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走出校门、走向社会的第一站就是《文艺报》，在这里，我有幸接触了很多品格高尚、学问深广的前辈，他们是我人生道路上的引路人，也是我事业上的引路人，与《文艺报》的这份感情是永远不可能割舍的。

在正式谈“三驾马车”之前，我想先提到一个人，这个人身上体现出文人的修养、宽厚、善良毫不逊于张光年、侯金镜和冯牧三人，他就是黄秋耘。黄秋耘在清华大学外文系念书时是韦君宜的同学，曾经参加过“一二·九”运动，也是“中间人物论”的代表人物。《文艺报》正式为我下达调令的时候是1964年夏天，而黄秋耘早在1、2月份的时候已经提前到北大学生宿舍了解情况，可以说，把我“圈”到《文艺报》来的第一人就是黄秋耘。正是因为这样的机缘，我与黄秋耘有了一些联系，也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帮他给家人递送工资。尽管我后来离开了《文艺报》，他也回到广东从事出版工作，我们仍然保持着很密切的交往，他是我与《文艺报》结缘的开始。

张光年

理所当然的“老大哥”光未然

《文艺报》是我从大学走向人生的第一站，我也没想到这一站会如此漫长。1964年8月24日，我被分配到中国作家协会《文艺报》工作，当时我是有些惊讶的。因为我是个肺结核病患者，尽管传染期已经过去了，但身体还未完全康复。1971年在五七干校的时候，听谢永旺谈到往事，我才知道当时张光年过问了我的事情。原本希望把我先送到亚洲学生疗养院疗养，再投入到工作岗位中去。当时打电话到学校去的时候，正好是夏收期间，接电话的青年教师谢冕告诉对方，我随班长等同学一起下乡捡拾麦穗、参加劳动，对方一听我既然已经能参加劳动，想必身体是恢复得差不多了，因此我也就顺理成章地来到了《文艺报》。

从毕业来《文艺报》工作到进入五七干校的这段时间里，《文艺报》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三驾马车”，这“三驾马车”的老大哥是张光年。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参加过国民革命，在缅甸、东南亚一带从事过地下抗日工作，既有着革命的情怀又有着诗人的气质，他的学识也非常渊博，不仅写过关于《文心雕龙》的专著，而且对于外国文学、马克思主义等专著也熟稔于心。我刚刚到《文艺报》的时候，他还在乡下搞“四清”运动，等他回来以后不久《文艺报》就停刊了，所以，我们真正意义上的深度接触主要是在五七干校的那段日子，我有幸与他同屋相处，前后差不多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当时，他的胳膊因从马背上摔下来而落下旧伤，但仍然拎着铁铲，十分吃力地与我们一起铲土、修田埂。由于睡眠困难，每天晚上中央专案组给他发两粒安定，但我记得很清楚的是，无论白天劳动再辛苦，晚上他都会点一盏小马灯看书，也建议我可以读一读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1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政变记》以及歌德的《浮士德》、莎士比亚的《雅典的泰门》等。当时干校没有《浮士德》，我回到北京以后从他家拿到了这本书，但非常惭愧的是，我一直没能啃完这本书，感到很对不起他。

尽管当年张光年是中央专案组的审查对象，但我们两人还是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很多年以后，单位同意他回北京探亲，我数次去他家中看望，他那已经80岁高龄的老母亲还亲自下厨为我炒了四个菜，郑重地感谢我在干校时期对光年的照顾，现在回想起来仍然十分感动。张光年对我的潜移默化的教育和影响作用是很大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我的人生道路上他是重要的引路者之一。

侯金镜

侯金镜：“理论家”兼“组织家”

当年包括我在内的10个大学生进入《文艺报》工作时，张光年任主编，侯金镜和冯牧担任副主编。侯金镜既是理论家，也是《文艺报》的组织工作者，非常遗憾的是，他去世的时候还不到50岁，但他却给我留下了兄长一般亲切的印象。最让我感动的主要是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他帮助解决了我们新入职学生的宿舍问题。当时10个大学生住得很分散，我因为肺病可以一个人住，但要自己生火取暖，而且光照很差，部分学生的生活习惯也与同住的作家、诗人有一些差别。我将住宿的困难向侯金镜反映后不到一周，单位就在和平街附近一幢有暖气、有煤气的住房中拨出了三个单元，把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宿舍问题解决了。

第二件事情发生在《文艺报》的杂志阶段，原计划刊发一篇关于中国电影发展史的批判文章，但侯金镜并不满意，于是找到写过新人新作短评的我，给出一星期的时间让我重新写一篇文章。我只用了一天半的时间就交了稿，还因此受到“年轻人有闯劲、有拼劲”的口头表扬。尽管在特殊的时代历史环境下，这一篇文章是化名发表的，但当时的我既不熟悉书的作者，也不了解电影发展的历史，仓促写就的文章对作者造成了很大的伤害，至今回想起来仍觉十分惭愧，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依然要向被我批判的作者表示深深的歉意。但是，从这件事情中可以看出，在《文艺报》的工作中侯金镜为我们这些年轻人充分创造了锻炼和尝试的机会。

也正是《文艺报》对待年轻人的态度影响着我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的工作方式，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华声报》等单位任职的时候，都非常注意锻炼新人。正因如此，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从《文艺报》走出来的写作者是最多的。同时，《文艺报》在培养青年编辑骨干、文艺骨干方面贡献颇为突出，我们10个大学生刚刚进入《文艺报》的时候，和我在一个团支部的青年编辑阎纲不过30出头，他撰写的中、长篇小说评论文章已然名声在外，我想，这一方面是青年英才的个人能力使然，另一方面也归功于报社领导对年轻人的信任和提携。

冯牧

冯牧：“救火队长”兼“一号伯乐”

我初到《文艺报》时分配在作品评论组，参与的栏目叫“新人新作短评”，当时这一组由副主编冯牧负责。冯牧是这“三驾马车”中的“笔杆子”，有时候报社遇到比较急迫的重要选题又找不到合适的作者时，需要内部人员来完成写作任务，冯牧常常就像团队中的“突击手”和“救火队长”一般，承担起撰写文章的重任。尽管他是我的领导，但正如冯牧自己说过的那样，他是“最没有架子的”，平时我也经常去他的家中闲聊、谈心。

在五七干校的时候，冯牧是住在我和张光年隔壁的邻居，也是经常与我促膝长谈的朋友，我们聊得很交心，甚至还聊到他的恋爱经历、婚姻体验和爱情观念。有一次，我在与其他人聊天的过程中，很随意地提起美国的报纸可以批评总统，结果一个在场的干部批评我犯了思想原则上的问题，要向上级报告。冯牧出面说服了他，也保护了还是青年的我。

在“文革”后期，冯牧因身体原因获准提前回到北京，当时我拜托他帮我买一些书寄回来，比如《天演论》《巴黎公社史》以及摩尔根学派的专著之类。我在散文集《感恩的翅膀》中，曾有两篇文章怀念在《文艺报》时期与冯牧的交往，以及在五七干校与他一同看守草料场的日子。在这段时间内，我们曾有过很多通信，郭小川、张光年等人与我的通信都是拿信纸一板一眼、工工整整地写，而冯牧则是拿香烟纸非常随意地给我写信，我在信中称他为“冯先植同志”。后来我回到北京以后，也经常去他家蹭饭、闲谈，有时候“没大没小”地互相寻开心，成为平淡生活中一点难得的乐趣。

冯牧的家里总是高朋满座，不仅有部队里的故交，也有地方上的作家，甚至还有京剧演员。客人离开以后，冯牧总是一个人静静地读书，直到深夜。冯牧可以说是作协领导中阅读作品最多、扶持作家最多的人，因此旁人都说冯牧是“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张守仁曾撰文将冯牧称为“文坛一号伯乐”，我认为这种评价并不夸张，因为他以独到而敏锐的眼光在文学界发现、培养、扶植的文艺新人数量最多，其中很多人后来都成为了当代文学写作团队的中坚力量。

为什么称张光年、侯金镜、冯牧为“三驾马车”？因为我发现他们身上体现了老一辈知识分子的人格和道德魅力，他们三个从来没有互相揭发或在背后说坏话的时候，在那样特殊的时代环境下实属难得。《文艺报》的这三个人，一个老大哥张光年在前面驾辕，后面跟着侯金镜和冯牧这两匹骏马，这就是我心目中的“三驾马车”。

我希望文艺报社后来的年轻人们能够记住他们、怀念他们，这样的话才有可能在一个新的时代和新的环境下把报纸办得更好，对得起广大的读者，对得起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