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丁帆，学者。现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1979年以来在《文学评论》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四百余篇，有《中国乡土小说史》等著作三十余种。

大约所有动物的味蕾天生就会本能地分辨甜和苦的味道，自有记忆起，我就喜欢吃糖。当然，与所有的儿童一样，我钟情的是那种将糖果直接咀嚼时产生的快感，它让人感到的是一种沁入肺腑的甜蜜幸福，尽管大人们常常用蛀牙的痛苦来恐吓乳臭小儿，但是谁又能够阻挡得住儿童大肆嚼糖的幸福生活呢？

我们的童年遭受过没有糖的日子，因而对糖的渴望化作一股对甜食的强烈欲望，让我们千方百计地去寻找糖的代偿品。那时，甘蔗和各种各样稀有的水果是寻常人家的奢侈品，于是，从郊区的田野里，我们在高粱杆和芦粟杆里榨取和咀嚼出了幸福的甜味，这便成为我们那一代人永恒的甜蜜记忆。

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的儿童们大多数咀嚼的是那种暗红色、半透明的廉价硬糖果，就是用极其简单的工艺流程熬出来的糖块，没有任何添加剂。一般的儿童都会被驯化出慢慢放在口腔里让其自然融化的吮吸法，这种延长幸福感的方法在我这样性急的顽童口里是行不通的。我们往往在不耐烦中几口就消灭掉一块，糖渣滞粘在槽牙上，反复舔舐不掉的甜蜜余味烦恼得让人久久不能释怀，咀嚼糖果的劣癖固然缩短了甜味停留在齿间的时间，却给人带来了一种稍纵即逝的快感。

不过，当我第一次吃到软糖果的时候，便立刻对那种硬糖失去了兴趣。

每一个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走过的儿童都会在马路上、陌巷中，甚至是乡村的小路间遇上的那些敲锣买糖的挑担人。他们往往是收购废品者，一头放着收购来的废品，一头放着一块比大锅盖还要大得多的麦芽糖饼，掀开一层白纱布，那厚厚的糖块上撒着一层白粉（多少年后才知道那是工业用的滑石粉），孩子们往往是冒着挨打的危险偷偷拿着家里的铜铁器皿去换糖吃。那挑高箩的换糖人，左手执一上厚下薄的扁形刀，右手用一只小榔头轻轻一敲，只听当的一声，一长条黄澄澄切口带孔的麦芽糖就掉落下来，忙不迭地一口咬下去，由硬到软，在齿间咀嚼时的那个咬劲让孩子们得到的是一种野趣横生的快乐。记得小时候为了换麦芽糖，我将家中的一个掐丝珐琅的铜胚景泰蓝小罐偷出来，用铁锤把镶嵌的瓷质珐琅彩敲掉，只剩下一个铜胚胎，换得一大块麦芽糖甜甜蜜蜜地消受了一顿，当然也换来了一顿不许吃饭面壁思过的体罚。

偶尔，我们还能够吃到山东特产高粱饴那样的软糖，以及外地捎来的酥糖，那就是正儿八经的高级糖果了。

在我的记忆当中，第一次吃到巧克力是在五六岁时，哥哥得了急性肝炎，为了补充营养，爷爷给他买了一大堆长方形的软巧克力，那不是后来吃到的那种硬巧克力，而是类似如今的士力架似的巧克力，那在当时绝对是一种洋货奢侈品。当我吃了第一块后，一时难以相信世界上竟有如此美妙的糖果，我当时并不知道这种高价的巧克力是进口食品，便天天围在哥哥的床前转悠，目的就是想分得一块巧克力，偏偏大人不许我接近哥哥，怕我被传染。自从那次偶遇巧克力后，在后来的近二十年中我再也没有见过这样的巧克力了。

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糖是凭票供应的。在满街缺糖的浮肿面庞里，你如果能够看到一个吮吸糖果的人，那真是羡慕得要命。在没有糖果的日子里，除了用高粱杆和芦粟杆作为寻找甜味的路径，以及用糖精作为糖的替代品以外，还有就是满大街大量进口的伊拉克蜜枣。无疑，那蜜枣的甜度是极其高的，尽管那些饼成一坨一坨的蜜枣上还残留着麻袋线丝和少量的沙子，却也成为我们这一代人从童年步入少年时代的上等甜品，买上一坨二两重的伊拉克蜜枣，在课间咀嚼几粒，便是莫大的幸福了。上课前含上一块，这一堂课上就俨然变成了一个不随便说话、遵守纪律的好学生了。

我十六岁下乡插队时，已是60年代后期了，但是《柳堡的故事》中的那个水乡场景依然是一成不变，只是那些泥坯茅屋更加破旧了，人们穿着仍旧褴褛，社员们终日在为工分而忙碌着，孩子们很少见到糖果这样的稀罕物，有许多孩子甚至长到十几岁都只听说过糖果却从未吃过。

我们南京知青带下去的糖果远不及上海知青带下去的大白兔奶糖和花生牛轧糖好吃，上海新产的奶油话梅糖更是倾倒许多孩子和年轻人。直到如今，这些糖果还时不时地闯入人们的眼帘，勾起我们这一代人最美好的青春记忆，但是，这其中最令我终身难忘的，是乡下的孩童们渴望糖果的历史特写镜头：每当知青回城过年归来时，一群孩子扒着门框瞪着大眼睛，引颈盼望着，盼望着……那个特写镜头并不亚于后来我见到的那幅安徽贫困山区渴望上学的大眼睛姑娘的照片。同样是渴望，一种是精神的，一种是物质的，后者于人生而言，同样是重要的，因为物质是第一性的，没有生存的条件和渴求，精神也是漂浮在天空中的一朵浮云。当我们攥着一把糖，一粒粒地递到他们手中时，看着一群孩子有的雀跃，有的仔细端详，有的立马入口，有的悄悄地收入破衣的口袋中……不觉悲从酸楚中来。

这一幕觅糖的悲剧终于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徐徐地落下了大幕，尤其是废除了糖票以后，各色各样的糖果像天女散花一样撒落在了民间，人们开始尽情地挑选着自己爱吃的糖果，优胜劣汰，那些劣质的糖果很快就在市面上消失殆尽，糖渣在齿间的回味也就一去不复返了，我们的下一代不仅享受着各种各样的高级糖果，偶尔也会去寻觅街边棉花糖的野趣。

记得旅行结婚的时候，我们去上海第一百货公司买了几十斤糖果回家分发，专捡大白兔奶糖、花生牛轧糖和奶油话梅糖买，也算是一次糖果的奢侈消费盛宴了吧。

进入20世纪末和新世纪以来，糖的摄入已然成为中国人最忌讳的饮食选项，于是糖果也逐渐远离大众消费的视野之中。一俟糖尿病成为人类生命的杀手，畏糖如猛虎的情结便漫溢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一切含糖的食物饮料似乎都打上了骷髅的标记，但是，即便如此，人们对各种各样糖果仍然是热情不减。记得已经去世多年的许志英先生是一个终身都热爱糖果的人，他的口袋里、书桌抽屉里都放着糖果，除了自己享用，他时常还用此物招待客人，孰料晚年得了糖尿病，家人禁了他的糖果。在公开场合，尤其是在餐桌上，他大肆宣扬不能食糖的道理，却时常在背地里偷偷从口袋里摸索出一块糖果吞进嘴里去，可见一个人的生活记忆是带着浓厚的时代符码的，它改变了人的生存状态和生活理念。糖果的记忆显然是那几代经历过苦难岁月的人最甜蜜的历史符码，也是一个逐步消失的文化遗传密码。

我也是一个嗜糖者，且是那种要吃糖非得甜度十分高的一族，尤其喜欢巧克力，最高纪录是一个人一次吃一盒500克的巧克力。随着血糖指数逼近临界点，家人开始限制我食糖的份额。菜肴中少糖，甚至无糖，对我而言倒是无所谓，只是那咀嚼糖果的诱惑时时蛊动着我偷食巧克力，而我放在冰箱里的巧克力也常常不翼而飞。

吃还是不吃？糖果，成为一代行走在世纪生活边缘人的哲学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