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到目前为止，史国柱想做的事都做成了，甚至没想做的事也做成了。史国柱说自己“撞上了狗屎运”，以至于他会产生幻觉，这世上只有他不想做的事，没有他做不成的事。这当然是错觉。是一种坐井观天式的妄想。他想当玉皇大帝没有？没有。想当世界首富没有？没有。想养三宫六院没有？没有嘛。因为他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不现实的事，他是不想的。这就对了。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了。他所想的，都是现实的，都是力所能及的。这一点，史国柱是清醒的。

照理说，史国柱对现状是满意的。他也这么认为，事业、财富、家庭、爱情、红颜知己，包括社会对他的尊重。什么都不缺。他确实想不出还缺些什么。问题正在于此，这正是苦恼的根源。他总觉得自己的人生还缺少些什么，这点是肯定的，而他居然找不出来，好像他的人生到了此时此地，可以圆满结束了，可以死而无憾了。史国柱不愿意，相当不愿意。他刚过了四十五岁生日，一晚上能轻松干掉两瓶红酒，每天早上起来都能长时间地晨勃。他对每个新的一天都充满期待，可不知道期待什么。从这个角度讲，史国柱又是迷茫的。

他对自己的认识既清晰又朦胧。早上醒来，他有时会煞有介事地思考，思考人生的意义，思考未来的可能。他发现，不思考时，他的脑子是清澈的，生活的纹路清晰可见，鲜花盛开，美酒溢香。可是，一思考，他的脑子就乱了，世界变得云雾缭绕，如无数根细线缠绕在一起。奶奶的，一团糟了。

关于事业

从史国柱的事业说起吧。史国柱不讲事业，这个词太大了，他承担不起。他说“我的工厂”，后来改成“我的小生意”。这就朴素多了，接地气多了。

史国柱出生于1970年代，懂事时，他们家已经属于“有钱人”了。他父亲办了工厂。父亲和母亲原来都是信河街印刷厂工人，是第一批“下海”的人。史国柱没有吃过苦，不知道“苦”为何物。从小学开始，家里电视机洗衣机都有了，父亲开上了本田王摩托车。他也拥有了脚踏车，过年可以穿羽绒服，餐桌上每天有红烧对虾和酒炖河鳗。最主要的是，每天有一角零花钱。这是巨款。当时一学期的学费才一块五角呢。这也是造成他后来花钱大手大脚的原因之一，来得容易，去不心疼。没把钱当钱看待嘛。

实事求是地讲，史国柱读书不差，他只是不用功。用功干什么呢？每次考试前一周，认真背一下书，做几张练习卷，都能考到七十分左右。可以交差了。

父亲对他读书没有明确的要求，大不了以后跟他办工厂嘛。母亲在工厂管财务和后勤，没时间照顾他，作为补偿，每天给他零花钱，从小学的一角，到初中的一元，到了高中，每周升到一百元。他是学校公认的“首富”。

以史国柱的天资，是有可能考上大学的。当然，这里指的是他用心读书。但是，他有更重要的任务，必须将每周一百元零花钱用掉。这很考验人的。很能衡量一个人的能力。为此，他必须将大量的时间花在保龄球馆、卡拉OK厅，甚至酒楼里。他的酒量就是那时练出来的，四十八度的白酒干掉一斤后，再去保龄球馆玩，每次出球，球道尽头十个保龄球瓶都是应声而倒，绝不失手。

应该说，史国柱是个对自己有要求的人，是个做事认真的人。他不敷衍。就拿打保龄球来讲，他不是随便打打的，他追求专业。专业不是随便说说的，是有具体要求的，姿势、步伐、动作、力道、弧线，都有要求。他不但苦练，更会琢磨。这一琢磨，跟别人的差异性就体现出来了，高低也显现出来了。境界不一样了。保龄球最火时，信河街开了二十来家，没有一家球馆老板不知道史国柱大名的。但也就在此时，史国柱不再去球馆了，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去了，史国柱也不回答。问得多了，史国柱悠悠地反问一句：“你觉得有意思吗？”

这话有意思了。是反问提问的人呢？还是他觉得没意思了呢？他没说。

高考之后，史国柱去他父亲的印刷厂上班。是他自己要求的。他选择读社会这本大书。这是他的“大学”。

母亲担心他吃不了苦，想让他做财务，每天坐办公室，做做报表就可以了。他不干，他去了车间，从制单开始学，照排、出菲林片、晒版、印刷、装订、覆膜、打包，整个流程学下来，不怕脏不怕累，比谁都认真。他的认真还是体现在“琢磨”上，他跟别的工人不一样，譬如拼大版，他会在脑子里“设计”几种方案，会在草稿纸上画出来。他会对几种方案进行比较，哪一种好？好在哪里？能不能更好？没错，他会“动脑筋”。这是他和工人最大的差别。他想得比别人多，动得也比别人多。掌握了印刷流程后，他转行去做销售，跑市场，跟客户谈业务。这时，他喝酒的优势体现出来了。酒是个好东西，它能迅速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更重要的是，它能让不同的人在极短时间内找到“同类”。

谁都以为史国柱是工厂的接班人。可是，两年后，史国柱选择另立山头。母亲伤心了，孩子长大了，翅膀硬了，要“分家”另过了。父亲的伤心与母亲不同，这是“另立中央”，“对抗朝廷”嘛。急什么呢？“江山”以后肯定是你的。史国柱没有“逼宫”的意思，他的想法简单得多，只想自己干，无拘无束没负担。而且，他相信自己能够干好。他对自己有信心。这信心讲起来有点盲目，没来由的自以为是。没错，史国柱确实有点自以为是，他觉得自以为是没有什么不好。他甚至觉得，自以为是是一种稀有的品质，是干成事情的基础。

史国柱注册了一家印刷公司，名字叫新时代印务公司，做的第一笔生意是印刷老鼠药的包装袋。客户来公司下了订单，也不离开，就在信河街的旅馆住下，白天来印务公司监工，晚上，史国柱请他们喝酒。先是去酒楼喝，下半场转移到KTV喝。订单完成后，客人押着货车离去。

客户都是拿现金来订货的，将三万元人民币重重拍在史国柱办公桌上。一个星期后，三万元的主人换成了史国柱。

那段时间，史国柱有两个感受：一是钞票像潮水一样朝他涌来，挡都挡不住，当然，他也没想挡，他没那么傻；二是他深切地理解什么叫花天酒地，什么叫夜夜笙歌。他的生活热气腾腾。

这是史国柱的“第一桶金”。他了解过，当时一个机关干部的平均月工资不过五百元。他的收入是多少？十万。没错，是两百倍。

史国柱没有被金钱冲昏头脑。他知道，能够赚这么多钱，不是自己有多聪明，更不是自己有特殊的手段。没有的。他太清楚了，那些客户并不是什么正规的厂家，但他从来不问。他知不知道这是犯法的呢？他知道。他虽然没有参与药品制作和销售，但他参与了包装的设计和印刷，是难逃其咎的。但是，史国柱更明白的一点是，自己遇到了一个“特殊时期”，是一个近乎真空的时期，在金钱的挥舞之下，一切都在蒸蒸日上。只要不犯人命，这点小打小闹属于“擦边球”。

史国柱的“事业”就是这样起步的。

关于干爹

史国柱的“事业”几乎是伴随着KTV同步生长的。春风一拂，万物滋长。KTV作为一个娱乐项目，伴随着经济的发展，繁荣壮大了。成千上万的漂亮姑娘拥进信河街，有东北的，有西南的，有中原地带的，甚至有国外的。相当的姹紫嫣红。

他们都是在酒店里喝完酒，再去KTV找姑娘继续喝。这段时间，史国柱的足迹踏遍信河街所有KTV。他出手大方，别人小费给三百，他给五百。姑娘们都喜欢他。姑娘们喜欢他还有一个原因，他在包厢里比较“规矩”。他去包厢会喝酒，但不会醉。会叫姑娘喝酒，但不强迫。会对姑娘动手动脚，但都是点到为止。生气了也会骂人，但主要是为了活跃气氛，是打情骂俏。所有KTV的妈咪都叫他哥，于是，姑娘们都叫他“干爹”。最多的时候，他手机里存了一百多个姑娘的电话号码。一到下午三点左右，他的手机短信铃声此起彼伏，内容都是不约而同的——干爹，我想你了。史国柱莞尔一笑，心里道：奶奶的，你们哪里是想我了，分明是想干爹口袋里的人民币嘛。这段经历大大丰富了史国柱的人生，最主要的是，极大地丰富了他对女人内心的认识。

史国柱最常去的是金嗓子KTV。所有姑娘里，史国柱最喜欢的一个姑娘叫小艾。为什么喜欢她呢？史国柱也讲不出来，只是见了她舒服。但史国柱并不表现出来，也不故意疏远她。去了金嗓子也不刻意点她。史国柱这么做，并不是有什么预谋，也不是故意吊她胃口。他没这个意思。他不想跟小艾过于密切，是因为他知道一个道理，在这种场合，他既要真心对她们好，又不能好得没有保留。他是不是真心，姑娘们看得出来，她们见的男人多了，差不多都把男人“看透了”。史国柱知道不能将自己整个人投进去，他只负责对她们“好”，让她们快乐，他也得到快乐。就这么简单。

姑娘们喜欢史国柱还有一个原因：下了夜班，史国柱会带她们去宵夜。都是喝酒，但两种喝法是不同的。在KTV里是陪客人喝，是任务，是完成工作。这种喝酒是以客人的高兴为目的，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即使是为了赚钱，内心也是委屈的，是心不甘情不愿的。问题在于，内心的委屈不能表现出来，反而要装出兴高采烈的样子，强颜欢笑，主动迎合，投怀送抱。委屈死了。跟史国柱宵夜就不同了，那是为自己喝，是工作之后的“娱乐”，是放松。内心是自由的。这种喝酒是放飞自我。多么美好。问题也是有的，这种氛围容易缠绵，容易滋长暧昧。也是啊，姑娘们也明白，她们是暧昧的，是讲不清道不明的。她们是特殊生物，过着晨昏颠倒的生活。有意思的地方也正在这里。她们吸引客人的地方也在于此。史国柱当然也喜欢这种暧昧，他也喜欢这种缠绵。但他的喜欢有点形而上，有一种超脱感。不是说史国柱有多高尚。不是的。这只是史国柱的态度，他只是喜欢这种氛围，尽力维护这种氛围。史国柱打保龄球时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娱乐是相互的，是需要一种精神的，是要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的。还有一点，史国柱去这种场合，都是陪着客人去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和姑娘们的角色是一样的，他要让客人高兴，因为客人是他财富的源泉。所以，他能够体察姑娘们的难处，他尊重姑娘们的意愿，不让她们为难。这样的客人，姑娘们怎么可能不喜欢呢？

姑娘们喜欢史国柱还有一个原因，史国柱乐意帮助人。姑娘们出门在外，远离父母。二十岁上下，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龄。她们唯一害怕的是生病。到了举目无亲的环境，在生病的时候，天塌下来了，被孤立了，被遗弃了。她们可以接受客人的谩骂甚至殴打，但不能接受孤立和遗弃。说到底，她们处于最需要人疼的年华，当她们对身体失去自信的时候，那种“被人疼”的需求比平常人要强烈得多。这种时候，她们想到“干爹”了，会给他发短信，会给他打电话。她们信任“干爹”。而“干爹”也值得姑娘们的信任，她们一个短信或者一个电话，很快，“干爹”开着他新买的奔驰轿车赶来了，眼神是关切的，口气是关心的，动作也比平时轻缓了许多。好了，什么话也不说了，天大地大，身体最大，去医院，咱们看医生去。姐妹们私下里是有交流的，“干爹”是个“有分寸”的人，不会乘人之危。他绝不是这样的人。姑娘们达成了共识，跟“干爹”在一起是“安全的”。她们敢于向“干爹”求助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干爹”是个未婚青年。如果有了老婆，这种事情怎么解释得清？正因为未婚，他不怕在医院里碰到熟人，坦坦荡荡，问心无愧。姑娘们也不用小心翼翼，有“干爹”真好。

姑娘们特别注重自己的生日。来KTV之前，她们对自己的生日并没有过分的关注。入了这一行，进了这种场所，生日的意义突然变得不一样了。她们“觉醒”了，应该对自己好一点，以前对自己太潦草了，太对不起自己了。可是，怎么对自己“好”呢？怎么个“好”法？姑娘们不约而同想到了生日。一年里只有一天，时间是相当节约了。正因为节约，更显得珍贵，更要好好庆祝。这一天，她们要请假的，不上班了，天王老子的台也不坐了。约上要好的姐妹们，喝酒去。没错，还是喝酒。但这是为自己喝，是和姐妹们喝。意义不一样的。她们早早预订了酒店的包厢，将包厢号一一发给姐妹们。好了，就等生日到来了。当然，生日蛋糕是必不可少的，是姐妹们凑份子买的，是桂香村订制的生日蛋糕。这天晚上肯定是狂欢的，肯定有几个姐妹要喝醉的，她们肯定是又哭又笑，最后抱成一团。喝醉之后，她们开始互诉衷肠了。这是肯定的，因为她们是好姐妹，是生死之交，是比亲人还亲的人。她们约好了，下辈子还做姐妹。做生死与共的姐妹。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她们的生日聚会多了史国柱。

……

哲贵，当代作家，浙江温州人，1973年生。已出版小说《空心人》《猛虎图》《金属心》《信河街传奇》《我对这个时代有话要说》等。曾获《十月》文学奖、《作家》金短篇奖、郁达夫短篇小说奖等。作品主要探讨富人群体的生活方式及其精神裂变，以及他们与这个时代的微妙关系。一级作家，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