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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晖:《文艺报》的板房时代

来源:文艺报 | 朱晖  2019年09月18日08:19

沙滩北街2号

“文革”后恢复建制的《文艺报》,原本是要入住朝内某处深宅大院的。有水榭,有假山,甚至还有个可以容纳百十人的电影放映室。如此豪华的规格,对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即有“文艺界的红旗杂志”之称的《文艺报》,应该说还是般配的。

未成想,《文艺报》却阴错阳差地与这豪宅失之交臂,最终入驻了沙滩北街2号院。北面是文化部办公大楼,南面是著名的“五四红楼”,蜗居期间的一座二层活动板房,不仅成就了《文艺报》由复刊再到改为报纸的七八十年代,也成就了彼时的我们。

《文艺报》在文化部大楼内另有几间办公室,条件要好上许多,却统统分配给了理论、评论、艺术等业务部门。若以职位、声望、甚或只是依年岁和所谓惯例而论,报社的首脑们本不必如此调度。不过,从我1983年进入报社始直至报社迁离文化部大院,从未见领导们把这当作一种“德政”来宣讲,一众同仁更是不以为意,处之泰然。也许是简陋的办公条件从旁推近了报社同仁的间距,当时与我脚前脚后入职的青年人,似乎也从未有机会领悟板楼内的官威、官腔之类。在无拘无束的相处之中,在油然生成的信任与尊敬中,每个人都顺畅地融入了这个群体。仅凭这,那一处板楼,即足以勾连出那一时期的诸多难忘。

记忆中,为了容纳尽可能多的部门和属员,板楼的开间都不大,惟一的例外是二层西侧的会议室。一台乒乓球案居中摆放,四围是密扎扎两环折叠椅,勉为其难地挤进报社的四五十号同仁。在这里,最经常召开也最让人着迷的会议,是由专司各种文艺门类、体裁的编辑,受命当众汇报最新的创作和理论批评成果动态。这样的例会于汇报者是展示自己对于最新创作和理论批评现象的掌握与梳理,于与会者则是一种殊为可观与难得的学术获得与交流。无拘无束的讨论,大大地提升了有价值的思考,进而促成了质地坚实的选题。正是这样的工作制度和学术流程,奠定了《文艺报》的学术性与权威性,也连带着培养了一支有能力开展独立的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的编辑队伍。我一直相信,因为拥有这两方面的独门绝技,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所谓文学的井喷期,《文艺报》才能依然保持对文艺界的普遍关注与敬重。而我和我这一辈编辑,从地地道道的门外汉成长为差强人意的《文艺报》编辑,也正是在这样的润泽中,渐渐领悟了我们的前辈和兄长辈所铸就和践行的这一种学术底色。脚踏实地,扎扎实实,《文艺报》教育我这样面对编辑业务和学术活动,面对自己的人生。

如今,几十年过去,我初进《文艺报》时的前辈如冯牧、孔罗荪、唐因、唐达成诸公,甚至我的兄长辈如雷达、孙武臣,已先后仙逝。他们的音容笑貌,以及我有幸与之相处的种种,连同那一处简陋至极的所在,依然在我心底凝着浓浓的感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