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78年7月，《文艺报》复刊，当时的办公地点在东四礼士胡同129号。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曾是印度尼西亚驻华使馆，粉粹“四人帮”后这个院子由文化部政策研究室使用。冯牧同志是文化部党组成员、文化部政策研究室主任，同时也是《文艺报》的主编。《文艺报》复刊后没有办公地点，他就从政研室挤出两间房作为《文艺报》临时办公地。此院是两个并排四合院，院子之间有走廊相连，后面是个小花园，有水池、亭子、花草。整个院子雕梁画栋，前廊后厦，精美雅致。《文艺报》办公室在东院，一间坐北朝南，编辑部谢永旺、召明、黄文珍、陈新民、李燕平和我在这儿办公；另一间南北走向的大房间，是陈丹晨、阎纲、刘锡诚、吴泰昌、郑兴万、雷达、高洪波、文椿、杨天喜等编辑的办公室。我们编辑部这间屋原来是于会泳的办公室，屋里铺着厚厚的浅色地毯，摆放有一大两小三个大沙发，卫生间有进口高级浴缸。我和李燕平、陈新民都是从兵团回北京的知青，李燕平是编务，陈新民是美编，我负责机要通讯和行政事务。在这个古色古香的院子里办公，编辑部讨论研究的都是文艺界拨乱反正的大问题。在那个时代，《文艺报》是文艺界的旗帜。

《文艺报》在这里待了一年多的时间。1979年底，上级决定将《文艺报》办公地址搬迁到东城区沙滩北街2号，就是现在北大红楼后面的五四广场。当时广场的空地上盖满了简易两层办公楼，中国文联、中国作协、《文艺报》，还有文联其他几个协会都在这里办公。《文艺报》在这里有两个办公地点，一个是《求实》杂志大楼5楼两间标准办公室和一间大办公室，《文艺报》的理论部、评论部、艺术部在5楼办公；还有一个是一栋两层简易楼，楼上是新闻部、小会议室，楼下是副主编办公室、编务、行政办公室和资料室。主编冯牧、孔罗荪在中国作协有职务和办公室。那个年月简易楼没有空调暖气，冬冷夏热，办公条件十分艰苦。单位没有食堂，中午我们就到文化部或《求实》杂志的食堂去吃饭。当时《文艺报》有一个好传统，每个月有一次情况通气会，会上先由最近从外地出差回来的同志汇报各地文艺界情况和他们的研究成果，再由主编或副主编传达中央对文艺界有关的精神、指示并提出《文艺报》下一步宣传报道工作重点。后来在这个基础上，《文艺报》编了一份不定期出版物《文艺情况》，《文艺情况》一经出版就受到全国文艺界的好评，被称为“文艺内参”。在这期间，《文艺报》从月刊改为半月刊，又从半月刊改为周报，成了一份名副其实的报纸。从1979年到1987年期间，《文艺报》一直在沙滩北街2号办公，办公条件虽然艰苦，但《文艺报》经常发表一些在全国有重大影响力的文章。这是一个充满火热激情的变革时期。

1984年，中央批准了中国文联、中国作协、《文艺报》联合盖办公楼的方案，联合组建了基建办公室，开始时基建办公室人手不够，把我临时借调到基建办一个月。每天不是跑北京规划局就是跑建筑设计院，忙得不亦乐乎。大楼开工的时候，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的有关领导出席了剪彩仪式。大楼工地是在一片菜地上，周边除了农展馆就没有别的楼房了。那时三环路还没有全线通车，建长虹桥是上世纪90年代的事儿。1987年大楼落成，当年8月《文艺报》搬到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中国文联大楼，大楼第6层加上第7层的一个房间属于《文艺报》。当时没有搬家公司，我们从中国作协借来卡车，报社的年轻人冒着酷暑，一连搬了一个星期。从1978年7月复刊到1987年8月，9年过去了，《文艺报》终于有了自己的办公室。

从1978年8月到2006年8月，我在《文艺报》工作了28年时间。在《文艺报》创刊70周年之际，写下一点我经历的《文艺报》办公地变动过程作为纪念。

我永远怀念在《文艺报》工作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