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原发《文艺报》1962年第2期

1956年底，我进入文艺报社工作，到1982年调往《小说选刊》为止，整整27年。记得我刚刚到报社的时候，谢永旺在迎新会上说：“当我离开人世的时候，我要像别林斯基一样，将我的《现代人》和《祖国纪事》——《文艺报》枕进棺材”，这句话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文艺报》通常是政治斗争的突破口，经历几番风雨过后，1956年，张光年、侯金镜临危受命到《文艺报》履职。1958年1月出版的《文艺报》第2期上刊出《再批判》特辑，按语是毛主席改写的，来信中点名批评张光年等3位正副主编“你们政治不足”，“你们是文学家，文也不足”。张光年极度兴奋，继而紧张，说：“我们《文艺报》说空话、发空论的文章不少，洋八股、党八股积重难返；我肚子里的货色少，写出来的文章空，一片衷忱，满纸呆相。”他坐不住了，撰写出《论说托尔斯泰没得用？》《端方的下梢头》等不少生动活泼的文章，对我们改造文风影响非常之大。他温文尔雅的诗人气质、谆谆教诲的学者风度、热情洋溢的演说才能以及刚劲秀美的书法艺术，都是那么清晰和美好，一直保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黄秋耘洋溢着艺术情调的批评文字别具一格，他喜欢“精致而优美的艺术形式”，“宁愿淋浴在小小的浪花中洗净自己的心灵”，不愿“时时刻刻都在装腔作势地咆哮”。他的作品如《杜子美还家》《丁香花下》《雾失楼台》等，成为他人道主义理念的文学范本。

资深的领导兼评论家冯牧，任《文艺报》的专职评论员。他热情奔放，敏感有才，人缘最好，来客最多，团结作家、阅读作品最多，是推荐作品最勤、最热情的文学批评家，一直到老，仍手不释卷。冯牧精通中外、思想开放，其文学评论人所称道。上世纪80年代参加作品讨论会，我亲见冯牧戴着老花镜一字一句地引用原著，联想起在《文艺报》的日子，几乎掉下泪水。

张光年文质彬彬，侯金镜凝重严谨，冯牧敏感热情，黄秋耘简约精当、脉脉含情，是他们把我们一伙年轻编辑带大的，我们恭恭敬敬地称他们为老师。

在从事文学编辑和学写文学评论方面，《文艺报》是我的摇篮，侯金镜是我的恩师。他嘱咐我说：“你自己有了写作实践，方知评论的甘苦，约稿时就有了共同语言。”“我要让你的专业相对地固定下来，长期不变，争取在这一领域有自己的发言权。” 侯金镜手把手教一个出身不好的人熟悉业务。他教我一丝不苟，更要我“有胆有识”。他敢于顶风，为收有萧平的《三月雪》、杜鹏程的《年轻的朋友》、陆文夫的《小巷深处》、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1956年短篇小说选集》撰写序言，序言的题目是《激情和艺术特色》，序言中说：“不能充分保证他们的个性和想象力在宽阔而自由地发展，公式化、概念化的堡垒也不能最后地、彻底地被冲垮。”到了三年困难时期，文坛仍处在反右倾、一步步走进死胡同的当口，侯金镜发表《创作个性和艺术特色——读茹志鹃小说有感》，文中写道：“高亢激昂、豪迈奔放的革命英雄主义是我们这时代的主调”，但是“茹志鹃作品的优美柔和的抒情调子，唤起了读者对于时代的温暖、幸福、喜悦的感情，这种感情既是健康的，也反映了人们多样化的感情生活的一方面”。在当时那样狂热的人文气氛中敢于这样开明地衡文论道，实属空谷足音。

1961年底，侯金镜带我到颐和园云松巢阅读全年的中、长篇小说，教我分析作品的思想和艺术。只要言及鲁迅和苏俄文学，他的话匣子就打开了，对托尔斯泰、果戈里、别林斯基如数家珍。我发现在他的文艺思想里有一条十分明晰的红线，就是现实主义——直面现实的现实主义和干预生活的批判现实主义。

侯金镜一有发现，便到我的窗外喊上一声，《红岩》就是他首先喊出来的。他说：“现在是困难时期，人们物质生活匮乏，要使大家的精神生活丰富起来。”“我们需要革命的浪漫主义，但要拿生活的真实作基础，绝不能拔高人物。当前形势下，宁肯牺牲浪漫主义，也不能牺牲现实主义！”在侯金镜的鼓励下，我写了《一九六一年中、长篇小说印象记》，重点推出《红岩》。他又组织了一次讨论会，共5人：王朝闻、孔罗荪、王子野、李希凡、侯金镜，由我记录整理，题为《〈红岩〉五人谈》，一时间，全国掀起“《红岩》热”，1962年被称为“《红岩》年”。

侯金镜反复强调“有胆有识”，极力避免“胶柱鼓瑟”。“文似看山不喜平”，还要有曲直和张弛，不能“一道汤”。侯金镜提醒我，分析一部作品时，一定要抓住人物的个性特征。他说，你精细地分析一个鼻子，但要看准它长在什么人的脸上，而人又是历史的，是社会关系的总合。侯金镜的“鼻子”说，让我久记不忘。

侯金镜厚积薄发、诲人不倦的作风、直面现实的现实主义精神、严谨周密的卓识锐见，凡三昧，颇得其终生为之追慕的鲁迅遗风和神韵。1969年9月部分作协会员下放干校。侯金镜的最爱是书，十多架书橱，送的送、卖的卖，唯有鲁迅的著作以及研究鲁迅的书籍一本没动、一页不丢，连同他认为最经典的马列著作一起，全部打包装箱运往湖北咸宁向阳湖畔。收工之后，他把马灯拨亮，坐在马扎上，俯身床边学习《马恩选集》，直到深夜。

历尽劫难，《文艺报》先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1978年7月复刊，抖擞精神，敢为人先，代表被“文艺黑线专政”论折磨得九死一生的文艺家们向着真正的“文艺黑线”发起猛攻。“天安门诗抄”的大松绑，十一届三中全会思想的大解放，真理标准和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大讨论，为作家作品平反，为《班主任》等“伤痕文学”开路。一面是同病相怜，一面是同仇敌忾；一面是推倒文化专制，一面是张扬文艺复兴；一面背负传统的包袱重整归部，一面打开因袭的闸门扩充新军；一面是思想的解放，一面是忘我的工作。在东四南大街礼士胡同52号的一座小院里，聚集着义愤填膺的编辑和记者，冯牧和孔罗荪器重他们，放手让他们工作。《文艺报》是一台灵敏度极高的收发报机，没有辜负两个月前文联全委会“开创文艺新时期”的殷切嘱托。

当时的编辑部人员不多但工作效率极高。大家挤在一个大房间里，热气腾腾，不知疲倦地议论，不遗余力地编写，那份上进、那份融洽，在《文艺报》的历史上绝无仅有。它既是敢于弄潮的参谋部，又是对外开放的文艺沙龙，不少中青年批评家来这儿做客，聊着聊着一篇文章就有了。我们的主编冯牧，同时领导着文化部理论政策研究室，江晓天、顾骧、刘梦溪、郑伯农、李兴叶等一帮笔杆子像一家人一样经常走动，言必“思想解放”，语多“文坛动向”，激昂慷慨，捶胸顿足。我们为恢复革命的现实主义呐喊请缨，为迎接“伤痕文学”，惊呼短篇小说的新气象、新突破和中篇小说的新崛起，甚至理直气壮地为冤重如山的作家和作品平反，其势如地火之奔突、狂飙之卷席，葳蕤春意遍于华林。

我们举办了好几期“读书班”，联系和扶持一批文学评论新作者如黄毓璜、童庆炳、刘思谦、吴宗蕙、肖云儒、谢望新、李星等。又把“文革”前写评论，现在考虑要不要继续写作的中年评论家如单复、王愚、潘旭澜、宋遂良等邀请来京，授命撰写重头文章。这批中青年评论力量为新时期的创作开路，披荆斩棘，蔚为大国。我和谢望新不约而同地把“读书班”誉其名曰为“《文艺报》的黄埔军校”，直至今日，大家谈论起来仍然激动不已，“你是‘黄埔’N期的吧？”“永远忘不了咱们的‘黄埔’！”

我的编辑生涯大部分是在《文艺报》度过的，“文革”前后总共27年，我与《文艺报》同命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文艺报》是我安身立命的摇篮。