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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新时代的行动新指南 ——习近平文艺论述的总体性特征探悉

来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5期 | 白烨  2019年09月25日14:23

内容提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把文化建设与文艺繁荣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方面,多次就文化与文艺事业作出部署和发表讲话。习近平的系列文艺讲话从大的方面来看,有关文艺与时代、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的关系的论述,构成三个重点。这些讲话,在总体构想与总的布局上具有着强烈的针对性与恢弘的战略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迈进新时代、展现新姿态、开启新征程、续写新篇章的思想指针和行动指南。

关键词:习近平文艺论述 中华性 人民性 总体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把文化建设与文艺繁荣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方面,多次就文化与文艺事业作出部署和发表讲话。近些年来,习近平对于文艺工作的关注更为集中,发表的讲话更为频仍,比较重要的有:2014年10月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 年12 月参加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并发表《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2017 年10 月在为党的十九大作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报告中, 列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专节,又就新时代的文化建设和文艺事业作了提纲挈领的论述。2019 年3 月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发表的重要讲话。把这些讲话总起来看,可以说,习近平关于文化与文艺的论述,不仅篇幅较多,内容丰厚,而且重点突出,逻辑严密,以博大精深、自成体系的方式,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部分。

习近平的系列文艺讲话,内涵丰富,思想精深,重点与亮点比比皆是。从大的方面来看,有关文艺与时代、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的关系的论述,构成三个重点。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优秀作品是文艺的中心工作,创新是文艺的生命,要以全新的眼光看待新的文艺群体,文艺要成为中国精神的载体,文艺批评要有激浊扬清的战斗力,要加强和改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等要点,在言简意赅又语重心长的扼要阐发中,体现出习近平对于文艺客观规律的内在深谙与对党领导文艺经验的精到运用,因而既具有理论的穿透性,又具有思想的指引性。

另外,还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关于文艺的系列论述,在集中反映文艺自身发展和党领导文艺的两个基本规律和已有经验,凝聚共识的同时,在总体构想与总的布局上具有着强烈的针对性与恢弘的战略性,也即直面新时代的文艺现状,解决新时代的文艺问题,引领新时代的文艺事业。因而,在这些具体的文艺论述中,不断呈现出一些总体性的特征,令人感觉十分突出,印象格外鲜明。如:中华性的本位立场,人民性的价值指向, 时代性的问题意识,等等。在这样一些特征元素的相互交织和贯穿其中,使得习近平关于文艺的系列论述顺缕成帷,文艺论述自成系统,而且也显示出自己的独有特色与特殊价值。

一 中华性的本位立场

“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1习近平在两次文艺讲话中首先强调的这一句话,是中国文艺事业的基本定位,也是中国文艺事业的重要特质。正是基于这种清醒认知与深刻理解,习近平在谈论文艺问题时,高瞻远瞩,高屋建瓴,紧紧联系着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的大计,国家的兴盛与富强的大业,高度强调文艺的重要的引领功能与独特的号角作用,要求文艺工作者“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2。这些论述里,反复出现的“中国”一词告诉人们,立足“中国”,书写“中国”,“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是中国文艺家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与责任。这样的一个把文艺行业纳入民族大业的考量,把文艺写作融入国家大计的认知,在强调文艺的重要地位与功能的同时,实际上也对文艺家的本体定位提出了基本的要求,那就是认清自己的身份所属,确立自己的立场所在。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在谈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时,特别指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3在这段重要论述里,有两个关键词与“中国特色” 关系甚大,这就是“中华文化立场”和“民族的”首席定语。“中华文化立场”,强调的是文化立场上的主体站位;“民族的”, 强调的是文化属性上的族群标记。这两点分别从主体和客体两个方面,强化着文化所应葆有的特征与特色。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文艺,尤其需要在理论批评和文艺创作中,乃至文艺活动与文艺生活中,突出“中华性”文化立场,彰显“民族性”审美风范。

“中华性”文化立场,包含了出自于中华文化的身份认同,立足于中华文化的精神依托,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验与精神的主体性。而这种主体性,又可能体现于文化与文艺工作的出发点、立足点、落脚点,以及文化与文艺工作者的眼光、胸襟与情怀。提出“中华性”,强调“中华性”,在当下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与“中华性”相对应的,是隐含了“西方化”的“全球化”。从新时期到新世纪, 由经济到文化日益漫泛的全球化,既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借鉴,良好的契机,也给我们带来诸多的干扰,极大的影响。如在文艺的理论批评方面,从上个世纪80 年代以来, 借助于社会与经济的改革开放,通过“走出去”和“引进来”的两种方式,在思想文化、理论批评等方面,引进了大量的西方学术经典,译介了很多欧美的文化文艺论著。这些立于西方文化立场,出自西方学者思考的学说、观点与观念,有长有短,良莠不齐,而我们的一些文人在借鉴与吸收中又缺少分析与鉴别,同样面对西方的学术与文化,在不同人那里,却产生了不尽相同的影响,呈现出决然不同的结果。有的作者合理借鉴西方“现代派”文艺元素,使以现实主义为底色的创作更为宏阔和丰厚;有的作者则对“现代派”一味崇尚,走向了对西方文艺现象的机械模仿。有的学者在学习中辨析,从中吸取有益的养分,使自己的知识结构吐故纳新, 学术与文化研究与时俱进;而有的学者则在知识的吮吸中,生吞活剥,迷离恍惚,变成西方思想与文化的膜拜者和应声虫。由于思想文化上的“崇洋媚外”倾向与思潮的不断影响和渗透,在理论与学术领域出现了一些不应有的偏向,如把西方文化等同于现代文化、先进文化,在一味靠近中不断叫好;文学研究中把“海外汉学”看成是学界前沿和学术尖端,在“海外汉学”的影响下,对于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判断,出现不断高抬非主流文学,一味贬低革命文学的倾向。在文艺理论领域,一度也是在大量引用西方的概念, 照搬西方的理论,来分析和论评中国当代的文化现象和文艺作品,从而得出与中国当代文艺不相符合的不实之论。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到的“不能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就是对这种流行性现象的批评,对文化文艺工作者守住中国文化立场的提醒。

因此,在文化和文艺领域,无论是从事文学创作,艺术创造,还是从事理论探讨, 学术研究,抑或是从事文艺批评,文艺创作, 都有一个在“全球化”背景与场景下,如何保持立于中国文化的“中华性”问题,以及中国文化人、文艺人应有的文化自觉。在这方面,著名的文化学者费孝通曾指出:“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已经形成的多元文化世界里确定自己的位置。”4文化自觉是一种觉悟,也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在对自身民族文化的自觉反思中,对于新的文化主体的不断建构。只有文化、文艺领域的个体在“中华性”上坚守本位又不断刷新,整体的文化建设才有可能朝着“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 方向,不断丰富,走向繁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在《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特别指出: “创作出具有鲜明民族特点和个性的优秀作品, 要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有深刻的理解,要有高度的文化自信。”5

与“民族性”相对应的,是“世界性” 的概念。文化与文艺领域的“民族性”,是民族内部在文化交流与碰撞整合中呈现出来的民族共性。这种民族共性,既表现为独特的民族性格,也体现为独特的民族审美。具体到文艺创作与文艺生活上,民族性常常表现为独特的民族形式与民族内容的完美统一,由此呈现出自己的独特形态,独有神韵。

文化是在互动中识别的,是在交流中发展的。因此,文学、文艺的民族性,同时内含了开放性与世界性的元素。但正是这种交流、互动与竞争,又反过来向民族文化提出了如何不失自尊,怎样不失自我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时,就明白无误地申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的民族的特性。”6他还由马克思主义需要中国化的角度,说到一切外来的文化, 都要“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而“民族形式”,就是“中国文化自己的形式”。这种对于民族化的精到阐释,包含了自尊、自信与自立的意涵,并与“中国化”相等同的理解,值得我们今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予以再度重温, 给以高度重视。

“民族性”内含了地域性,又葆有中国性。因此,保持和坚守“民族性”就显得十分重要。习近平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 讲到文化传统的血脉,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7。在这里,民族性与文化传统, 与文化自信紧密相连,前所少有地强调了民族文化和文化的“民族性”的重要地位和重大作用。我们需要认真学习领会这些重要论述的精神实质,深入思考如何正确处理中国当代文艺与全球化文化发展的矛盾,深度挖掘中华民族丰厚的文化底蕴,从容应对文化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并在这种博弈中更彰显中国的文化精神,中国的审美追求。

二 人民性的价值指向

在习近平的几次重要文艺讲话里,“人民”都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也是有着重要蕴含与意义的一个关键词。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第三个问题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第二个问题即是“希望大家坚持服务人民,用积极的文艺歌颂人民”;在党的十九大报告的“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部分,他强调指出:“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这些论述从不同角度阐述了文艺与人民的内在缘结和密切关系,并以“人民”为价值指向的内核与中心,展开文艺论述的相关要点,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的基本体系。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文艺的方向问题时,在强调“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时,又就“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属性作了新的解说,他指出:“社会主义文艺, 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他还进而论述道:“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8这种秉要执本又简明扼要的阐释,以“为人民”为旨归,揭示了社会主义文艺的要旨与要义,也使“文艺为人民服务, 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在其内在精神上合而为一,统归于“为人民”的终极目标。可以说,“二为”变“一为”,这是在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方向上,又一次体现新思想的新阐释。

实际上,在有关“人民”的提法上,习近平的讲话对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是既有继承又有发展。我们能感觉得到,毛泽东讲话里的“人民”的概念, 在对“工人、农民、士兵、城市小资产阶级” 的特别强调,尤其是对“工农兵”的刻意突出中,显然带有很强烈的阶层性与阶级性。而习近平讲话中的“人民”,则带有极大的普泛性,他讲话中的“人民”,有时是指民族主体,有时是指社会主人,有时是指广大读者,有时是指服务对象。总体来看,这里的“人民”,泛指人民大众,是广义性的。我觉得在“人民”这个关键词上,习近平的讲话显然是体现出了自己的拓展与延伸的。

从1943 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艺为人民大众”“服从于政治”,到1980 年党中央提出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再到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论述的“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在70 多年的革命文艺和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进程中, 革命领袖和党的领导人关于文艺方向的论述与论断,既有力地指引了不同时期文艺工作的发展与繁荣,又深刻地总结了不同阶段文艺工作的丰富实践与基本经验,它的适时调整与逐步演进的本身,就是党对文艺工作的认识与把握,组织与领导,不断切近规律, 逐步走向科学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把习近平总书记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视为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邓小平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的《祝词》和《人民日报》1980 年7 月26 日社论之后,党的领导人又一次具有重大理论意义与历史意义的重要讲话,具有划时代的文献,是有理由的,也是适当的。

围绕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就如何“为人民”提出了许多新要求与新希望,尤其是对于文艺家的潜心创作,紧跟时代,深入生活,德艺双馨等, 都紧扣“为人民”“以人民为中心”的总主题, 作了精到的论说与生动的阐发。如谈到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文艺工作者应该牢记,创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务,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要静下心来、精益求精搞创作,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如谈到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如谈到创作与生活的关系:“要始终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讴歌奋斗人生,刻画最美人物,坚定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信心。”9在这里, 衡量作家的,是人民的诉求与需要;检验作品的,是人民的情感与喜好;滋养创作的, 是人民的实践与生活;成就文学的,是人民的理想与精神。人民在这里,是文艺创作的中心导向,是文艺家的终极坐标,是文艺生活的根本轴心。

可以说,这些擘肌分理,又环环相扣的论述,不仅对文艺“为人民”的根本方向构成了坚强而有力的支撑,而且在文艺“如何为人民”上,以遵循规律和联系实际的分说与细读,提出了具体的办法与实现的措施, 从而构成了色彩强烈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建构与思想体系。

三 时代性的问题意识

习近平在《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向广大文艺工作者郑重提出,“要把握时代脉搏,承担时代使命,聆听时代声音,勇于回答时代课题” 的新任务,而他的系列文艺讲话,也在直面时代现实,应对时代挑战,回答时代课题等方面,以强烈的问题意识,鲜明的问题导向, 体现了务实求真的科学态度,展现了善于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非凡能力和责任担当。

社会主义文艺70年来的发展历程中, 赢得了异常丰硕的文艺成果,取得了十分丰富的宝贵经验,也积累了不少的复杂问题, 面对着诸多的严峻挑战。尤其是经历了1980 年代、1990 年代,进入新世纪以来,文艺所置身的社会现实与文化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文艺自身也在发展演进中走向分化与泛化,变动不居的文艺场域里,不断有新的元素、新的势力介入进来,不断有新的关系、新的观念参杂其中,使得文艺领域和整个文坛呈现出前所少见的丰繁性、复杂性,乃至混合性、混血性。文艺领域里既表现出难能可贵的丰沛与繁盛,又体现出难以分辨的芜杂与氤氲。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习近平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反映时代是文艺工作者的使命”等重要论断,从“人民”和“时代” 的两个维度,给新时代的文艺事业指明了前进的路向,提供了发展的途径,使得文艺工作者有了奋斗的目标,创作的坐标,给他们进而增强文化上的自知与自信,努力保持思想上的清醒与定力,坚定持守文学理想的纯正与高远,都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引导力与精神能动力。

新时代迎来新机遇,新时代面临新问题。当下的文艺领域,在总体多元多样的纷繁样态中,隐含了许多新的矛盾,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这些都打着这个时代或显或隐的印记,是这个时代所特有的。比如,文艺创作中的守成与创新的矛盾、数量与质量的矛盾, 文艺生产中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矛盾、艺术价值与市场价值的矛盾,文艺传播中的娱乐效果与审美效应的矛盾、艺术标高与市场指标的矛盾等等,以及由此带来的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雅与俗的混淆与颠倒等, 都使当下的文艺领域,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元素的混合性,样态的混杂性,使得人们难以分辨,更难以应对。面对这种纷繁复杂的文艺现状,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既有要言不烦、一针见血的批评,又有简明扼要、秉要执本的点拨。许多难以辨析的现象,许多氤氲不明的倾向,经由这样鞭辟入里的点评与点拨,使得问题的症结摸准了,解决的路径找到了,人们不仅由此看到了矛盾与问题所在,也由此引起人们的自我反思与深刻自省。

对于创作现状中存在的混乱现象和倾向性问题,习近平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概括为三大病象:有数量、缺质量, 有高原、缺高峰;抄袭模仿、千篇一律;机械化生产、快餐或消费。谈到我们的文艺作品中经常会出现的问题,习近平在讲话中简要概括了六点: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的阴暗面;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把作品当成追逐利益的“摇钱树”,当作感官刺激的“摇头丸”;胡编乱写,粗制滥造,牵强附会,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追求奢华、过度包装,炫富摆阔,形式大于内容;热衷于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只写一己悲欢, 杯水风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凡此种种,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10这既是对种种问题的病根的深入剖解,更是对文艺工作者如何作为的重要提醒。

谈到当下文艺界最为突出的整体性问题,习近平说根据他同一些文艺家接触交谈的了解,就是两个字:浮躁。实际上,“浮躁”不仅仅是文艺界的问题,它显然还是个社会性的问题,或者说是时代性的病症。浮躁的背后是什么,或者说是什么东西造成了浮躁?显而易见,是追名逐利,急功近利。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些人把文学当成了一种追名逐利、谋取功利的工具。还有就是, 在文学创作、文学生产、文学传播的过程中,都把利欲、利润、利禄、利益摆在前面,各个环节都这样之后,整体上构成了一种惯性,形成这样一种风气,所以浮躁状态及其背后的急功近利的内因,确实是一个需要整体反思、自我省察的一个大问题。要戒除与“浮躁” 相关的这些问题,还是要回复到初心,归结到原点,那就是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至为重要的“文艺要赢得人民认可”。

四 特色鲜明的总体性

中华性的文化立场,人民性的价值导向和时代性的问题意识,各有各的核心元素与基本内涵,但“中华性”“人民性”与“时代性”彼此之间,也有着深切的内在联结与紧密的逻辑联系,从而在文化战略、思想方法等大的方面,形成其特色鲜明的总体性。

文化立场的中华性,价值导向的人民性和问题意识的时代性,都是立足于根本问题的选择与大立场的选定。在思想文化领域, 我国近现代以来,由于人们看问题的角度和方式不同,追求的目标与方向不同,实际上既存在着不同立足点下的文化立场,也存在着不同文化立场下的文化主张。从现代到当代,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已进入文化的多元碰撞,文明的多流交汇的时期。在这样多元多样的氛围和变动不居的势态下, 我们应该选取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定位,怎样体现我们的思想取向,如何确立我们的发展目标,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与文学首先要着力解决的前提性问题,也是习近平就文艺问题进行思考与展开论述的根本性问题。中华性的文化立场,人民性的价值导向和时代性的问题意识,分别从“中华性”“人民性”与“时代性”三个维度,选定文化立场,确定主要方向和表明应取姿态,体现了在站位选择上的相互依托、协调统一的文化方略,确保了文化文艺问题的研究与思考的范围与基调,以及应该葆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属性与新时代气韵。这样的文化方略,也充分彰显了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应有的文化自主、文化自立与文化自信。

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需要从包括古代文化、现代文化和红色文化在内的文化资源中汲取丰富而有益的营养,更需要在与时代的联结、人民的联系和生活的互动中,源源不断地获取新的动能与新的力量。“中华性”“人民性”与“时代性”,实际上为我们在软实力的开拓与发展上,汇聚和应用已有的力量,开发和吸取新的力量,提供了重要的保证和充分的可能。如果说中华性的文化立场,主要体现了文化基点上的定位与定力的话,那么,价值导向的“人民性”,因为依托于人民而蕴藏了无限的内力;而问题意识的“时代性”,因直面时代寓含了充沛的活力。这些角度不同又各有蕴含的思想与文化的力量相互依托,彼此支撑,不断化合, 使得习近平有关文艺问题思考与论述,在其基本精神元素的构成上,既充分体现了鲜明的新时代的中国社会主义特色,又具有着高度凝聚的思想张力与不断生发的文化活力, 从而成为引领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奋勇前行的思想指针与构筑新时代文艺高峰的行动指南。

2019年3月4日,习近平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发表了重要讲话,其中特别提到:“希望大家立足中国现实,植根中国大地,把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和当代中国人精彩生活表现好展示好,把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阐释好。文艺创作要以扎根本土、深植时代为基础,提高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11 这一包含了殷切期望的重要论述,从立足点、出发点和着眼点的根本问题上,对文艺工作和社科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这种主体彰显又活力四射、立场鲜明又内涵丰富的总体性,构成了习近平重要文艺论述的基本特色,也使它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构成,打上了这个思想体系所独有的鲜明标记。

总之,习近平的系列讲话构成的重要文艺论述,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走向新征程的历史节点上,面临新现状,面对新问题,面向新的发展,对包括文艺创作、文艺生产、文艺传播、文艺组织领导和文艺理论批评在内的文艺工作,进行的要点性论述与系统性阐述。它的重要性在于,这是基于社会主义文艺70 年的发展历史,以及党领导文艺工作的经验与教训,来着力解决我们这个时代诸多文艺难题的理论出击与思想指引。在这个意义上说,它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构成,深刻总结了从革命文艺到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规律,科学总结了我们党近百年来领导文艺的重要经验,因而它标志了党对文艺工作认识与把握的新高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新进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迈进新时代、展现新姿态、开启新征程、续写新篇章的思想指针和行动指南。

注释:

1 2 7 8 9 10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第1、6、25、13—14、17、9 页。

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第41 页。

4 费孝通:《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 《思想战线》2004 年第2 期。

5 见2016 年11 月30 日新华网。

6 《毛泽东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0 页。

11见2019 年3 月4 日新华网。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