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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共和国初期是学术批判向政治批判转型的重要时期。由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创办的《新建设》杂志，在1954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及其衍生出的对《文艺报》等报刊、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等一系列重要批判事件中，扮演了一个独特的角色，并由此构成了观照1950年代中期转折中的学术批判的重要视角，展现出历史更为丰富而复杂的面貌。

关键词：《新建设》 学术批判 俞平伯 《红楼梦》研究

1954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次由毛泽东直接干预的全国性的学术批判运动。此前在专业的学术领域内自由的讨论仍占主导，此后学术批判则普遍与政治批判脱不开关系。这一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起于两个著名的“小人物”李希凡、蓝翎及其最初的批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而该文所批判的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一文，正发表于1954年3月号的《新建设》杂志上。在此次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及其衍生的对《文艺报》等报刊、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事件中，由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创办的学术刊物：《新建设》，扮演了一个独特的角色，展现出1950年代中期转折中的共和国学术批判运动的复杂性。

一 《新建设》与“被批判”擦肩而过

1954年3月，《新建设》杂志刊载了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该文原是1953年秋俞平伯应《人民中国》之邀写的一篇对外介绍《红楼梦》的文章，因不合要求未用，之后当《新建设》杂志要稿时，俞平伯就将此稿给了它①。在《新建设》发表《红楼梦简论》一文的同时，《人民日报》也于1954年3月3日的广告栏登载了《新建设》三月号的要目，客观上为《红楼梦简论》扩大了影响。李希凡、蓝翎正因都看到了《新建设》所发表的这篇《红楼梦简论》而一拍即合，决定合写批评文章②。最终写成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则不仅成为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导火线，而且引发了之后对《文艺报》的批判和改组，这其中又涉及一桩著名的有关“编者按”的公案。

1954年9月30日《文艺报》第18号在要求下转载李希凡、蓝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时，由冯雪峰专门撰写了“编者按”置于文前：“它的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论点提出了批评，我们觉得这是值得引起大家注意的。因此，征得作者的同意，把它转载在这里，希望引起大家讨论，使我们对《红楼梦》这部伟大杰作有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地去认识《红楼梦》，在基本上是正确的。”③而紧随其后，1954年10月10日《光明日报》副刊《文学遗产》第24期，在发表李希凡、蓝翎的第二篇批评俞平伯的文章《评〈红楼梦研究〉》时，也放置了一则“编者按”：“目前，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去研究古典文学，这一极其重要的工作尚没有很好的进行，而且也急待展开。本文在试图从这方面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是可供我们参考的。同时我们更希望能因此引起大家的注意和讨论。”④《文艺报》和《光明日报》副刊《文学遗产》的这两则“编者按”，显然有相似之处，如都强调作者的尝试性（“试着”/“试图”），总体上对其持一种模糊的认可态度（“基本上是正确的”/“可供我们参考的”），刊物转载的目的或者说借此想要达到的效果则是引起讨论（“希望引起大家讨论”/“希望能因此引起大家的注意和讨论”）。

而发表了俞平伯《红楼梦简论》的《新建设》杂志，也在1954年11月3日，刊发了李希凡、蓝翎的另一篇文章《论红楼梦的人民性》，文前同样添加了“编者按”，首先指出：“对于《红楼梦》，至今还存在着许多混乱和错误的看法。这些问题，是应该通过讨论予以解决的。”进而提到了李希凡、蓝翎的前两篇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对俞平伯先生的意见提出批评”。最后谈到“在本刊本期发表的《论红楼梦的人民性》一文中，李希凡、蓝翎两位同志更对《红楼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同时对某些人的意见继续加以批评”。“我们认为李希凡、蓝翎两位同志的这些批评，基本上是正确的，尤其在目前开展学术讨论上，具有很大意义。我们希望关于《红楼梦》的讨论，能够更深入地继续下去。”⑤《新建设》的这则“编者按”，前半部分主要是陈述性质，言语之间不含褒贬。后半部分则体现出与《文艺报》及《光明日报》“编者按”的相似之处，如称李、蓝二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基本上是正确的”，并希望讨论在“学术”层面上“更深入地继续下去”。

然而问题在于，在此期《新建设》出版之前的10月28日，《人民日报》已经刊发了一篇《质问“文艺报”编者》，矛头首先直指《文艺报》的“编者按”。作者袁水拍罗列了“编者按”的几条“罪状”：第一点是“没有提到这个讨论的实质，即反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唯心论观点，反对文艺界对于这种唯心论观点的容忍依从甚至赞扬歌颂”。在此点上，《文艺报》还有另一“罪证”，即于1953年5月15日出版的第9号上刊载了一则向读者推荐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肯定性评介。第二点是按语中所表现出的“对待青年作者的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式态度”，对此袁水拍还引述了“编者按”中的“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基本上是正确的”“试着从科学的观点”等句。同时，袁水拍还特别提及了《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副刊的“类似的按语”，将之与《文艺报》放在一起批判。此外，该文也同时批评了其他报刊，认为“这决不单是‘文艺报’ 的问题，许多报刊、机关有喜欢‘大名气’、忽视‘小人物’、不依靠群众、看轻新生力量的错误作风”。⑥

在《人民日报》如此明确批判《文艺报》及《文学遗产》的“编者按”等问题之后，11月3日出版的《新建设》杂志对此却似乎无知无觉。对比袁水拍所指出的《文艺报》及《文学遗产》“编者按”所存在的问题，《新建设》杂志可以说无一幸免。在“讨论的实质”上《新建设》的“编者按”同样语焉不详，且是发表俞平伯《红楼梦简论》的“罪魁祸首”；在“贵族老爷式态度”上，《新建设》“编者按”所运用的语言、体现出的态度与《文艺报》《文学遗产》也并无二致。而其后如《文艺报》不仅多次受到工作检查，而且最终遭到了改组，重新成立编辑委员会。但《新建设》却在这场由其所发表的俞平伯《红楼梦简论》一文，引发的一系列风暴中，悄悄地闪了过去，与“被”批判的命运擦肩而过。

二 《新建设》对学术批判的矛盾态度

在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及其延伸出的对《文艺报》等报刊、以及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等的批判事件中，《新建设》的一些行为显得有些特立独行，颇值得玩味。而这些独特行为背后，其实体现出的是《新建设》杂志对1954 年前后转折中的学术批判的矛盾态度。

首先，《新建设》先于3月发表了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之后又在11月发表了因批判《红楼梦简论》而出名的李希凡、蓝翎的批评新作《论红楼梦的人民性》。而《新建设》一方面刊载《论红楼梦的人民性》，一方面却又在文前加上了模棱两可的“编者按”，且是在《文艺报》及《文学遗产》均已因“编者按”受到《人民日报》公开批评的情境之下。此外，《文艺报》和《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副刊，在被点名批评后，都很快进行了公开检讨。如1954年11月4日的《人民日报》就发表了《文艺报》主编冯雪峰的《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 其后《文艺报》又在11月7日出版的第20号上对袁水拍的批评文章和冯雪峰的此篇检讨进行了转载。同一天（即11月7日），《光明日报》副刊《文学遗产》的编者也在第28期专辟一部分版面，发表了《正视我们的错误、改正我们的缺点》一文，专门检讨第24期的“编者按”，表示接受袁水拍的批评，并承认其“编者按”中体现出的错误⑦。唯有《新建设》杂志对其所发的类似的“编者按”，不仅没有检讨，而且始终未置一词。对于发表了《红楼梦简论》一事，《新建设》也仅在两个月后的一篇社论中以一句话带过，称因对“彻底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缺乏应有的认识，所以“在发表了俞平伯先生所著《红楼梦简论》之后没有及时加以批判”⑧，此外再无相关表态。

其次，随着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逐渐转向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学术批判中的政治意味越来越浓厚。《新建设》既在学术领域内秉承主流的批判意识，却又同时呈现出一种矛盾和挣扎，并着重体现在对“学术自由讨论”的格外推崇上。在1954年12月，《新建设》发表了陈元晖的《肃清学术研究中实用主义方法论的毒害》、林庚的《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观点》两篇批判文章，并在该期《编后记》中提到发表此二文，是“希望学术界积极地参加这一斗争，对胡适资产阶级思想在各个学术部门的遗毒，深刻系统地加以批判”⑨。但在1955年1月号以《积极展开学术上的批评和自由讨论》为题的社论中，虽然同样认可对有关《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评和讨论的必要，以及支持对“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反动学术思想”的批判，却更以促进“学术自由讨论”为其中心观点。该社论一方面进一步明确了《新建设》的性质是“学术性的综合刊物”，而“任务”则是“要团结全国学术界人士，发挥对于学术研究的积极性，学习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我国学术方面特别是社会科学方面的各种问题”。另一方面，则将对胡适派的学术批判与学术上的自由讨论并列，强调“资产阶级的唯心论观点、胡适派的反动学术思想，必须受到批判和清算，而学术问题的自由批评和自由讨论，则必须受到鼓励和支持”，认为“这两者都是应当肯定的”，并尤为坚持“学术问题只有经过充分的自由讨论，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在学术问题的讨论中，不仅有发表不同意见的自由，并且有坚持不同意见的自由”。⑩

最后，在之后文艺界广泛开展的对胡风乃至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中，《新建设》未能免俗。如在1955年7月号的社论《牢牢记住胡风事件的教训》中，话风较之前发生巨变：“人民日报所揭发的三批材料，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胡风反革命集团是一伙同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有密切联系的反革命分子，其中的骨干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分子，反动军官，托洛茨基分子，革命叛徒和自首边界分子”，并强调“这不是思想问题，不只是文艺界内部的事情，这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11。这显然已不同于年初对俞平伯、胡适的学术批判口气，而是完全转变为政治批判口吻，《新建设》也从坚持“学术自由讨论”到完全陷入政治的泥沼。但值得注意的是，当1956年5月，陆定一在中南海怀仁堂明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并在报告中一定程度上推翻之前对俞平伯的批判，说“俞平伯先生，他政治上是好人”，指出之前对他的批判存在错误和缺点：“当时确有一些批判俞先生的文章是写得好的。但是有一些文章则写得差一些，缺乏充分的说服力量，语调也过分激烈了一些。至于有人说他把古籍垄断起来，则是并无根据的说法。这种情况，我要在这里解释清楚。”12《新建设》杂志立即同在5月，发表了俞平伯的《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序言》，这也是自1954 年俞平伯被批判以来，首次有刊物登载其作品。

无论是在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中，还是对于其引发的对《文艺报》等刊物、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派等的批判来说，《新建设》都充当了一个独特的角色。在1954年末至1955年初，也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批判运动的兴起和转型期，《新建设》杂志始终未曾对俞平伯及其《红楼梦》研究大张挞伐，并以态度模糊的“编者按”和轻描淡写的“检讨”，以对“学术刊物”的自守和对“学术自由讨论”的坚持，展现出一种卓然的姿态。但不能忽视的还有其在学术讨论与学术批判、学术批判与政治批判之间，复杂的、矛盾的、摇摆的态度，这与《新建设》这一刊物的特殊性质及身份有关。

三 《新建设》的转变与学术批判的转型

《新建设》前身是1948年7月创刊的《中建》（北平版），主要由吴晗、费青、费孝通、王艮仲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创办，“中心任务是配合革命形势，加速摧毁反动政权”13，但很快被国民党查封。继《中建》之后，《新建设》的复刊或者说创办，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的支持。据吴惟诚回忆，最初是因黄炎培到北京见到毛泽东时，谈到《中建》（《新建设》前身）复刊之事，毛泽东说《中建》每期他都看过，办得很好，认为应当复刊14。而周恩来也曾“嘱可把刊物恢复”15。在此推动下，经费青与吴晗、张志让等筹划，《新建设》于1949年9月8日创刊，第一至二卷为综合性双周刊，1950年10月1日第三卷第1期起改为偏重社会科学方向的学术性月刊，主要探讨哲学、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学术问题，《新建设》也再次成为毛泽东常看的杂志之一16。

创刊后的《新建设》杂志，一方面以建设新中国为己任，强调“建设性”。在第1卷第1期的《发刊辞》中，《新建设》就明确了此后的任务：“主要的将是为了新民主主义中国的建设而提供我们的意见和方案。”关注的主要问题是“新民主主义中国的应该如何建设”“我们愿意根据了新观点来尝试提供些建设的方案或意见，以备参考，并作讨论张本。在这方面，《新建设》更将是一个公开的园地，欢迎各种不同意见和相互批评”17。对于建设新中国，《新建设》杂志可以说有着一腔宏志。另一方面，《新建设》杂志还尤重学术，推崇“学术性”。自第三卷改为学术月刊后，《新建设》宣布“今后应以普及和提高人民学术为基本任务”。并对此提出了具体要求：“要提高学术研究工作，必须避免硬套公式或片面论断，而处处从实际出发，对问题作全面客观的分析研究；同时更要展开自由讨论及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了达到这些目的，《新建设》承诺“愿将全部篇幅，贡献给全国追求真理和服从真理的学术工作者”。1950年改版后的《新建设》，曾先后设立学术文摘、学术简讯、学术问答、学术讨论等栏目，关注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热点，并支持建设性的学术讨论。与文学密切相关的如1951年7月，《新建设》第4卷第4期“学术讨论”栏下刊发的《〈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下称《大纲》）。当然，无论“建设性”还是“学术性”，都必须在立场坚定地支持中共领导的新中国这一前提下。因此，《新建设》同时也强调：“我们要以政治上的统一战线为基础，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真理为指导，来建立和扩大学术界的统一战线”18，并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早译载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杂志之一。

《新建设》杂志在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事件中的行为及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即是源于其自建立之初就确立的“建设性”“学术性”而非“破坏性（批判性）”“政治性”的定位及追求。而《新建设》之所以能够在由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引发的一系列批判中幸免，则又与它具有“民主倾向”的刊物身份脱不开关系。1949年《新建设》创刊时，由费青任主编，向达、吴晗、李广田、袁翰青、张志让、费青、费孝通、闻家驷、雷洁琼、郑昕、樊弘、潘静远、钱伟长、钱端升、严景耀共15人任编委，王艮仲、费振东、潘祖丞为董事，参与者基本均为民主党派或无党派民主人士。至第三卷起调整编委会成员时，负责人仍为费青，常务编辑委员改为：沈志远、吴晗、胡绳、陶大镛、费青、张志让等9人，编辑委员改为：千家驹、向达、狄超白、李广田、金岳霖、范文澜、费孝通、闻家驷、雷洁琼、钱伟长、钱端升、储安平、严景耀等18人，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仍占绝大多数。且《新建设》创刊的时机，正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9月21日）前夕，《新建设》从编辑人员到刊物本身都与第一届政协会议有着重要联系。在最初的18位编委及董事中，有9人以民主党派或民主人士代表身份参加了第一届政协会议，其中如吴晗还参与了政协组织法草案的整理、张志让参与了起草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方案、费振东参与了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此外，1950年新加入编委会的胡绳、谢觉哉、千家驹、储安平等人，也同样在1949年参加了此次政协会议19。而《新建设》创刊号，则被直接送至全国政协会场分发给各个委员，吴晗更在此期间请毛泽东为《新建设》题写了刊名：“新建设”三字，自第三卷起一直沿用至1966年停刊，会议期间毛泽东、朱德、董必武等也分别为《新建设》题词20。在1954年，《新建设》更是直接挂靠在由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合主办的《光明日报》之下。

然而实际上，这种“民主倾向”或者“民主身份”并不能真正为《新建设》的发展提供助力。面对《新建设》原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主办的学术刊物这一身份，编委会曾经感到工作有困难，吴晗更向中央打过报告，而毛泽东的回复是：“学术界有这个刊物好，开个口子，让党内外的专家学者有个发表意见的地方，以了解思想动向。”21可见一方面《新建设》的编辑人员感到难以自处，另一方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高层，更主要将之视为了解学术界思想动向的途径，其工具作用大于学术意义。而在随后1957年的“反右”时期，其他明显具有民主倾向的报刊如《文汇报》《光明日报》等，则都在经历了1956年至1957年上半年短暂的“春天”之后，很快遭到了严厉批判。1957年4月1日才调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储安平，因发表“党天下”言论，仅就任70天就“下岗”，费孝通等也卷入其中。而储安平、费孝通均是《新建设》的前期编委，与主编费青及其他编辑人员也关系密切，且《新建设》此时依然隶属于《光明日报》社。1957年6月14日《人民日报》更发表了《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专门批判上海《文汇报》和北京《光明日报》在这一时期的“资产阶级报纸的方向”，并特别强调：“党外报纸当然不应当办得和党报一模一样，应有它们自己的特色。但是，它们的基本方向，应当是和其他报纸一致的。”22

可见，某种程度上《新建设》杂志或许因其具有“民主倾向”的“党外报刊”身份，获得一定的重视和尊重，但从始至终都不可能真正产生主流之外的言论或行为。也因此，《新建设》在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批判中所表现出的独特态度只能是昙花一现，而其对“学术自由讨论”的坚持，其实也不过是在现有“主旋律”中选择一种近似的“声音”作为不甚坚实的后盾。如1955年1月号的社论《积极展开学术上的批评和自由讨论》，确实突出强调了学术自由问题，这一方面与《新建设》的学术追求契合，另一方面却也是受到郭沫若1954年12月8日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的发言的影响。郭沫若在发言中提出了三点建议，其中第二点即是“我们应该广泛地展开学术上的自由讨论，提倡建设性的批评”。郭沫若强调“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凡是自由讨论的风气旺盛的时代，学术的发展是蓬蓬勃勃的；反之便看不到学术的进步，连社会的发展也因而停顿了”。而所谓“建设性的批评”则是指“明辨是非，分清敌友，与人为善，言之有物”，既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辨识标准，同时也强调批评要“宽”、要“有周到的研究，有确凿的证据，有坚实的内容，有正当的道理”23。《新建设》在社论中引述郭沫若的“三点建议”， 并以“积极展开学术上的批评和自由讨论”为题目和中心论点，而放弃了同样在该次联席会议上，周扬以批判胡适、《文艺报》、胡风三点为核心的发言《我们必须战斗》。尽管《新建设》并不具备坚实的独立的态度，这依然应当看作其一次有价值的选择。

当然，以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为开端的一系列学术批判乃至政治批判事件，还涉及共和国初期的阶级斗争、宗派斗争等问题，这也使得《新建设》的“幸免于难”呈现出更复杂的原因。一方面，1967年公开发表了毛泽东写于1954年10月16日的一封《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在信中毛泽东由批判俞平伯想到的是“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24。《文艺报》的问题也在于其“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式态度”25，这一点同样经过毛泽东审阅敲定。至于俞平伯本人，却因有着毛泽东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的末尾署名和日期之后，另添了重要的一句话：“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26，最终并未遭受真正重创，依然在1954年10月底出席了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1955年7月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并在讨论中发言27。而由此看来，《新建设》尽管发表了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在其时却并不具备被批判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在1954年《红楼梦简论》发表之前，俞平伯曾把稿子寄给胡乔木看，胡乔木提出了许多意见并建议重写28，但俞平伯最终在未改写的情况下将稿子交给了《新建设》发表。对此，《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认为“这表明有些杂志还没有完全受中宣部所控制”，而随后引发的一系列事件则揭示了周扬、胡乔木、丁玲、冯雪峰等人之间“宗派上的斗争”29。且不说这一观点本身的正确性存疑，因为俞平伯与周扬、胡乔木实际上都有私人通信关系，而由本文前文论述可知，《新建设》并没有也不可能越出文化方面主流声音的控制。

1959年，《新建设》杂志在中宣部决定下被划归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其领导班子、编辑人员都进行了重大调整。此后的《新建设》虽然仍以民主人士为主要读者、“外表仍像无党派人士刊物”，其实“内部实行党的领导体制”30。随着《新建设》成为党领导的我国第一个哲学社会学科综合性杂志，其创办之初形成的许多特质也随之彻底转变。然而尽管如此，以1954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事件为切入，依然可以发现，前期有着“建设性”“学术性”追求及“民主倾向”的《新建设》杂志，构成了观照1950年代中期转折中的学术批判的独特而重要的视角，展现了历史更为丰富而复杂的面貌。

注释：

①○28《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召开的红楼梦研究座谈会记录》，《光明日报•文学遗产》1954年11月14日。

②蓝翎：《龙卷风》，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29页。

③李希凡、蓝翎：《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文艺报》1954年第18期。

④李希凡、蓝翎：《评〈红楼梦研究〉》，《光明日报•文学遗产》1954年10月10日。

⑤李希凡、蓝翎：《论红楼梦的人民性》，《新建设》1954年第11期。

⑥○25袁水拍：《质问“文艺报”编者》，《人民日报》1954年10月28日。

⑦编者：《正视我们的错误、改正我们的缺点》， 《光明日报•文学遗产》1954年11月7日。

⑧⑩《积极展开学术上的批评和自由讨论》，《新建设》1955年第1期。

⑨《编后记》，《新建设》1954年第12期。

○11《牢牢记住胡风事件的教训》，《新建设》1955年第7期。

○12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在怀仁堂的讲话》，《人民日报》1956年6月13日。

○13○18《新建设月刊发刊辞》，《新建设》1950年第1期。

○14吴惟诚：《怀念费青先生和〈中建〉半月刊》，《费青文集》（下册），白晟编，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764页。

○15王艮仲：《忆费青》，《费青文集》（下册）， 白晟编，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761页。

○16逢先知：《毛泽东读报章杂志》，《毛泽东的读书生活》，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56页。

○17费青：《发刊辞》，《新建设》1949年第1期。

○19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编《开国盛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重要文献资料汇编》（上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175—185、563—575页。

○20○21吉伟青：《我所了解的〈新建设〉》，《百年潮》2003年第6期。

○22本报编辑部：《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人民日报》1957年6月14日。

○23郭沫若：《三点建议—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八日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的发言》，《人民日报》1954年12月9日。

○24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人民日报》1967年5月27日。

○26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手迹），《毛泽东文艺生涯》（下卷），陈晋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76—377页。

○27孙玉蓉编《俞平伯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6、293页。

○29［美］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谢亮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17—218页。

○30谭家健：《〈新建设〉编辑生涯拾零》，《百年潮》2007年第11期。

[作者单位：南京财经大学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