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的文学生涯是从1972年5月进入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评论专业学习开始的，但我真正深入接触和开展文学活动始于1979年进入《文艺报》编辑部。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当时的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工作。后来，张光年先生从干校调回到出版局工作，领导分派我到他身边工作。“文革”结束后不久，张光年先生转身投入中国作家协会的恢复工作。我因工作之便，认识了从人民文学出版社借调来写作的谢永旺先生，不久他也回归作协参与《文艺报》的复刊工作。我向两位先生提出希望到《文艺报》工作的愿望，得到他们的热情帮助。在1978年国庆节以后，我来到当时的《文艺报》所在地北京东四礼士胡同上班。

来到《文艺报》，方才感觉到走向了当代文艺的中心。那个时候，文学组织、队伍都在恢复的过程中，文艺作品的创作表现都还刚刚开始展开。而这时，《文艺报》在张光年、冯牧等同志的统领下，勇敢地担负起开路先锋、水下尖兵般的作用。像孔罗荪、唐达成、唐因、谢永旺、陈丹晨、刘锡诚、阎纲、吴泰昌等骨干人物，个个都是勇猛的战将。而像雷达、何孔周、高洪波和我等编辑部人员，也都不失为勇于冲锋的战士。记得在人们对很多此前曾经受到读者喜欢的作家作品还不敢明确表态的时候，只是因为《文艺报》提及和推崇，就很快得到出版发行，有力地推动了文学作品的开禁和出版发行工作。像李建彤的《刘志丹》、杨沫的《青春之歌》、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巴金的《家》等许多文学作品，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得到平反或再印刷出版的。身在《文艺报》，真正地感到了它在那个中国社会思想反思、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解放思想、推进文明建设发展时期的个性。《文艺报》是当时文艺思想和行动的风向标，是文学变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源。

1979年秋冬时节，我参加了由《文艺报》和《文学评论》联合在崇文门饭店召开的“全国文艺理论座谈会”。1979年11月，我在西苑饭店参加了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的简报采访书写工作，这次会上收获的文艺文学信息内容更加丰富，也认识了很多曾经耳闻或读过其作品的作家，这次会议是全国文艺队伍重新集结出发的重要会议。第四次文代会后，《文艺报》领导为了掌握长篇小说的创作情况，决定集中一些从事文学批评的人，专题性地阅读研究长篇小说创作的状况。《文艺报》评论组组长刘锡诚指派郑兴万和我具体组织这个活动。经征询意见，最后约请了陕西的王愚、山东的宋遂良、江苏的黄毓璜、北京的孙均政、河北的孙达佑、浙江的钟永康来京，在西山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部所在地邵家坡举办读书班。这是《文艺报》复刊后举办的第一次读书班，也是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第一个类似笔会性质的活动，后来人们戏称参与这个读书会的人为“黄埔一期”。这个读书会后，产生了好几篇研究评论长篇小说的文章，陆续在《文艺报》上发表了。而且这些人不少后来都成了参与新时期文学评论的骨干，对促进当代文学创作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读书会期间，冯牧、孔罗荪还同唐达成、刘锡诚、阎纲、吴泰昌、钟艺兵等亲自从城里来看望大家。那时，像张光年、冯牧这样的作协领导，没有官气作风，对文学创作、对作家，真是热情认真，亲自读作品，写文章，相互诚挚交流，关系非常亲和密切。

1981年秋天，我参与了《文艺报》组织召开的“散文创作座谈会”。这次座谈会可谓规模空前，受到邀请并出席的有冰心、夏衍、李健吾、沈从文、臧克家、张光年、刘白羽、严文井、荒煤、唐弢、吴组缃、冯牧、吴伯箫、韦君宜、袁鹰、孔罗荪等著名作家和编辑部人员。与会者认为，散文应当是真实真诚的质朴精巧表达，反对虚伪和矫揉造作，防止缺乏内容质感的流于随便铺展的文字游戏。会后，《文艺报》进行了报道，并随之开辟了“我与散文”专栏，陆续发表了不少作家的散文写作体会文章。后来1982年《文艺报》还同《人民文学》共同在和平饭店召开了“报告文学座谈会”，张光年、刘白羽、秦兆阳、冯牧、贺敬之、袁鹰、田流、柯岩，以及两家刊物的相关人员刘锡诚、周明等不少人参会，对报告文学创作自徐迟《哥德巴赫猜想》发表之后出现的繁茂景象进行总结和研究。在人们更多关注小说、诗歌创作的时候，《文艺报》的这些活动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反响。

我到《文艺报》最大的收获是较早地进入了当代文学的中心和舞台，每天接触的都是文学研究水平很高的评论家、优秀的老师，所参与从事的活动都是很好的文学学习锻炼过程。正是因为这样的环境、氛围和工作对象，自己对于文学的理解认识快速提高，也陆续开始了鉴赏评论文章的写作。

正是从《文艺报》开始，我的文学评论人生开启了，一直走到今天。所以，我很怀念在《文艺报》的那些虽然短暂但却激情蓬勃的时日，感谢《文艺报》对我的滋养和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