源于他们受到一种极不公平现代竞争的冲击，他们舍命而博弈，没有前景，全靠运气，试图赢回注定难以赢得的成功和尊严。就此意义而言，文本的引子，是这部小说最重要也最精彩的部分。“引子”不仅写出中国男性百年遭遇的冲击，而且写出了女人面对男人如此遭遇之际，作出的果断强势反应，梅家媳妇梅吴娘一反传统妇道，一次又一次溺死男婴，只让女孩存活，她看到现代性竞争中女性的优势，她本人也极大发挥出自己的潜力，将桑蚕业投入市场，赢得了经济成功，也赢得了在梅家的地位和威望。正是她的努力，梅家留下的女性一脉，既懂得赌性，又最后引导赌性向创造性转型，小说的结尾，梅家第五代女子梅晓鸥，引导赌性艺术家史奇澜回归创造性，摒弃赌性。无论从小说人物名字的象征性—史奇澜象征中国历史的波折，梅晓鸥象征对现代资本主义肮脏一面的深刻洞透，就如她自己所说，她知道漂亮飞翔的海鸥，吃的都是最肮脏的垃圾。

严歌苓借梅大榕一次投赌大赢后成家生子，在家乡重新过上富足的农业文明生活却内心并不满足，来揭示资本主义现代性对人类生命意识的改变：“梅大榕于是被乡里乡亲当成了王。背朝天面朝地做苦力挣来的房屋田亩算什么？了不得的人都是一眨眼掉进钱堆的。……看着桑林一片片扩大，绿了又枯，枯了又绿，看着桑蚕渐渐肥了，做出茧子，变成蛾子，轮回往返再三，同时也看着梅吴娘生下一个囡再生下一囡，看得他日日哈欠连天，懊恼自己一筒烟工夫得来的钱怎么去得如此艰难滞慢，还想不通在船上钱来时那样石破天惊，而钱去时竟跟亿万众生毫无二致：战战兢兢无声无色。”14

这段文字让我们看到巴赫金所说的“时间进入了人的内部，进入了人物形象本身，极大地改变了人物命运及生活中一切因素所具有的意义”15。强烈的时间意识使梅大榕无法再回到传统父权支配气质，他丧失了那种笃定的信心，对于支配的意义发生了动摇。他被现代性所吸引，但并不明白由来和结果，他强烈渴望改变自己，但他并不知道改变之后应该重建，就像他赢得金子又重新回到原来生活轨道并不令他满足，他只能投身到不断的赌中，才能反复体验时间断裂的强度，感受现代强烈的刺激。这种可怕的赌性，是东方或者说中国男性对于现代性的响应，是一种强烈的东方后发现代性心理反映，源于东方男性的强势父权支配心理受到冲击，无法适应和调整的艰难，也是一种逃避受伤心理的反映。时间性给予他们可怕的打击，永恒感和安全感同时沦丧，赌性，作为一种极不安全心理的见证，揭示了西方现代性扩张带给东方文化的负面影响。这是一种瞬间的空间行为，要赢得时间积累成果的竞争性爆发。这是东方或者中国男性与西方男性相遇之后，直观产生的支配性气质不服输的反击特征。无疑，这也是一种极具自伤的行为和男性支配气质的总和。

严歌苓在《妈阁是座城》中，将清华高材生、风度翩翩的北京大房地产商段凯文，充满艺术天赋和想象力的木雕艺术家史奇澜，和前国家科研机构干部卢晋桐这三位具有支配性男性气质的男人，分别安排在不同的赌桌和赌局中，但却共同展示了他们强烈的赌性，一种不服输而最终自伤的男性气质。多次特意写到他们赌博到极致，身体发出不同于男性荷尔蒙的强烈变质气味，象征着他们的赌性是他们男性气质变质的表现。暗寓作家对中国男性气质前途的担忧和关心。 这种担忧和关心推动着小说的故事情节，由惊心动魄赌场转移到事业和家庭空间，各种伤害不断展示，而伤得最重的仍然是男人自身，段凯文失房产、史奇澜失家庭、卢晋桐陷入绝症。文本最后借女主人公梅晓鸥的思考，她反复想象一双赌博翻牌之手，如何一次次演变为一双钢琴演奏、艺术雕刻的艺术创新之手，表达作者对男性气质正面建构的期待。

结 语

在女性主义的理想中，男性主体形象和女性主体形象一样，是双性气质可以转换、性别关系可以置换，是能够平等对话的生物多样性的形象，“不管男人还是妇女都有采取许多种不同行为的生物学潜能” 。做“天性健全自然的男人” ，从统治支配型气质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是文学女性主义重建男性主体形象的努力。《无字》和《妈阁是座城》呈现了文学女性主义实绩，它们对支配性男性气质的多重反思，拓展了对人类现代性问题的思考。现代以来受西风影响，法律婚姻形式上的多妻制度已消除，但传统父权文化影响下的强势男性，一个人管控或驾驭多位女性的异性恋情感模式，仍然存在于中国现实生活中。文学女性主义深刻揭示中国现实生活的这一独特性政治， 努力于复杂中探讨重建男女情爱关系的对话。

如果说虹影《饥饿的女儿》对于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和婚姻制度进行了反思，挖掘了被压抑的弱势男性经验；而张洁的《无字》失望于现代男性骨子里的父权本质。那么严歌苓的《妈阁是座城》则有意深入驾驭多位女性的男性生活，从中发现性政治与情爱之间狭小的通道，试图让被驾驭的女性获得主体性，从而实现与男性的对话，瓦解其性政治管控。通过这几篇小说的分析，我们能够从这些书写经验中看到，“男性统治的精神浸透着内心冲突、紧张和恐惧。但是，当我们从男性统治向男女合作前进时，我们便愈发能够开始从防卫向成长运动。而且正如马斯洛在研究自我实现的和创造性的人时所观察到的那样，当这种过程发生时，我们并没有变得更自私和更以自我为中心，而是将日益向一种不同的现实—我们和全人类本质上相互关联的‘最高经验’意识—前进”18。

注释：

1方刚：《当代西方男性气质理论概述》，《国外社会科学》2006 年第 4 期。

2方刚：《康奈尔和她的社会性别理论评述》，《妇女研究论丛》2008 年第 3 期。

3 [英] 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赵旭东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49 页。4 陈晓明：《勉强的解放：后新时期女性小说概论》，《当代作家评论》1994 年第3 期。陈晓明教授认为，“也许张辛欣是新时期最早具有女权意识的作家，这个自发的女权主义念头只能一闪而过。她的《在同一地平线上》把视点对准男女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第一次被放置在性别文化的背景上来表现”。

5宋素凤：《多重主体策略的自我命名：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5 页。

6 虹影：《饥饿的女儿》，尔雅出版社 1997 年版；张洁：《无字》，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8 年 版（第一卷），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严歌苓：《妈阁是座城》，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7 [美] 贝尔·胡克斯：《激情的政治》，沈睿译，金城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 页。

8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4 页。

9 佟新：《社会性别研究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 22 页。

10 11张洁：《无字》，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08 、 390 页。

12 [美] 杰弗里·弗里登：《20 世纪全球资本主义的兴衰》，杨宇光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426 页。

13 17 [澳] 史蒂夫·比达尔夫：《男性的品格》，石新辉译，中信出版社 2009年版，第 175 、218页。

14 严歌苓：《妈阁是座城》，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 6 页。

15 [俄] 巴赫金：《小说理论》，白春仁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230 页。

16 18[美] 理安·艾斯勒：《圣杯与剑：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未来》，程志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227 页。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