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分手时我说，我只能走到这了，因为我只能过一种生活，只能成为一种人。她说，你为什么不能更幸福，成为更好的人呢？我说，我的悲剧是我的能量，我的差劲是我精神上的鸦片，你知道和你在一起，我什么也不想做，就像酗酒的人一样。她说，那你觉得你临死前会不会想到我？我说，有可能，也可能我会想起我没有写完的一个句子。”在《女儿》中，双雪涛这样写道。

两年多前，双雪涛决定写一本短篇集，于是就有了《猎人》（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它由11个短篇组成，整整写了一年半，《女儿》是其中的一篇。它讲述了两个半截的故事——一名文学爱好者纠缠着作家，希望展示自己写的、“更好的”小说。通过电邮，一段段文字传来，从不感兴趣到渐入佳境，可在该结尾时，爱好者突然消失，作家因此精神崩溃……

这也许是一个隐喻：生活本无结局，正是基于对结局的好奇，我们才挣扎着活到今天。所谓结局，是永远等不来的“戈多”。

但更可能是：它表达了一种感悟，无法概括。正如双雪涛所说：“我没设计结局，觉得差不多，就写下来了。”

这种不确定感，不仅是《女儿》的魅力，也是《猎人》整部集子的魅力所在。

首先，在强制单一化的氛围中，双雪涛仍在坚持现代主义写作，以呈现出世界本然的多元性，体现了一个作家的良知与抵抗。

其次，呈现出文体实验的更多可能，如《Sen》《杨广义》等篇，采取了伪纪实手法。近10年来，该手法风靡欧洲，却很难让中国读者感同身受，双雪涛找到了在本土落地的可能。

饱含沉痛，却摇曳多姿。在小说日渐边缘化的时代，幸亏还有双雪涛。也许《猎人》并不完美，但它至少传达出小说应传达出的声音，那就是：忠实于自己的内心，永不妥协，永不媚俗，永不放弃。

因汪曾祺开始读严肃文学

北青艺评：您是如何走到小说家这条窄路上的？

双雪涛：完全是偶然吧。我上大学时学的是法律系，毕业后在国家开发银行辽宁省分行干了五年。我一直在读小说，但从没写过。2010年，赶上《中国时报》主办的首届“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正征集作品，就用20多天写出了6万多字的《翅鬼》，没想到还真获了一个奖。

获奖后，我开始想：今后是否可以去写小说呢？毕竟银行的工作太枯燥了。家人吓了一跳，但我很快办完辞职手续，等他们阻拦时，一切已是既成事实了。

北青艺评：您小时候没有当作家的理想吗？

双雪涛：我小时候没什么理想，如果说有理想，也只是考试升学而已。

上中学时，我作文还凑合，那时功课压力大，好在我成绩还行，父母也不怎么管我。我平时喜欢看小说，看完就给同学讲。刚开始喜欢金庸，看得如醉如痴。后来老师提到阿城、白先勇、汪曾祺、张爱玲等，我就去书店找。恰好当时中国青年出版社出了一套百年中国文学经典丛书，先买了汪曾祺卷，读后觉得太好了，他的语感让人很舒服，我至今仍觉得他是语感最好的作家之一。于是我又买了其他的卷。

北青艺评：好多人是看了鲁迅的文章才喜欢文学的，您为何不是这样？

双雪涛：确实，中学课文里有鲁迅的小说，比如《孔乙己》等，但它们与考试关系太密切，每段都要总结中心思想，我实在被折磨得不行了。如今再回头去看鲁迅的东西，觉得确实挺棒，因为已经忘了当年的痛苦了。

我对家族史不“感冒”

北青艺评：好多作家是上大学时开始写作的，您为何错过了这一阶段？

双雪涛：2003年，我考入吉林大学。当时学校的图书馆特别破，不能开架阅览，找书得先到一个小屋子里，在两台破电脑上查借阅号，太耽误工夫。所以那时读的文学书不太多。毕业前，学校的新图书馆竣工，金碧辉煌，可我没赶上。那时网络文学开始兴起，我也没接触到。

每个人都有爱好，我那时的爱好就是看闲书，踢足球，没想过写作。

北青艺评：走到写作这条路上，与家庭环境是否有关？

双雪涛：没什么关系，我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后来下岗了。

我的太爷爷是北京人，给溥仪做满洲饽饽。溥仪在伪满洲国复辟时，将我太爷爷带到长春，后来我家就留在东北了。对于这段历史，我爷爷的印象已很模糊，上世纪90年代，他也去世了。听我姑说，我太爷爷觉得受手艺影响，导致一生的命运不好，所以后代都没学这个。我太爷爷是满族，但我的身份证上写的是汉族。很多人都奇怪：汉族还有姓双的？

对于我家族的历史，我不太“感冒”，只知道一点点，约等于完全不知道。

至于写小说，与性格有关——我不是特随和，有些事忍不下去，就会去处理。我愿意写东西，因为只会干这个，别的不会干。最困难时，北京的朋友叫我去写电视剧，我试了试，实在不会写，还是写小说有意思。

《杨广义》是自己长出来的小说

北青艺评：在《猎人》这本短篇集中，《Sen》《杨广义》让人印象深刻，这种写法在今天欧洲很流行，但中国读者往往不理解好在哪里，您是刻意选择这种写法吗？

双雪涛：说实话，写的时候没想过什么写法，不知道为什么最终会写成现在的样子。

写《Sen》之前，我正在看一些日本著名电影导演的传记，发现小泽安二郎、黑泽明等都参加过侵华战争，很少有人知道这些，也不关心他们究竟是怎么想的，这是我决定写这篇小说的源头。

至于《杨广义》，是这本集子中写得比较顺的一篇。杨广义只是普通工人，离开工厂后，却被传说成武功大师、黑社会头目，这个神话伤害了仍在工厂上班的陈皮——他被误认为是杨的徒弟，而帽子一扣上，就再也摘不下去。这个故事对我有一种诱惑，所以一口气就写下来了，写作过程特别舒服，它是自己长出来的小说。

这种传说在传统社区中不罕见，当年我家“动迁”，没地方去，只好搬到工厂里住了几年，所以对那个环境很熟悉。我对自己从小长大的那条胡同已记不太清楚了，但对工厂宿舍的记忆却很清晰。这段生活在我的心中打上烙印，影响着我对世界的看法。它不再只是素材，而是塑造了我这个人。不论我写不写这个背景，它其实一直都在。

北青艺评：在《猎人》中，多次采用“戏中戏”的写法，是否会让读者感到雷同？

双雪涛：我写过很多短篇，这本集子呈现了我过去一段时间的新想法，即在有限的空间中去做些不同的东西。我没刻意写“戏中戏”，而是下意识采取了这种新的尝试，也许在那段时间，我的感觉就是如此吧。

北青艺评：《猎人》是整个集子中的一篇，以它作为全书的标题，是特别喜欢它吗？

双雪涛：确实如此。它从头到尾有一种紧张感，它讲了一个诱捕的故事，这与写作的心态很接近，小说家也是在捕捉内心的一些东西。凭着直觉，就把它写出来了。所以我很喜欢这篇小说。

写中短篇多，因为只够写那么多字

北青艺评：《猎人》中共11篇小说，却写了一年半，是不是太慢了？

双雪涛：差不多一个月一篇，写短篇小说，也就这个节奏了，写得更多就太疲劳了，不容易出好东西。每篇小说初稿我大概要写7到10天，平均每天也就1千字，此后还要反复修改。我又不是网络作家，怎么可能写得太快。最开始写作的时候速度是很快的，因为那时候的主要意图是表达、表现、表露，想把自己托举起来给人看，这两年速度慢了下来。

当然，按这个创作速度，如果只靠稿费的话，确实很难生活，但现在稿费标准比过去还是好了许多。

北青艺评：您这一代作家的中短篇写得太多了，莫言那一代在这个年龄段已经写了很多长篇了，这是为什么？

双雪涛：我个人比较喜欢写中短篇，只是中国作家对长篇的执念较重。写中短篇多，是因为写到那里了，感觉只够写那么多字。写长篇要有适合的东西，必须好好准备。我过去也写过长篇，但不太成熟，将来会再试一试。只能说，我依然被长篇所吸引。

我是不太会按提纲去写作的人，每篇小说用的时间都不一样。

北青艺评：在您的小说中，写过很多对老沈阳的追忆，但在今天，大多数都市人已丧失了故乡感，这该怎么办？

双雪涛：这不只是中国的问题，而是全世界都存在的问题，只是我们这里更凸显而已。人总有故乡，天然会产生故乡感，但变化太快了，故乡也就模糊了。

作家去看这个问题，不应只是虚构或呼唤乡愁，不能只浮在表面。对于失去故乡的迷惘，本身就值得一写，文学有责任处理社会痛苦，关键是如何处理好，能否穿透时代，提供贯穿性的思考。

今天更适合搞创作

北青艺评：作为先锋文学写作者，您觉得最难的是什么？

双雪涛：先锋不是形式的先锋，而是理念的先锋。先锋文学不是外包装，必须保持它的探索精神，即不完全合作的精神。有了探索精神，不论写什么，都是先锋文学。作家不是木匠，不能只想着把这个珠子车圆了，就算完成工作了。

生活在这个时代，保持力量感不太容易，所以在意识中，要有不断追求新东西的主动性。

此外，文学与历史、哲学等的关联性非常强，小说是能承载很多东西的一种文体，足以容纳更多的相关成果。作为作家，并不是把握好动向、保持正确位置就行，还要不断思考。

现代社会日渐多元，每个人都不容易。作家能做到的只是不断提醒自己，要有与其他工种不一样的东西。这是一种能力，而不只是追求。因为追求可能把人带到不同的地方，追求是说不清的，它太像口号。

北青艺评：随着年龄增长，这种力量感会不会逐渐远去？

双雪涛：我还好，这几年内心的变化不是特别大。随着年龄增长，看问题的侧面会更多一些，对事物的理解力会上升，但我内心的运作方式并未改变。

北青艺评：您说的“内心的运作方式”指什么？

双雪涛：就是在艺术低落的时代，作家追求的不应只是把自己的日子过好这么简单，如何在这个时代写出好东西，与这个时代发生关联，并且属于这个时代，这很重要。

在今天，文学的力量和过去不一样了，即使写出好东西，可能人们也不太关注。但我觉得，正因如此，今天更适合搞创作，毕竟社会形态更丰富，社会有活力，还有太多东西等着作家去处理。

北青艺评：可很多人会感到灰心，与世界相比，我们当代文学还有不少差距，您怎么看？

双雪涛：我没有灰心。文学不是奥林匹克大赛，不是中国、美国、日本各出一个选手，大家一起去争冠军。文学还是以自己为主，汉语文学有很独特的一面，我觉得中国语言还有巨大的潜力。作为文字工作者，应该先把自己的东西搞好，再去研究、评判别人。

追求全球化只是一种思考方向，在此之前，应先把自己的事情整明白。

没人听也不选择沉默

北青艺评：您偶尔是否也想过放弃写作？

双雪涛：我是一个喜欢踢足球的人，踢球让我成了一个不轻言放弃的人。

在现实中，文学确实正遭遇挤压，不像热搜那样，能站在时代前面。但时代如何对待作家是一个问题，作家如何对待时代是另一个问题。空间小，没人听，并不等于作家要选择沉默，如果大家都不说话，情况可能更糟。我们至少还在坚守这一阵地，还可以做得更好一点。

大家都在说，这是一个什么什么的时代，其实谁都还没看清时代变化，至少对我来说，我还没清楚地看到文学已经失败了。

在信息时代，人们仍需要讲述，只是文学变成了讲述的底盘。有了微信后，人们说的话反而更多了，看的字、写的字也更多了，只是肤浅了一些。在今天，文学仍然有能量，关键看我们能用它做出什么事。

北青艺评：您的小说最令人感动的地方在于，它们努力呈现着多元性，这是不是也是一种抵抗？

双雪涛：确实如此。心灵鸡汤也很好，可以让人活得更积极一点，但只有一种生活被鼓励，必然带来可怕的结果。文学提供了多元可能，每个人从中都能得到不同的东西。参差多态才是幸福之源，文学的价值就在于提供了足够的宽度。

北青艺评：您一直在坚持写作，心中是否有一个目标，它是什么？

双雪涛：我心中还真没有这么一个目标，至少没有具体的目标。我只是觉得，把更多投入到写作上，或者投入到与写作相关的事上，这是对的。至于最终写出什么，只能走着看，我不是那种孤注一掷、死而后已的人，也没有过这种想法。写作本身就很有意思，究竟下一个什么样的蛋，我从来没有想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